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指责独裁宋庆龄无所畏惧，恼羞成怒蒋介石暗动杀机
　　 一九三三年三月的南京国民党总统府里，无论是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和各侍卫、内勤，无不小心翼翼，惟恐出错，因为他们都知道，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这段日子里总是阴沉着脸在官邸里办公。如果谁触了霉头，挨骂受斥是小事，被抓被杀也难免。
　　 原来，自从去年七月蒋介石调集了八十一个师、二十九个旅另三十九个团共六十五万兵力向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后，虽然他自任“剿匪总部”总司令兼湘、豫、鄂、皖、赣五省“剿匪”总司令，并常坐镇武汉指挥，却再次中了毛泽东的声东击西、诱敌深入、避实就虚、各个击破的计谋而使他的“围剿”眼看着就又一次遭到惨败。特别令他恼火的是，湘、鄂、赣、豫、皖的红军根据地未被“清肃”干净不说，使红军反而又在川、陕边区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其势头大有更加“旺”的可能。
　　 自三月下旬以来，红军开始大反攻，蒋军不是被歼，就是被围，眼看他精心布署的第四次“围剿”又将被击溃，所以使蒋介石气急败坏地回到南京，对外说是要处理党内政务，其实是避开那些跟在他屁股后采访他的“伟大战绩”的中外记者。
　　 蒋介石人虽回到了南京，也避开了那群使他难堪的中外记者，但却回避不了第四次“围剿”失败的现实。昨天晚上（即三月二十一日），他接“剿总”来电，得知蒋军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被歼之后，第十一师又被围歼的消息时，使他整个晚上也没睡好觉。
　　 所以他今天早上脸色特别难看，表情也更加阴沉，使陈布雷也感到今天的日子不好过。因此，他见先生（侍从室的上下都称蒋为先生）进了办公室后便悄悄地退出来，在外面静静地候着，以便能随叫随到。
　　 他今天之所以特别担心，是因为今早他在送给先生每日必看的几份报纸上看到各报都登载了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的声明和杨杏佛的文章，而这些文章都把矛头指向蒋介石，谴责他操纵南京政府、大搞独裁统治，血腥镇压民主、蹂躏民权，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抵抗的投降政策。这无疑会使先生火上加油，恼羞成怒。
　　 可是，他又不敢不送上这些报纸，要不然先生又要指责他隐瞒实情，对其不敬。
　　 果然，不到一刻钟他就听到蒋介石那冒火时就变了调的声音在叫他，陈布雷赶快走进去，低着头不敢看先生的脸色，等他训斥。
　　 蒋介石果然是在为那几份报上的声明和文章在发怒。他挥了挥手里的那几份报纸，恼怒地责问陈布雷。不是叫你要加强对各大报的“控制”吗？怎么又会把“这种文章”也登出来了呢？你马上责成新闻检查署进行反省，明天把处理结果向我报告！
　　 他见陈布雷拿着那几份报纸就要出去，忙叫住他问道，雨农来了没有？来了就叫他进来，马上！
　　 蒋介石等陈布雷出去后，从椅子里站起来到屋子中间度起步来。他度了两圈后，见戴笠还没进来，不由得烦躁地四下看了看。当他的目光落在墙上那幅大照片时，不由停下，竟看着它发呆起来。
　　 这是一间比较大的屋子。一面是落地长窗，窗户紧闭，绛紫色的丝绒窗帘拉得严严地。正中雪白的墙壁上挂有一幅大相片，相片中孙中山端坐在椅中，年轻的蒋介石一身戎装威严地站在后面。相片下面是孙中山先生书写的横幅：“天下为公”几个大字遒劲有力，十分醒目。相片两边是蒋介石本人写地一对条幅，虽然没有孙中山先生写的那么遒劲工整，也颇有颜柳之风——这是蒋介石常常自我欣赏的杰作。
　　 看到这幅照片，他想到很多往事。刚才他在报上看到杨铨（杨杏佛）写的攻击他独裁、背叛革命、镇压民主的文章，又看到他奉为“国母”的、他的姨姐宋庆龄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会发表的声明，指责他独裁专制，搞法西斯专政。真是一个把他批得体无完肤，一个把他揭得原形毕露，所以他十分恼火。
　　 蒋介石看着墙上的相片，想到自己当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时，对先生（他对孙中山的尊称）是何等的忠诚。由于他曾两次救过先生的命，对先生的革命事业再振雄风起过很大的作用，终于得到先生重用，成为北伐军总司令，为后来制造反共流血政变、独揽国民党军政大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不可否认，蒋介石当年在先生面前“挣表现”时，先生的夫人，他后来的姨姐宋庆龄是为他在先生面前说过不少好话，帮过不少忙的人。
　　 通过长期的接触，蒋介石对先生夫人宋庆龄既佩服又惧怕。他佩服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又是新型知识女性的宋庆龄，不但为孙中山的生活、身体进行无微不至的照料和操劳，还为孙中山所倡导的事业而东奔西走、摇旗呐喊。这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确属相当不易。
　　 后来先生病逝，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宋庆龄不惧蒋介石的威胁、恐吓，甚至万分仇恨，无论在公开场合或背里言谈时都揭露他的两面三刀、反动独裁，使蒋介石仇恨之余，又惧怕她得很。
　　 蒋介石指使戴笠派大批特务在宋庆龄所住的法国公园附近莫里哀路住宅进行监视。特务们有时或打电话对宋庆龄进行恐吓、威胁，甚至用下流的语言进行侮辱、辱骂，想使宋庆龄停止对蒋介石的“攻击”和指责。但是，宋庆龄不但没有被这些无耻的卑劣行径所吓倒，反而更加积极地从事反蒋活动。
　　 蒋介石自从篡夺北伐胜利果实、自任国民党总裁和国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之后，一面积极镇压共产党、排斥异己、打击对手，一面却装出一副开明君主的样子，以掩盖其独裁专制的行径。
　　 现在他见宋庆龄“越来越不象话”，便决定对其采取极端行动，来一个杀一儆百。
　　 因此他命军统局长戴笠来见他。
　　 可是，当他抬头看到正面墙上的相片时，他又有些犹豫起来。
　　 如果真把宋庆龄暗杀了，他不但会遭到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内各派的一致反对，甚至因此而引发国民党各敌对军阀以此为借口而对他进行讨伐。另外，他对内也无法交代——宋庆龄毕竟是自己的姨姐，而他们宋氏姊妹虽然政治观点不同，因同出一胞、血浓于水，岂能放过他的血腥镇压、手足相残？
　　 所以当戴笠急匆匆地进来时，他已改变了主意——先干掉杨铨（杨杏佛）等几个骨干，以警告宋庆龄。
　　 蒋介石先告诉戴笠，那几份报纸他已看了，问戴笠对此有何想法。
　　 戴笠刚才在陈布雷叫他来晋见蒋介石时已知道了先生叫他来的原因，所以现在蒋介石问他，他不由得犹豫起来。
　　 他抬头看了看蒋介石，极力想从他的脸上读懂这话得意思。看到他脸上那恼怒的表情，又看到他的目光里充满了杀机，感到自己已揣摩到了先生的想法，便大胆地讲出了自己的计划。
　　 卑职认为，“国母”（他考虑到先生在公开场合下都是这么称呼宋庆龄，所以他投其所好，这么称呼）之所以这么到处“乱说”、攻击先生，主要是受了她周围那群有野心的“捣乱份子”的蛊惑。为使国母“回心转意”、不再“乱说”先生坏话，就得先把她身边的那些“捣乱分子”除掉。为此，我想派上海行动组的组长赵理君实施行动。这是我拟的行动方案，请总裁过目。
　　 蒋介石接过戴笠递给他的行动方案，回到办公桌前仔细地看了起来。
　　 蒋介石看罢，把方案推给戴笠时，他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关切地对戴笠说，这事要尽快落实。他见戴笠上前拿过方案就欲退出去，又叮咛道，要“做”的干净点，尽量别引起骚动。这段日子里，真把我累得不行了！
　　 哎！这次剿匪没想到竟又受挫，真是凄惨异常，实乃吾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呀！
　　 听到蒋介石竟向自己吐露这肺腑之言，戴雨农真有点受宠若惊。他讨好地说，先生切莫为一仗之胜败而损伤身体，请先生把保重身体为一切之重！党国大事可离不开您呀！
　　 说完他又保证道，先生放心，凡交给雨农之事，余当尽心尽力，我一定做到让您满意的！说完，他必恭必敬地行了个礼，轻步退了出去。
　　
　　 二、杨铨被刺亚尔培路染鲜血，国母谴责各界名流悼英烈
　　 一九三一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开始了欲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侵华活动。在这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刻，国民党当局奉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在加紧对苏区红军“围剿”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更加强化法西斯专政，残酷镇压抗日民主运动，加紧了对文化的“围剿”。当局所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在政治上文化上实行法西斯专制主义，蹂躏民权，许多为挽救中华民族危亡而斗争的有志之士和爱国青年被逮捕、监禁和惨遭杀害。在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下，民众怨声载道，争取民主，保障民权成为当时社会舆论的迫切要求。
　　 面对蒋介石的黑暗统治，刚从国外回来的宋庆龄感到无比的义愤，她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坚决反对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抵抗的投降政策。她认为，在民族矛盾上升的历史时期，摧残民权只有对投降派有利，而保障民权将有利于抗战事业，为了抗战，必须真正实现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一九三二年秋，她就和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人就开始筹建民权保障同盟。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蔡元培、杨杏佛代表同盟在上海华安大厦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告同盟会成立，公开竖立起争取民主，保障民权，营救革命政治犯的大旗。
　　 同盟会成立后，依据其宗旨开展广泛的政治活动。作为骨干的杨杏佛不但配合宋庆龄为营救革命政治犯东奔西走，还常写文章揭露当局，成为当局又恨又怕的人。
　　 杨杏佛，名铨，扬州人，中国公学肄业。辛亥革命后，任南京总统府秘书，后被派往美国留学。一九一九年归国，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一九二五年春，随孙中山北上，任秘书职，孙中山逝世后，杨杏佛任总理葬事筹备处总干事、兼上海市党部委员。北伐战争期间，上海方面革命工作多由杨杏佛主持。一九二八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十九路军抗战时期杨杏佛发起技术合作委员会，辅助军队准备后方技术工作，又协助宋庆龄组织救护工作。民权保障同盟发起后，他为营救政治犯、宣传、调查不遗余力。为此，敌人采取各种手段恫吓他，但他并没有被吓倒，，在他看来，“革命本是自动的牺牲”。
　　 他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人们，你苦黑暗吗？/请你以身作烛/用自己膏血换来的/方是真正光明之福。同志们，我疲了/但是不敢后退/与畏缩落伍的行尸做伴/还情愿和被创的战士在血泊中僵睡。
　　 这首诗，感人至深地表达了杨杏佛愿以自己的膏血换取光明的自我牺牲精神。“嗟乎，不自由，毋宁死，今则争自由死，不争亦死”可见杨杏佛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使国民党反动派在社会舆论面前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他们对同盟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尽管他们采取了写恐吓信，打威胁、辱骂电话，甚至在信里放进子弹，也未能使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人退缩。蒋介石顾忌宋庆龄、蔡元培的崇高声誉和特殊地位，不敢对二人贸然下手。
　　 经过一番准备，蒋介石决定另选一个谋杀对象，对宋庆龄进一步进行威胁和恐吓。
　　 由于杨杏佛曾经撰写过文章，客观地报道了江西苏维埃红军的奋斗历史，他又是民权保障同盟的中坚份子，所以，蒋介石指使特务首先向同盟的领导人之一杨杏佛下毒手。
　　 现在有了蒋介石的明确指示，杀人魔王戴笠马上飞赴上海，指挥复兴社华东区行动组、军统上海情报站站长赵理君（化名赵立俊）立即行动并具体执行。
　　 特务们通过侦察了解到，杨杏佛居住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楼上。杨杏佛嗜好骑马，他在大西路马厩中饲养了两匹名马。每逢星期日早上有空，他便骑马驰骋在大西路中山道上。每逢星期六晚，他总把长子杨小佛接来，第二天带小佛骑马到上海西郊兆丰公园游玩。特务们认为，中央研究院一带均系住宅区，来往行人缪落，只要乘杨杏佛出游之机在中央研究院附近将其暗杀，既可对同住在法租界的宋庆龄进行恐吓，又可把责任推给租界当局。
　　 刺杀方案定了之后，为慎重起见，戴笠决定亲自到预定刺杀的路线和地点做实地勘察。在赵理君的陪同下，他们化了装来到亚尔培路，先观察了一阵路上的来往行人情况后，又到中央研究院内走了一圈。
　　 看到中央研究院门口既无警卫又无门卫，而且门口离院所楼房又有十来丈远，中间又有密密的法国梧桐树，戴笠便决定把原订在亚尔培路上伏击杨杏佛的地点移到中央研究院门口——这里伏击进退更为方便。
　　 在决定刺杀杨杏佛的特务人选时，戴笠又亲自对赵理君所推荐的特务进行射击、搏击考核，最后选定了四名他认为比较满意的特务。
　　 在实施刺杀行动的头天下午，戴笠叫赵理君把选定的四个特务叫来先由赵理君详细地向他们讲解了行动方案和刺杀后的撤离计划之后，他又把这次行动的重要性和如果出现了意外他们应该怎么应付的注意事项讲了一遍。最后，戴笠阴沉而又恶狠狠地说，这事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成功重赏，失败杀无赦！
　　 为使这次行动绝对保密，戴笠命赵理君和四个特务就在屋内休息，规定他们既不能出去，又不能向外打电话和家人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