题记：昨天是今天的前夜，历史是未来的镜子，成败得失，于是乎在。探索国史脉络，立足本土文化，拥护十九大，共筑中国梦。
　　
　　 作为党外人士，最近首次参加了统战部门牵头的党建会议，由于对时政素来缺乏关注，对党建一词颇感陌生。通过会议开拓了视野，引发了思考，发现党建并非党外人士的无关之事：从历史进程来看，党建关乎现代中国的社会整合方式和政治力量建构，维护坚强统一的领导核心，取决于大一统的国情。近代以来，革命政党的兴起及其发展，是国史脉络的一条主线，推动着中国社会政治进程的前行。从共和国的开国到治国，党的领导，正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建政方式和本质特征。
　　
　　 （上篇）回望：国史脉络与文化基因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被迫纳入了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悠久的天朝体制全面崩溃。从古典文明到现代文明，整个社会形态及其文化面貌，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这一巨大转变中，传统的社会形态、社会意识无法适应新时代的挑战，维系大一统的皇权也趋于崩塌。直至清民之际，中国社会仍保留着传统的形态，民间以宗法力量自治，家族观念重，国家观念薄，民众与现代民族国家缺乏休戚之感。所谓乡土中国，面对国民的一盘散沙，时贤甚至产生了“中国之不像国家”的命题。民族危亡之际，如何将国民团结起来、振作起来，成为一项关键的政治任务。在现代中国的开辟中，从孙中山时代便奠定了以党治国的政治格局，民族意识的觉醒及其主义的宣传、政党的建设，从思想上、组织上改变着这一局面。
　　 纵观近代以来的历史大变局，能否形成一个强健的政治中枢，实现集中统一领导，国民的向心力如何，直接决定着时代的气运；不同性质的政治力量及其思想文化、精神面貌的盛衰，制约着历史进程的发展。
　　 在此过程中，随着清朝的没落，湘军的崛起挽救着晚清的落日。其中，主要倚靠了传统文化强大的凝聚力，乡土观念与宗法制度等传统力量，在湘军的建设中起着基础性作用。然而大国争雄的时代，暮气已沉的清朝深陷腐败不能自拔，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湘军及其继起的淮军同样暮气沉沉，很大程度上蜕化为官僚利益集团。政治生态，永远是时代气运的晴雨表。当太平不再、战祸连绵，随着军事集团、地方派系崛起，军政大权下移，近代中国形成了地方实权派的分裂倾向，深刻影响着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随着甲午战争失败，湘军、淮军集团与王朝的气运一同没落，直到庚子之乱，关乎立国精神的文化自信亦在深处瓦解，维系中央权威的传统皇权最终崩溃。
　　 随着清朝人心的瓦解，革命派倚靠精英人士组织政党，最终联合立宪派精英集团，一举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同盟会组织涣散、党性不纯，无法形成有效的领导力量，却迅速面临着官僚化的蜕变。随着袁世凯独裁，辛亥革命很快归于失败。袁世凯集团则脱胎于晚清没落的官僚体系，以北洋新军为基础，延续了湘军以来旧的传统，提倡对个人的忠诚，一时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力量。在共和国体的移植中，民国初年的政坛一度政党林立，好不热闹。其中，以梁启超先生为代表的改良派势力，先后选择支持清朝立宪和袁世凯开明专制，其中最重要的考虑，便是维系赖以统一的核心力量，避免国家因分裂而走向灭亡。然而，国家忧患之际，晚清腐败的官场文化却在深度蔓延，士习民风，萎靡不振，与东邻日本和西方列强的民族精神形成强烈对比。倘若精英阶层没有清风正气，谈何河清海晏？时代的衰落，总是集中体现为精英阶层的腐败，而腐败的本义，便是生命力的丧失。
　　 一生深谙官场、精于权术的袁世凯，在攫取皇权中暴毙，最后维持全国大局的政治力量崩溃，国家终于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长期的分裂，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更大的痛苦与危机。回过头来看，一旦社会深度分裂、无法有效整合，便无法成为民主共和的基础，中国社会更深刻的危机，正在酝酿之中。
　　 俄国十月革命后，国际国内格局发生深刻变化，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即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力量。这一时期，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通过建设革命政党、组建革命武装，逐步统一广东，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面对艰巨的革命事业，吸取长期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在党的建设中，尤其重视党的集中领导和思想建设，维护领袖的核心地位。相反，自由主义的思潮，遭到了孙中山先生明确的批评。孙中山先生去世后，通过组织建设壮大起来的革命力量，利用北洋势力的长期分裂与衰落，迅速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完成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
　　 由此可见，历史的转折点，便在于革命政党的建设。在历史的进程中，总是新生的革命力量由弱到强，最终取代了强大而没落的旧势力。从共和制度的开辟到确立，以党治国的模式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来自百年国史的沉淀。一种政治制度，只能在社会历史的洪流中产生，从来没有飞来峰。走自己的路——这个基本判断，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到当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后若一。一旦脱离国情，削足适履，只能误国。
　　 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固能成器长。”又说：“舍后且先，死矣！”内忧外患之际，中国社会思想分裂、各种矛盾集中爆发，虽然在勉强恢复统一的基础上，赢得了抗战胜利，但国本不固，积弊丛生，既无暇建设，更无从发展，民国成为一个过渡性的历史阶段。尤其是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党风不振，未能继承“天下为公”的总理遗训，无法战胜与生俱来的分裂与腐败，在国民心目中信誉扫地，终于败给了拥有坚强组织力量、扎根乡土中国的共产党。
　　 管子云：“饥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资者得振，则天下之归我者若流水。”共产党人的胜出，正是随着土地革命、社会革命的深入推进，以组织力量扎根群众，继承、发展孙中山先生以来的统一战线政策，争取最广大人民，赢得了最大公约数。“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人心向背、力量对比，由来是一个政权最根本的问题。在此过程中，倘若没有生机勃勃的组织力量，没有鱼水相依的群众路线，就不可能有人民战争，就不可能有农村包围城市。党的建设，对于共和国的开国、立国，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与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被并称“三大法宝”。如果说，发展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总钥匙，那么党建便是其中的总抓手。离开党的建设，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事业，将无从着手。
　　 总结历史，维护政治力量的统一及其思想文化的统一，从而整合中国社会，是大一统国情的内在需求。分析这种政治力量的性质，及其思想、精神的消长兴衰，正是理解近代中国历史脉络的一条主线。而历史脉络的里面，总是文化的基因。
　　 在中华文化中，尤其重视一个看似简单的哲学概念：“一”，其中包含了统一、合一的意义。它的最高境界便是和，追求“和实生物”，避免“同则不继”。例如，老子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与西方哲学强调分立、竞争不同，在宇宙秩序的美好生成中，总要有一个共同的根本。在社会政治领域，人类社会合群聚众的过程中，荀子指出其中的权利中枢，“隆一而治，二而乱。”这种观点，在儒、法、道各大学派中具有代表性，反映了中国政治史的规律。关照当下，我们追求民主、自由、法治，无非人类文明的必然要求，但它不可能脱离国情，不可能简单复制，绝对不是不需要中心点，贩卖几个洋标签。相反，必须依靠一个集中统一、协调各方的权威力量。毕竟，在我们这样无比庞大的社会，倘若思想和政治不能健康统一，“中国号”的稳定尚且没有压舱石，遑论社会的进步。
　　
　　 （下篇）叩问：党建工程与新的时代
　　
　　 现在，随着共和国的建立，共产党在长期执政中成为中国最大的政治力量，在担任执政中枢、整合社会资源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党建作为基础工程，在十八大的历史性成就及十九大的经典性报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十八大期间，从打老虎、拍苍蝇，到反四风、八项规定，中央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出实招、求实效，党的建设全面展开。在最高领袖的带领下，以坚定的意志、高超的艺术，以敢于胜利、自我革命的精神，有力改变了党建领域长期以来“宽松软”的局面，挽回了失落的民心，时代面貌为之丕变。在中国政治哲学中，所谓“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没有规矩，无以方圆”——倘若没有党的建设，没有治党管党、从严治党，没有一个稳固的领导核心，取得今天的成就、今天的气象，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国家失其中心点，不复成国家”。历史证明，我们的国家能不能凝聚有力，时代的面貌如何，关键在于政治核心力量，在现代中国便是党的建设。说到底，在中华文化里，党的含义就是人的结合，就是传统的合群聚众之道，解决的就是现代中国社会的组织凝聚问题。作为一种组织形态，其中包含了“同明相照，同气相求”、“同忧同乐，同好同恶”的哲学命题。只有当它的成员及所团结的人民，真正明确了志因何而同，明白了这项事业究竟是依靠谁、为了谁，从而调动起积极昂扬的姿态、真正走在时代前列，人心所向，便是一往无前的力量。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伟大纲领，站在了近代以来历史进程的制高点上，代表着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奋勇前进的方向，以国民心中唤醒的大爱为力量，为党的长期执政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着基础。这样的纲领，足以凝聚全国人民、振奋全国人民，直面伟大斗争，追求伟大梦想。这项事业无非中国人民的共同事业，只要依靠人民、与人民同在，所谓大道之源，就在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中。
　　 老子说：“夫物芸芸，各归其根”；吴子云：“夫道者，所以返本复始。”每一个事物都有其固有的根本，能不能守住自己的根本，发挥自己的特质，决定着一项事物的生命力。这样的规律，同样体现在党的建设中，决定着党建工作的基本方向。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中，共产党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乃与生俱来的规定性。随着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先进文化的吸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注定成为执政党理论建设的重大命题，进而关乎我国意识形态的安全。
　　 在此问题上，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成为思想建党的基础，也是团结党和人民的同心结。其实，关于共产主义理想与中国本土政治思想，早在孙中山先生的经典著作中，便把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比作好朋友，把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比作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在中华文化中，也从未放弃对大同世界的美好向往，人类的终极追求，总是寄托着最美好的价值。“夸父逐日”的寓言，乃中国精神最壮丽的象征，人类不能因理想而脱离时代，但也不能因时代而忘记理想。
　　 改革开放以来，历经两代人的积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延续着历史进程，推动着时代发展，改变着我国积贫积弱的面貌，正在向强起来迈进。历尽沧海横流，百年波折，这条道路来之不易，能否明确时代方位、持续发展下去，决定着民族的命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什么是？怎么办？从邓小平理论到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历经了艰辛地探索，终于超越党派和信仰，凝聚着国人的政治共识，成为共同理想。所谓“道一风同”，能否维系国民共识、深入国民意识，由来是中华文化的根本命题。
　　 组织的建设，说到底是人的问题，组织总是人的组织。塑造什么样的人？拥有什么样的人？执政党的建设，关乎国运兴替。而今太平即久，人心易懈，自古坐天下之难，“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在中国政治文明中，历来重视这样一对重大命题：进士与治吏。
　　 早在《礼记》中，所谓“司马辩论官才，论进士之贤者”，先贤主张“士心得，斯得天下矣”。选人用人，不仅关系到人才战略和事业成败，也关系到政权的向心力。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实行的察举制、科举制等在选才的同时，不仅向精英人士打开了政权的大门，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也有利于避免门阀势力盘踞、利益集团固化。《六韬》云：“士不诚信，非吾士也；臣不忠谏，非吾臣也；吏不平洁爱人，非吾吏也。”其中的忧思，正在于一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一旦失去了忠诚担当、廉洁奉公的精神风貌，具位虽众，等于无人。重典治吏，整饬官箴，重视巡按御史等制度，一直是中国的政治传统，一旦人才衰落或者腐败蔓延，都是时代的衰机。早在孙中山先生的五权宪法里，便根据这些历史经验，提出了考试权、监察权的设想。我们看到，坚持选材标准、重视人才的培养使用，完善监察体制、建设巡视制度，以及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打击腐败，体现在十九大报告中，继承着中国智慧，回应着时代要求。“这个社会会更好吗？”正是留给党建工程的课题。
　　 中国共产党的建党方式，本身体现了群众性路线，它不是一支社会精英型的政党，而是扎根基层的群众性政党。老子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能否坚持群众路线，守住自己的根本，对于中国共产党至关重要。通过基层组织，党的政治力量立足群众、深入社会，成为终端的毛细血管，向社会肌体输送着血液与养分。将群众纳入组织，将组织深入群众，基层组织贵在生活中发挥堡垒作用，体现组织的力量。这也就不难理解，党的建设贯穿于十九大报告，而其中专门强调了基层组织的建设。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幸作为党外人士，接触到以往颇觉遥远的党建工作。
　　 总之，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从中华民族的解放到伟大复兴，从来都是伟大斗争的过程，中华民族五千年的荣光，从来不是从天而降。在历史的波澜壮阔中，什么是我们的定海神针？这正是当代党建工程面对的课题。党的建设，关乎民族复兴，关乎人民福祉，也便与我们党外人士休戚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