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布谷鸟》1986年6月号首篇通俗小说《“牛皮大王”历险记》，先是一目十行，稍顷，不由不字斟句酌，慢慢细细品味，继而爱不释手；被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所吸引，被一浪高过一浪的矛盾、情节所打动，被那俚俗谐趣的语言所慑服。这只是作品表象给人的感染。深究其里，最值得称道的是作者有着较高的审美层次，把审美观照点凝集到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上来。
　　 尤为可喜的是，作品主旨的表达也不是凭着泛泛的意念和抽象的思想，而是从生活出发铺张情节，展开矛盾，围绕着“皇城镇乡剧团”的起落大做文章。
　　 人，不等于其他低级动物，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需要的是精神文化生活的满足。要达到这一目的，光靠国办、公办文化是远远不能止住人民群众的精神饥渴的。最现实的，最大范围的满足，莫过于人民群众自己行动起来，丰富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像《历险记》中皇城镇这样的边、远、深地区，至今仍应算作被文化遗忘的角落。这里的人们千百年来过的是“坡上——床上——坡上”的生活。或许有的地方也就只把小说中提及的“被窝戏”当作极大的乐趣。事情就这样，没有高尚的娱乐“应市”，低级庸俗的娱乐便成为“高尚”的东西了。换言之，越是被文化遗忘的地方，这里的人们对文化的要求就愈迫切。皇城镇就是这么一个迫切要求精神文化生活的典型环境。
　　 温饱问题已解决的皇城镇，有个早已垮台但魂魄未散的乡剧团，在新的形势下，在群众强烈要求看戏的呼吁声中，通过老寿星这个“戏母子”的“发酵”。在蒋玉梅这根老台柱的支撑下，虽经十年“文革”劫难，终于春风吹又生。在月光下，在鹅卵石当帽珠的条件下，也能够开场演戏。这无疑是大好事。
　　 不幸的是，开戏伊始，便遭到了镇长张亮的阻挠，继而居心叵测地接连拆台。他凭借手中的权力，声言用拉幕绳子捆人，在地区会议上颠倒黑白混淆视听，趁台柱子蒋玉梅丧夫之悲去调情，发布权威性的桃色谣言，还可以把剧团辛辛苦苦积赞的汗水钱买上彩电自己独自享受……若说皇城镇是被文化遗忘的角落，张亮其人正是不关心群众文化生活，阻挠精神文明建设的典型代表。然而，当皇城镇乡剧团迎难而上，搞出成绩的时候，他却能够贪天之功为已有，去做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先进典型发言！哈，原来斯人是位很会随风而上搞政治投机的角色！
　　 不仅张亮这个“对立面”树得扎实，主人公杨锐这个增补右派、改正右派、退休的“老文化”的形象也很牢靠。杨锐本可以在家坐享清福，但老文化的一种强烈责任感，驱使他在晚年还要为群众文化作一点事情，于是就兵发皇城镇，“吹牛”掀大波。对于张亮这种唯高官是从，唯权是敬的角色，杨锐便采取了“吹牛皮”的办法。他的内型虽正，但外形却被邪风扭曲。杨锐沿着牛皮道路前进，居然赢得张亮三个大回合：1、冒充科长开戏；2、冒充先进代表闯会场，揭露张亮典型材料的真相；3、冒充对电器懂行，抢回剧团购置的电视机。三个回合，险则险矣，但杨锐并不是孤立的行动，而是有着皇城镇广大人民，皇城镇剧团这坚强的后盾。杨锐这个“牛皮大王”的可爱可敬，不单是在“吹牛皮”这条线上，更重要的是他能够深入群众，与群众呼吸共命运这条线上。他对人民群众决不吹牛说瞎话，对戏母子老寿星是那么尊重，对台柱子蒋玉梅是那么体恤……他杨锐关心群众，群众就不惜代价报答他。
　　 但是，尽管杨锐与人民群众的感情融洽鱼水，以他为首为着一个乡剧团的复活、兴起而进行的惨淡经营，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杨锐、蒋玉梅身溅污水不说，可叹的是乡剧团的锣鼓声复归平息！杨锐回到了麻将滩，皇城人们还是去欣赏“被窝戏”；张亮呢，该受处分吧？却调到了另一个区，抑或是升迁了也不为奇。
　　 杨锐的牛皮历险，落到这般结局，作者笔下着墨不多的县宣传部的部长有着直接责任。他采取和稀泥调处，或是各打四十大板的招数——这是一个官场中混得十分圆滑的形象。《历险记》这般结局，使作品的主旨得了升华，使作品增加了厚重感。如果作者不熟悉山区群众文化工作的现状，断然写不出这么有份量的东西来。或者，也写出文化落后背景下的“被窝戏”，但这样的情节虽有读者，却毕竟是庸俗之作。唯其作者的审美层次较高，审美观点较新，才使通俗小说不显庸俗，而上升到如何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如何尽快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