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领巾旧事
　　
　　 入队那天，少先队大队辅导员顾老师亲手把一条崭新的红领巾系到我黝黑的脖子上。我这个脖子不属于非洲，是红太阳和风尘共同造就的颜色。可是这条具有象征意义的红领巾并不属于我，它只是暂时担当了拥抱一个黑脖子的使命。仪式结束后，它将被收回，躺到学校的大木头柜子里冬眠，等到明年去拥抱下一个黑脖子或黄脖子。
　　 1981年9月，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年先锋队队员，但是，我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红领巾。入队是我人生的第一个仪式，但红领巾被从黑脖子上摘下来那一刻，仍然充满了悲壮的仪式感。那时候，一条红领巾5毛钱，可是妈妈舍不得给我买。妈妈在生产队出工，累死累活干一天，只挣8分钱。记得有一次三叔在上工的路上捡了5分钱，高兴的一溜烟蹿回家睡大觉去了！5毛钱，妈妈要干六天活，三叔要撞十次大运才行。5毛钱是全家一周的油盐酱醋，我没有任何权利侵占。
　　 姐姐有一条红领巾，是奶奶用一块白洋布染的。那时候镇子上有大染坊，隔几天就会听到街上响起清脆的铜锣，那是染坊的伙计来收布了。各种颜色的旧布将在染缸里改头换面，获得新生。姐姐的红领巾就是大染坊的杰作。
　　 可是幸运似乎永远不会光临我。奶奶没有白洋布了，其它布很难染成纯正的红色。
　　 我当选了中队长，却没有属于自己的红领巾！
　　 第一个队日，我无计可施，决定铤而走险，偷姐姐的红领巾戴。
　　 女孩子天性爱美。在那个蓝绿时代，红领巾是她们唯一的妆饰品。那火苗一样舞动在胸前的红色，会给女孩子平添几分妖娆。姐姐特别爱惜她的红领巾，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整整齐齐地叠好，压在枕头下面，这样才会踏实地睡去。
　　 我在姐姐熟睡的时候偷走了她的红领巾。那天早上，她差不多急疯了！她跑到学校命令我解下来，我怎么会听，于是她第一次对我动用了武力，我差点被她勒死！我被姐姐的疯狂吓傻了，最终屈服了。姐姐其实最疼我，平时什么都让着我，但是这次绝对不行，因为她也是中队长！
　　 后来姐姐和我密谋了一个计划：我们准备用妈妈的一个红包袱皮剪一条红领巾。这事当然要瞒着妈妈，因为这是妈妈的陪嫁，相当于唐僧的袈裟，简直是一件法器！逢年过节走亲串友，妈妈唯一能拿出门的东西，就是这个通红的包袱。任何鸡零狗碎的什物往里面一塞，都会镀上一层鲜亮的外壳。
　　 我们比着姐姐红领巾的大小，把妈妈的宝物裁去了一角。姐姐去姑姑家借来了红线，歪歪扭扭地缝了边，我的第一条红领巾诞生了！姐姐说：你只能在学校戴，不要戴回家让妈妈发现！
　　 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革命烈士的鲜血染红的！可我的红领巾是妈妈的包袱皮的一角，它同样鲜红鲜红，同样可以拥抱一个少年的黝黑的脖子。
　　 好景不长，妈妈很快发现了我们的秘密。那是我升了副大队长，得意忘形，不小心把红领巾戴回了家。意外的是妈妈没有打我们，搂着我和姐姐哭了……
　　 1982的暑假，我和姐姐每天比公鸡起得还早，每人扛一根长长的竹竿，去树林里找蝉蜕。蝉蜕是一味中药，药材收购站收购这东西，可以卖钱。暑假结束的时候，我们攒了满满一塑料袋蝉蜕，拿到城里的药材收购站，竟然换了6块8毛钱！我和姐姐立马去供销社买了两条标准的，鲜艳的红领巾，还给妈妈买了一只印有“上海”字样的带拉链的帆布包，妈妈再也不用挎着包袱走亲戚了。
　　 我，还有姐姐，从此戴上了真正意义上的红领巾。
　　
　　 二、咸菜缸轶事
　　
　　 小时候我生活的农村，家家户户屋门前都立着一口大咸菜缸。那是个清贫的年代，缺油少盐，人们口里的滋味全仰仗这口大缸。
　　 奶奶住的老屋门前也立着一口粗瓷大缸，博山老窑的货，缸壁厚实如墙，敲击作金石之声；缸沿粗粝如石，常见爷爷在上面蹭刀，霍霍两下，锋利无比。这口大缸可有年头了，是“七七事变”那年爷爷用两口袋高粱米换来的。它肚大底深，夏凉冬温，咸菜水经年不坏，腌出的咸菜口味独特，可谓群缸之冠，令全村人羡艳不已。
　　 这口大缸里内容丰富，花色繁多，简直是一缸闷的酱菜铺。这个功劳应记在我奶奶名下。她老人家出身酿造世家，她的豪放天足就是证明——那是专门为跳在发酵池里踩酒糟醋糟而留的。这种样子在旧社会可不够淑女，但实用。我爷爷就是冲着那一池美酒才娶了奶奶。当然，除了酒和醋，腌制各种酱菜也是奶奶的拿手好戏。
　　 我小时候没有反季节蔬菜，都是生产队大菜园里生产的时令菜。下菜时节，每家每户按人头分菜，都舍不得吃，腌制起来，以防来日口淡。什么时令腌什么菜，奶奶心里有谱。大约是春天蒜薹芫荽，夏天黄瓜辣椒，秋天茄子豆角，冬天白菜萝卜。菜品虽少，但缸里也不断货。奶奶还会随时扔进一些香椿芽菠菜根莴苣杆冬瓜皮之类，来调节大家的口味。这是一口神奇的大缸，生活的酸甜苦辣都包容在内。在艰难的岁月里，它满足了全家人的口欲，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几十口人，使愁苦的日子在唇齿见增添了一些声色。
　　 关于这口大缸，颇有些传奇色彩。其一是说，在1942年冬天，八路军工作队的一位同志进驻村里，就住在奶奶家。某日鬼子好像得到了消息，突然扫荡，把他堵在村里。情况紧急，奶奶当即就把他的王八盒子丢在咸菜缸里，埋在最下面。然后让这位同志躺下装肺痨，给他灌了一口咸菜水，呛得他不住地咳嗽。鬼子进了院，奶奶就谎称这位同志是自己的儿子。小鬼子翻箱倒柜地折腾了半天，最后盯上了这口大缸。一个鬼子拿刺刀往里面捅了几下，又搅了几下，没发现异常，就打算去别人家搜查。不过鬼子小队长留下一个日本兵，让他往麻袋里装咸菜——八路军坚壁清野，鬼子的日子也不太好过。说到这儿，有件事让人担心，就是鬼子兵捞咸菜到最后，可能会发现那把盒子枪！这个故事的结局是这样：当鬼子兵撅着屁股，半个身子探进缸里捞咸菜的时候，奶奶把他的头硬硬地摁进缸里，咸菜水咕噜咕噜冒了一阵泡，活活把小鬼子呛死了！这时候村外枪声大作，是八路军廖荣彪的队伍打过来了，鬼子们仓皇逃窜，也顾不上捞咸菜的小鬼子了。
　　 另一则故事发生在文革期间，当时村里驻着一伙下乡知青，其中一位叫颜良的和公社革委会主任的女儿谈恋爱。因为颜良的父母都是老右派，革委会主任当然不能坐视不管。他给颜良罗织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然后带着基干民兵来村抓人。奶奶觉得颜良这孩子不坏，就干了一次对抗“革命”的事儿，把颜良藏在了咸菜缸里。这口缸平时盖着一口大生铁锅，是为了防止雨水进入，导致咸菜水生蛆。革委会主任没有掀掉大铁锅像日本鬼子一样拿刺刀捅，也没有找个麻袋装咸菜，因此那一次就没闹出人命。颜良就这样躲过一劫。后来他成了作家，我在他的书《1972年的广阔天地》里读过这一节。
　　 关于这口大缸，值得补充的还有1948年解放军攻打济南的时候，由它腌制的一缸缸咸菜被送往前线慰问子弟兵。所以说，活捉王耀武，也有它的一份功劳。另外，在1959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它被抬到村里的大食堂，全村人排队依次从它面前走过，有持枪的基干民兵每人分发一块萝卜干咸菜，很是威风了一阵。
　　 改革开放以后，生活水平日益提高，这口大缸逐渐落寂了，它似乎是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老咸菜缸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它最终的命运。2004年我奶奶去世了，她老人家躺在老屋内闭目的那一刻，门口的老咸菜缸咔嚓一声开裂，也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雨泉清音（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