匆匆赶人生的路，难得回首。偶然回首，才发觉身后已是迢迢遥遥二十八年的人生之旅。这条路充满坎坷，尽是弯曲。只因为有一个信念扎根在心灵的土壤里，我始终没有放弃追求，理想的太阳一直在我心中照耀。
　　 当一名伟大作家，是我平生最大的愿望。从十六岁到省会上学起，正式开始了啃文学爬格子的经历。无奈，困难是我永恒的情人。记得十七岁那年，我和同窗轩文俭，去省作家协会，见一位小说编辑肖正义。他看了我们的习作，然后对我说，你很勤奋，难为你写了那么多，可你写的这些还不能叫住诗。你最好多读一些别人的作品，特别是当前报刊上发表的诗作，看看他们是怎样写的。听了肖编辑的话，我顿时面如红枣，心如沙漠。
　　 在此之前，我一直视自己为诗人，是埋在沙中的黄金未被发现，藏在深水的蛟龙还没上天，总有一天会一鸣惊人，像莫泊桑、裴多菲、雨果或托尔斯泰一样。我的诗在同学中间传抄，博得不少赞赏，做梦都不会想到会有肖大编辑那样一个否定性的评判，使我在文学路上第一次受了重挫。但是，莫泊桑不是笔耕十年才名噪文坛吗？我坚信自己总有一天也会被世界承认。
　　 技校毕业分配后，不顾同学们考大学、考研的规劝，我把业余时间全部用于读书写诗，有时候灵感一来，犹如机枪连射，三五首诗作毫不费力地脱手而出，一年里写满了十几个练习本。我鼓起勇气，再敲文学大门，把自己的习作，挑出几十首，誊写了五六十页，连同自己的期待一起，装入信封，寄了出去。然后就等着我的大作刊登出来，光照人间，实现二十岁以前发表处女作的初步理想。然而，最终的宣判是一张铅印的退稿信。再寄，再退，最后连退稿信也不见了。文学之门，连一点缝也不向我开启。我开始失望，痛苦不堪，寝食不安，像一个无法逃出失败牢房的囚犯。但我仍然把父亲文学饭难吃的劝告当做耳旁风，不信自己没有诗歌的天才。
　　 这时，文学函授风起云涌，我好像发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立即报名上了文学函授班。从1985年到1991年的六七年时间里，我从信封里发疯似地掏出了近十个文学函授结业证。辅导老师的评语，一次比一次好；结业成绩一直优秀，我的习作也开始在函授版上一篇一篇地发表了。1988年，《青年作家》主办的第一期文学讲习所结业时，我尊敬的023号老师，在信中写到：“是起飞的时候了，祝你高飞！”
　　 文学之门终于将要为我敞开。
　　 但是，我的老师高估了我。岁月流逝，我并没有展开巨大的翅膀，在诗歌之天空高傲地飞翔。光彩夺目的作家星座里，找不到我的位置，甚至多如牛毛的报刊目录中，也绝少出现我的名字。
　　 12年的作家梦好长好苦好累！人生有多少个12年供我挥霍啊？！为了作家梦，我读书读成了四眼，父母叫我书呆子，别人把眼光里的鄙夷朝我喷射。为了作家梦，我放弃了考大学弄文凭，放弃了工间侃大山，工余赶酒场儿；不去想升官的途径，发财的门路。为了作家梦，我挥霍了太多的岁月，跋涉文字的山川峡谷。
　　 太多太多的岁月啊，已顺着笔尖流逝。
　　 在岁月的长河里，我打捞出了太多的失败！我知道，让我的名字寂寞无光的正是我自己。于是，我开始痛恨自己。恨自己不如传说中的英雄那样神通广大，恨自己不如电影明星那样英俊潇洒，恨自己不如李白杜甫那样诗才锦绣，恨自己不如润之翔宇那样经天纬地纵横天下……总之，恨自己活得既无能又不自在。结果是越恨越觉得别人高大自己低矮，越恨越觉得自己的天地渐渐狭窄，自信的浪花渐渐掀不起来。
　　 于是，我埋葬了所有的书和理想，烧毁了所有的诗稿和希望，然后怀着一颗破碎的心去远行。
　　 坐在归来的火车上，我惊异地发觉，昨天所有的羞辱已被泰山隔在天那一边，深深的忧伤已被东海的波涛洗涤干净。理想的太阳又一次穿透了云层。
　　 我的心没有死，文学梦没有凋零。青春的火焰又在车间里燃烧起来。我的产质量很快在同工种名列前茅，并被车间任命为班组长。
　　 1989年（25岁），厂里举行诗歌朗诵会，我写了首《枪声再起》的长诗，在会上朗诵，一举夺魁。厂党委考察了我的工作情况，把我从车间调到分厂团委主持共青团工作。我硬是凭着一股子闯劲，把共青团工作搞得红红火火。半年后，我被正式任命为分厂团委书记。我知道，这不仅是由于自己的努力和才能，更由于机遇好，所以丝毫不敢心存侥幸，只是尽心尽力工作。
　　 命运总是善于开玩笑，谁曾想到敲了十年东门，却最终敲开了西门。无奈，只能哪门开进哪门了。
　　 现在，我已在共青团这个光荣的岗位上干了三年，年年被评为模范团干部，在企业腾飞的翅膀上，我作为一根羽毛在奋力搏击着。业余时间，仍然在拼命读书，奋力写作，既为爱好，也为增强业务本领。我深深告诫自己，即使不能成为赫赫有名的大作家，也决不能畏惧困难，放弃一生的追求。
　　 我的作家梦，一辈子都不会凋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