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从前的从前，我家大门口的这条“车路河”，它原本不是一条东西流向的长河。“车路河”顾名思义，它原本就是一条大路，一条可容车马行走的大道。
　　 风华更迭，日月侵蚀，湖海河泊，村庄农田，山塌地陷，面目狰狞，最终“大道走成河”。于是，就有了过去的车路河；于是，就有了现在的车路河。
　　 “车路河”从古以来就是苏北里下河交通运输枢纽，它承载和繁荣了苏北地区的交通、运输业、水产业，满足了当地农业、水产业的需要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成了古昭阳对外联系的主动脉之一。众所周知河流的功能，它不仅仅是用来交通运输，它的另一个更大功能还是为了排除上游带来的“水患”，起到“泄洪”作用。
　　 据考“车路河”在公元前196一195年是汉代吴王刘濞在其封国境地铸钱煮盐、围湖葑田时修筑的大坝，到了唐宋时才被修为盐运的车马路。至宋天圣元年（1023年），那时候海水连年泛滥，常常冲毁昭阳境内这条盐运的车马路及农田，严重地影响了昭阳地区的盐运业和农耕。在这种情况下，时任兴化县令的范仲淹请命在兴化与东台交界一带修筑海堰，以挡海水倒灌，此堤筑成后命名为“范公堤”。据说这次筑堤曾挖林湖湖东口以东海水冲击所堆之土，故史有车路河自湖东口“起头”之说。约公元1122年，海潮冲决“范公堤”，沿海300里田庐被淹没。民众又取车路之堆土填于决口。两次取土，加上每年夏、秋季节上游洪水的冲刷，导致车马路水土流失严重，天长日久，车马路比以前低落了许多，形成了河道的雏形。
　　 至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闰七月初三，大风骤起，秋禾倒伏，海潮涌涨高达2丈余。淹没田禾，漂没房屋、牲畜不可胜计，被淹土地10余年不能生长粮食。面对这种有田不能耕种，老百姓无法安生立命的情况，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政府决定开挖车马路以泄洪。开挖后的河口宽在70米左右，窄段30米，河底深在1米以下，总长度为43里。开挖完工后，朝廷就给这条河取名为“车路河”。
　　 “车路河”历经风雨沧桑几百年，后清康熙、雍正年间，屡经饬修，清嘉庆十九年又疏浚车路河之淤土。新中国成立以后，最大的一次疏浚是1983年。据《兴化县志》载：这次疏浚共完成土方800.45万立方米，民工人数近24万，单东门泊至雄港河段疏浚了29公里，底宽40米，口宽73米，河底高程约3米。大大提高了河道的泄洪能力、承载能力和运输能力。
　　 今天的“车路河”是苏北里下河水网的一条东西向骨干河道，西起兴化市南门卤汀河接入口，向东注入东台市串场河（丁溪镇），连接川东港。全长47.5公里。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条河流一样能养一方人、富一方人。我是在“车路河”畔出生长大的孩子，是大河清冽甘甜的水孕育了我、滋润了我，喝着大河的水，吃着大河的鱼虾。顽童时代，我们小伙伴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河水中嬉戏，打水仗、逮鱼摸虾、摸河歪。饿了、渴了小嘴就着大河的水“咕咕”一顿牛饮，那个河水又甜又养人呢。
　　 清晰地记得“车路河”挑河工的那一年，河水抽干、河床裸露。东西几十华里“车路河”的疏浚工地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堤岸上到处都是篱笆墙、茅草盖顶的“工棚”。“土墩灶”、“瓦锅腔”遍地都是、炊烟袅袅，工地上广播大喇叭里“红色革命歌曲”一天唱到晚，着实气势非凡。最有趣的是到了有月亮的晚上，我那一个堂哥哥总爱生拉死拽地拖着我，从干涸的河床工地上走到南岸去看望他未过门的“婆娘”。你说他这样子做是不是挺逗，嘿！
　　 过去的“车路河”段，相隔一段距离，尤其是在湖东口以东，当地总有一些渔民“设罾打簖、捕鱼罩虾”。河水是资源，河水是“富矿”；可以采之不竭，取之不尽。渔民的渔事既富饶了自己，又增添了河道的风景。当然“车路河”的风景远不止这些，由于“车路河”的疏浚，水上运输格外便利发达了起来。四面八方的船队愈来愈多，从大运河过来的煤炭船，从长江上游过来的黄沙船，“铁驳子”拖队，成百上千吨的大机动船，全部呼啸而来。因此“车路河”两岸，造船业也应运而生并逐渐繁荣起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祖国各地建筑行业走俏，兴化城乡毫无例外地掀起了“建房热”。兴化东门外向东延伸十几里的“车路河”道两旁，沙石市场也如一夜春风、高楼林立。大小船舶聚集河道两岸，堤岸边沙石码头“吊机”琳琅满目、目不暇接，宛如一条条长龙或铁塔匍匐在河面上。无疑，船队带动了一方经济，沙石市场富裕了一批农民，让他们盖上了洋房，住进了别墅，成就了一番事业。
　　 哦，“车路河”，我们童年时代快乐的“车路河”；哦，“车路河”，我们青少年时代充满憧憬的“车路河”；哦，“车路河”，我们成家立业后寄托理想的“车路河”。说“车路河”是我们的“母亲河”，说“车路河”是我们的“生命河”，真的是再恰切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