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彦颖老师的诗文集，不知因何与别的文友赠书的感觉完全不同，虽然一册书的份量也不足斤把重，可我捧着她却是沉甸甸的！深怀敬仰地看着淡雅的封面，一枝腊梅花傲然绽放，心里由衷地感动，眼里同时有些酸涩……
　　 这部作品是她忙里偷闲，积聚一生的心血之作，诗文共计八十篇。彦老早年间在《人民日报》、《新民报》、《天津日报》、《大众诗刊》发表过若干诗文。无论是诗还是文都记录着当时的人文精神，印记着作家的审美情趣，诗文的品别充满了率真、本色与崇高的理想主义色彩。阅读时常常会被诗文中的热情、活泼、扑面的生活气息所感染。从她本人创作的意义上讲，作品是少了些。然而，这部作品却能激活晋中市所有写作者的记忆，并且同仁们绝不会反对我以《乡土文学》的“母亲”这个称谓来涵概彦老师。说她是母亲，她首先是女性，这是本身的意义，说她是《乡土文学》的母亲，是本质的意义。
　　 彦老的人生历程可说是一溜向下滑，正与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的俗语来了个大对抗。她抗日战争投身革命，曾在晋冀鲁豫边区北方大学文学院就读，解放前夕经过新闻培训被分配到人民日报社就职，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国人民讲话，彦老及人民日报社的同仁们，站在金水桥下亲身经历了这历史的一幕。1951年到“中央文学研究所”（鲁迅文学院的前身）第一批学员班学习，1953年结业后，自动要求下放山西工作，先后在“太原画报”、“山西文学”、“火花”任职。1961年晋中领导向省里求援，彦老听从组织安排到晋中建设文学队伍。当时办的是一张小报《习作园地》。为培养文学人才，给作者提供学习资料，彦老自己动手刻蜡版、推磙子复印。小报出版后，凡属于本市的相关单位和作者都是她蹬着自行车一一送到手。可以说，晋中市的第一张文学小报，第一批文学人才都是彦老亲手操作与培养起来的。
　　 “文革”时期，文联机构完全坍塌。1977年恢复文联工作，只得从头再来，又是彦老苦心打捞文艺人才，召开了二百多人的文代会，之后她和刘思寄先生着手编辑内部刊物，其时已有两名编辑周山湖与张廷秀到位，取名《晋中文艺》。这册新出笼的刊物，送到山西省文代会代表手里一片赞叹，晋中文艺做了榜样，并走在了全省的前列。随着写作队伍的增多，编辑力量也不断补充，彦老又有新想法，决定更新刊名，办出特色性质，经过酝酿后，据说是散文家温述光先生提出了“乡土”二字，由此，1984年刊名改为《乡土文学》，曾经争取到了公开发行刊号，而且销量可观。
　　 彦老是《乡土文学》的母亲，《乡土文学》是母亲手中的摇篮，她以女性独有的哺育能力，找资源，办培训，哺养出了一些文学幼苗的出土，给晋中文学创作这块园地奠定了基础。著名作家郑义、柯云路、周山湖，诗人潞潞等等，初始都曾踏着《乡土文学》这块园地，经过自己的努力功成名就了。
　　 我之所以撰写这篇文章，是看到彦老文集里的一帧照片“陈亚珍作品研讨会合影”有感而发，我没问彦老为什么要把这帧合影放在她的文集里，但我猜想，这也许是“母亲”的情怀，她在看着“女儿”的成长感到欣慰。这也许是一个“种植者”的满足，她看到自己的耕种有了微的效应而自豪。我不知道我是晋中市的第几茬树苗，但我知道我是彦老手里种下的幼苗。1983年我的处女作《花王》在《晋中文艺》发表，之前彦老手下的编辑张廷秀先生，不会骑自行车，步行到单位找我谈稿件修改的事宜。
　　 据知，张廷秀先生十八岁开始写作，被彦老发现后，从平定县一个村庄里挖回晋中文联任编辑，当时张廷秀还是个生产队队长，后来他不仅事业有成，而且成了《娘子关》杂志社的主编。他不厌其烦地找我改稿，他的工作作风无一例外承接了彦老的风格。可惜英年早逝，在此我谨向英灵致敬！
　　 1984年晋中文联散文培训班我是正式学员，如果当时我不被及时打捞，在没有任何文学氛围的土壤里生活的我，也许早就自生自灭了。时至今日虽然长势不算茂盛，但还没有枯萎，同时也没有旁枝，随着主杆的生成不断填充自己，力求探索与创新。记得2002年彦老参加了我的作品研讨会后，对我说：“你是咱晋中文学界的骄傲，你很成功”。
　　 我当时很羞怯地脸红了。我知道，任何一个行当都有成功一说，唯独文学终其一生的劳碌都不敢妄谈成功，世界上每一天都要淘汰不知多少无价值的东西。一个人的作品获得暂时好评没有长时间的效应不行，有长时间得不到永久效应仍然不行，何况我还正在路上行走。
　　 可彦老却像一个农夫，摸着下巴，欣赏着自己的庄稼，特别显眼地展览在她的文集里，这是母亲最有效的鼓励！
　　 记得我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碎片儿》，彦老看后很高兴，说你入了省作协会员没有？我说没有。她说赶紧写个申请入会，以便得到更多的培养。我可以给作协打个招呼，应该吸收你入会，这么年轻能写出长篇还不多。那时我并不知道“会”与“不会”和创作有什么关系。只觉得作家协会是个高不可攀的山峰。彦老后来跟当时的文联领导呼吁，说女作家本来就少，亚珍长篇都出了，应该积极给作协推荐。
　　 此时想起这个细节，我就更觉彦老永远拥有母亲的情怀，母亲的心没有厚此薄彼，哪个孩子该吃奶该补养她都牵挂在心，同时我也更觉彦老是个典型的“种植者”，在种植者眼里不容任何一颗幼苗遭到旱情，须得像四季的禾苗适时浇水施肥。可这时的彦老离退多时，只能左右呼吁。
　　 而我呢？好像天生就是生长在贫瘠土地上的一根耐旱的槁草，没有花的福气。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会生逢好运，乳养丰富，也并不是所有的树苗都能及时得到施肥浇水的好时光。阳光再强也有照不到的地方。作家的生成本就各有形态。如果彦老不是甘为人梯，她便是建国以来的第一批女作家，凭着旺盛的生命力也会是著作等身了。然而，没有绿叶的滋养，也便没有红花的艳丽。彦老一生做着叶的贡献，企望红花遍地。因而，有“母亲”的苦心陪伴，女儿永远不孤独，有“种植者”的目光张望，再瘦的树苗也不会枯萎，也许在薄土上、石缝里生长起来的树苗，生命力会更强。文学本质上就是坎坷、苦难、失意者的产物，“富贵”是文学的天敌。
　　 而今，我已承接了彦老的“哺养”工作，比起彦老我惭愧之极，好像我更痴情于“花”的骄傲。我记得我和彦老交谈时，她有这样一个观点：
　　 “培养一个作家不能只看写作才能，还得看其人品，一个作家没有好的品质，只有一点写作才能，终究不成大器”。
　　 我当时觉得此观点有些“左”，一个能写出好文章的人，就如同一个瘦鸡下了个肥蛋一样，吃着爽口就行，还管他是个什么样的鸡？可是数年后，我越发感到了此话的真理性！一个有天赋无德行修养的作家，也许会很快解决技术层面上的问题，而技术与天赋总有用尽的一天，写到一定程度就是比拼思想与品质。作家的品质就是良心，心即是善的容器。一个教徒拥有“博大”，才可有普度众生的能力，一个作家拥有“博大”，才可对众生有着一视同仁的同情与怜悯。而一个攻于心计，私欲膨胀，善于投机钻营者，也许会迅速成为八面玲珑的外交家，名声大噪，但很快丧失掉作家的真本色。写作这行当是一种回归生命的心灵运动，太“聪明”的人往往写不出真文章，很容易流于世故，太过世故即会丧失真性情。人云亦云的作家不会有发现，没有心灵与外物的强烈碰撞不会有创造，就像一个和尚念得是善经，对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之事，有过之而无不及，又如何得道升天呢？而文坛时有混混、懒汉、伪君子故作姿态，时有为老不尊者沽名钓誉。没有伟大的人格，难以成就伟大的作品。没有是非的标杆，便没有尊卑之分。
　　 从彦老身上我看到了老一代文人的真性情与真生命。她不慕虚荣，始终本色。她很少在乎自己的名利，却始终关心文学事业的发展，她每次参加文学笔会，看到新面孔都会说：“我很愿意和年轻人在一起，看到你们真高兴”。
　　 在我的感觉中，在和她共过事的人嘴里，从来没有听说过彦老真正怨恨过谁，嫉妒过谁。有道是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度与风度。据知她在职期间，不怕吃苦，不争待遇，她曾为家境贫困的同事让过三次工资晋升级，至今谈论起来仍然不后悔。她今年八十高龄，做过癌术，身患严重的腰疾，但还在断续写作。每次见到彦老，她都是面带微笑，非常健谈，丝毫看不出她重疾在身。她独立、顽强、豁达、坦荡，她的一生可用四个字来形容“种植、奉献”。把自己的才华慷而慨之地奉献给作者，自己的田地却任其荒芜。这一本不足三百页的“诗文集”，再现的不是她的创作成果，而是一个“母亲”的人格外化，母亲的心是宽厚的，她只知奉献不事索取，只要儿女成群，各有千秋，便是她最可观的收获。彦老的品别真如封面上那一枝坦然绽开的傲雪红梅，凝视她，我的眼睛一再潮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