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刚滿六十五岁，领了老年优待证就正式步入了老年人的行列。人老了喜欢思故怀旧，记忆库中陈谷子烂芝麻的旧事，不时会浮现在眼前。我的祖籍是湖北黄陂的，我是在汉口老火车站旁的天声街长大的。忆陈年旧事，还是先从乡下的祖母和城里的外祖母说起吧。
　　 我的祖母过世早，是六八年的夏天走的，至今五十个年头了；外祖母晚十四年，是八二年离开人间的。早走的少享了几年清福，走时也不顺，拖延了好几天才断气。听大叔叔的大儿子说，那时乡下医疗条件差，家人误以为是得了绝症，未及时医治拖垮了身体。那年我们得到了祖母不行了的口信，全家回去奔丧。但还是没能看到祖母闭上眼睛，送她老人家最后一程。后事是我父亲一手安排的，所有费用都是他出（他省吃俭用抠出来的零用钱）的。父母亲要回去上班，没时间耗下去，只好先回去。迟走的外祖母疾病缠身，卧床多日，受了一些折磨。我舅舅是在她之前离世的，更增加了她的痛苦。一想到两个老人家的晚景都不尽人意，我就感到辛酸。
　　 说起来，祖母和外祖母的命都很苦，都是中年丧夫，三十九岁守寡的。我的祖父撒手人间时，扔下了六个儿子、一个女儿；外祖父乘风西去日，留下了一对儿女。在黄陂鲁台乡下的祖母拖儿带女，含辛茹苦糊口度日；在汉口天声街的外祖母节衣缩食、拉扯儿女长大成人——这都是一九四五年以前的事。动荡不安的岁月，儿女尚小的家庭，仅凭妇人的支撑，其生活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
　　 听上辈人说，祖父和外祖父的老家都是黄陂乡下的，离老县城只有五六里，两家相隔也不远。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祖父，与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外祖父强一点，他不光靠种田刨点食，肚中有点货，据说当过保长什么的。他常常穿着一身还算得体的长衫，田间没活干时坐在镇上的小茶馆里，与人闲聊。方圆十几里的地方，少不了扯皮拉筋的事，乡规民约调解不下来的，靠打官司裁决。这样，不时有人前来找他帮忙。他能说会道，揽下一桩差事，自然少不了一点好处费；多少不一定。正因为见识多一点，眼光远一点，后来下了汉口，并站稳了脚跟。
　　 祖父去世时，几乎没有留下一点值钱的东西。好在先前我的五叔和父亲已经打发出去了，少了两张吃闲饭的口。不然，家中日后的生活会更加拮据。外祖父辞世时，也没留下什么积蓄。虽说孩子少，但稚嫩的舅舅尚未当家立志，里外全靠外祖母一人独立苦撑。
　　 说起来也怪，有兄妹七人的父亲，仅跟五叔合不来。因此，倔强的五叔很少去我家。五婶娘家的弟弟（长的很帅，像《南征北战》中的张军长），住在我家附近的芦蓆街，和我父亲同在一个单位，是理发的。几脚路的功夫，五叔去他家走亲戚时，也不顺便来我家看看。我父亲七十多岁时，住在我妹妹家里时，五叔专门前来看望过一次。两个老弟兄坐在一起，不说话（那时，我父亲变沉默了），表情都很平淡。这好像是最后一面，我当时也在场。尽管没有相谈甚欢的气氛，但他们心中的宿怨，早随着时光的流逝，荡然无存了。其实，父亲心里有五叔，常提起他不幸的遭遇。
　　 旧社会人多的穷家小户，日子过不下去时往往打孩子的主意。听父辈说，五叔很小时送给了当地一户周姓的小地主家，不几年的光景解放了。过去看重家庭成份，他也到了懂事的年龄，看形势知道轻重。他吵着闹着，硬是缠着祖母把他弄回了老刘家。过去穷人的无奈之举，为人民谋幸福的新政府理解，他终于回到了贫雇农温暖的怀抱。想到儿女们不再为不好的成份影响政治前途，五叔的腰杆子一下子硬了——走在路上，开始挺胸抬头了。他在富人家过没过几天好日子，我不大清楚，但他念过几年的旧私塾，识文断字，我是知道的。从能读上书这一点看，过继给人家后，新主待他不算薄。前些年他七十多岁时，谌家矾的幺叔过世，我们回去奔丧。事毕后，我们逆滠水河而上，顺便去了一趟黄陂乡下看望五叔（我们背地里叫“再启叔叔”）；他一个人住在畈上的旧宅里。他一张口，还是子乎者也的八股东西，像旧时乡村的老学究。国学知识少得可怜的我，顿时感到汗颜。当他提及我以前在潜江工作时的事，我心里想：“五叔心里挂记我们啊。”
　　 和五叔给人家做儿子不同，我父亲是十几岁离开家乡，到汉口谋生的。他是我的外祖父，也是他的舅舅带出来的。早年从周家大湾出来闯汉口的祖父，经打拼谋得一份还算稳定的差事。他心里总惦记着乡下的穷外甥，想弄到城里来混口饭吃。我父亲排行老三，乡下的侄儿侄女都亲切地叫他三伯或汉口的三伯。要知道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在城里当工人有月薪，父亲的装卸公司那时的劳动报酬是计件，一月关饷两次，手上总会有活钱，日子比较宽松。不像收入微薄的人家，一到月底，找人借钱借物，如米、盐什么的周转。对平日里指望鸡生几个蛋，拿到供销社换点油盐及零花钱的乡下人来说，大城市天堂似的，谁不向往？
　　 过去城里户籍控制严，工厂的临时工一般不用外地人。农村的男人只好老老实实地呆在家务农，女子往往靠婚姻嫁到城里去。我舅妈娘家五通口的亲戚家，有一个模样长得比较俊的女儿，想摆脱农业，托汉口的娘家人帮忙物色对象。城乡差别很大的年代，因自身或者家庭条件差，高不成低不就，拖成了老大难的，为解决个人问题，急着抱孙子的母亲会托付街坊邻居回乡下时，帮忙物色对象，是常有的事。舅妈娘家的这门亲事，成没成我不知道，不过，那一段时间乡下的亲戚，总在我们这儿进进出出的。我家后来住在天声街附近叫辅仁村的小巷子里，那儿就有一户人家是农村来的媳妇。听人说，好心的居委会主任，常常为辖区内乡下来的女方落户的事跑街道、派出所，很操心的。孩子中学快念完了，母子还没有落实城镇非农业户口的，过去不算稀奇。
　　 从乡下的放牛娃变成了城里人的父亲，从没忘本，也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旧社会的苦。所以，他总是在除夕的凌晨五时，两家人在一起吃团年饭。家中外祖母主事，舅为大，随周家的规矩。一边喝老酒，一边给孩子们忆苦思甜。平时洒落在桌面上的酒，他会舔干净。说的无非是十几岁时，天下着雪的寒冬腊月，为生计赤着脚从黄陂乡下走到汉口……他并没有刻意烘托气氛，像工宣队员在学校作忆苦思甜报告时喧染凄凉、说阴历年关什么的，年年弹老调，我们的耳朵听起了茧。他一张口提及这事，我们就小声议论开了：“看，来了，又来了！”五六十年代是计划经济，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证，平时吃点好的像打牙祭，眼巴巴地盼着过年能敞开肚皮吃个痛快，经父亲这么一搅和，谁还吃得下去？每到这时，我母亲会不耐烦地拦住：“莫说了，莫说了，让孩子们开开心心地过个年！”
　　 说起来也巧，我的父母是姑舅老表开亲，祖父母也是这样，尽管这在旧中国不稀罕。外祖父当年把我父亲从畈上弄到城里，除了寻一条谋生的路，也是为周家找个能干的好女婿。后来，在江边扛码头的父亲，靠勤扒苦做挣来了好过的日子。但他从来没忘记乡下的亲人，多年对老家或多或少有点照应。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他把省下的零用钱、粮票，悄悄地接济了老屋的河对面陈家湾孩子多的妹妹家。
　　 不管怎么样，老刘家除了我孤独的二伯因旧社会落下的严重的“吼病”即哮喘。我们背地里叫他 “吼包”伯伯。缠绵多年，解放后不几年过早离世以外，其余的人在新社会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外祖母呢？解放前她老人家在城里也很艰难。听说她在附近的如寿里替有钱人家洗衣服打杂。她的身世，比祖母更凄惨，早年生了十一个孩子，不幸夭折了九个，仅剩下我母亲和舅舅。所以，她格外疼爱一儿一女，像老抱鸡带小鸡一样，一生未曾放手——两家人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到一九七零年，孙辈的大孩子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我家才搬出去。 住在天声街时，我家有五个孩子，舅家六个。我哥最大，他是一九四五年生的。很小时，被人抱走过。通过码头上帮会的人，破费了一点大洋找回来了。也就是说，两家住在一起时，最多时十个孩子，做饭洗衣带引伢的外祖母的劳累是可想而知的。
　　 记得一九六零年，两家人去照相馆合照了一张全家福。慈祥的外祖母稳稳当当地端坐在前排的正中间，这是她老人家家庭威望最高的时候。相片上面写着“周太婆六十岁全家留念”。其实，当时外祖母只有五十八岁，为图喜庆吉祥才这么写的。为什么要提前，是不是我哥要当兵走了？我哥是六零年初中毕业参的军，刚十六岁。我至今也不清楚。从这以后，她老人家上街买东西少了，因两家的大孩子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事了。又过了十年两家分开住时，外祖母近古稀之年。她住舅舅家，不大动口了，动手更少了。
　　 我小时候，不经意听见父母闹意见时，扯过房子的事。天声街的老房子，是一九四五年以前在码头上干活的父亲和舅舅，靠多年卖苦力积攒的钱合伙盖的——木质结构两层楼的板壁房。除了二楼和顶上的暗楼栖身外，一楼前面的三分之二出租，后面仅一张大板子床。隔壁解家的三九，自从添了弟弟四六以后，无处夜宿，一直在我家这张床上挤着过夜。文革时，我们天声街的房子和街上的私房一样都交了公——无产者最光荣，谁不怕沾上了“封、资、修”的边？后来落实政策，房子还回来了。但我家未要。
　　 这之前，三元的租金由外祖母收，算月零花钱。另外，两家各给二元——我家的是当众孝敬，舅家从来不明示。外祖母怕我家疑心，一边接过我母亲奉上的孝心钱，一边笑着自言自语：“他们给过了，给过了。”那时，一个面窝一两粮票四分钱；一碗不轻易吃的豆皮，二两粮票一角五分钱。我读高中时，每天经过公安路与中山大道的路口，这儿一品馨餐馆的豆皮，还有油香、桂花糊米酒远近闻名呢。那时外祖母在我家吃饭，孩子小时，两家的伙食在一起，她的私房钱，是很可观的。
　　 我想，父亲闹意见不是怀疑舅舅家的奉银有猫腻，而是为外祖母借钱盖房子的事。当初舅舅家的钱凑不齐，外祖母以她的名义出面向我父亲借了不少银元，拖延了多年才慢慢还清。过去袁大头值钱，还时已贬值得不像样子了。为此，我父亲很不舒服，他唠叨了一辈子，从未释怀。我几乎从未听见他喊我外祖母一声“姆妈”——黄陂人这么叫舅妈。天天低头不见抬头见，总不能打哑谜吧，那么多年不知他是怎么含糊过去的。我的猜想是有依据的，因父亲不高兴时，总在背地里嘀咕这句一成不变的话：“给周家做了一辈子的‘洋牛’”。不滿的情绪，是很明显的。有时听姐姐开玩笑：“再晚几年解放，父亲定会在乡下置几亩薄田。按解放前三年的家庭经济状况划定成分，肯定逃不掉戴上一顶富农的帽子。”我父亲虽然没有买田，但他悄悄地在乡下放债，拿高利息的事是有的——这是姐姐亲口对我说的。这样看，说不定无意中外祖母拉了他一把！我父亲的生活十分简单，说苛刻、吝啬也不为过，他一生连小餐馆也不去，喜欢不停地攒钱。他和一般人的想法一样，解放前不会不动发家的念头。而置田买地，则是从乡下走出来的人最直接的农耕梦想。谁长了后眼睛，知道世道后来发生的变化呢？生活中不经意避开的事很多，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啊。
　　 我父亲闷着发牢骚的事，外祖母知道。她有自己的想法。手心手背都是肉，她对儿女都疼爱。即使是她自己的私房钱，几乎都贴补在两家日常花销不济时。对还钱的事，我母亲不介意，说不定她心里这样想：“就这么一个弟弟，别说还了钱，就是白帮，又有什么呢？”她疼爱我舅舅，我是知道的。星期天的早晨，母亲会亲自下一锅面条过早。盛上的第一碗肉丝、荷包蛋面，先送给舅舅：“快，给舅舅端过去！”这无疑是告诉孩子们：娘亲有舅，爷亲有叔。对父亲的孝顺心，母亲总会在外祖母面前打圆场：“您看，您老哪一次病了，不是他跑前跑后，耐心侍候的……”这时，外祖母会附和说：“是的，我知道，知道的。”那意思是，我父亲心里有她就行了，喊不喊姆妈没关系。况且又是自己的亲外甥，计较什么呢？
　　 对一直生活在乡下的祖母，我是有感情的，因我十岁开始就往近郊谌家矶跑，那时，祖母住在我大伯的隔壁，搭了一间小平房，给她老人家送钱，送粮票，送面条什么的。
　　 老汉口火车站旁边长大的孩子涉世早，市井里的东西见得多，在社会上不怯的。何况那个年代的社会风气比较纯朴，孩子外出，大人放心。过去小孩走失的也有，偶尔见到街上有妇人一边打锣，一边喊着孩子的名字，走街穿巷寻人。我小的时候，从未听说过街上的小孩失踪的。不过，大人倒是常常哄宠惯了、不大听话的调皮孩子：“再跟在我后面去上班，碰上‘马胡子’把你带走！”据说马胡子用手往脸上一抹，孩子迷糊了，老老实实跟着走。吓得哭哭啼啼粘父母的孩子，再也不敢跟着赶路了。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至今还记得当年给外祖母送生活费和物质的路线。从天声街走到三阳路三路汽车的起点站，十几分钟；坐车到终点堤角；三分钱转摆渡船过滠水河；然后沿堤前行，见到排灌闸就到湾子了。路远，但好记。
　　 汉口的小孙子送东西来了，祖母很高兴，她总会弄点好饭菜给我吃。大概估计我或者姐姐快送生活费来了，老人家事先有准备。记得她有一个木箱子，当碗柜用，里面放着好吃的菜。我去了，她老人家会笑得合不拢嘴，一样一样地拿出来给我看。尽管这样的时候不多，毕竟感受到了祖母对孙儿的疼爱。更多的时候，是大伯和幺叔家接我过去吃饭。幺叔家的稀饭，是最好吃的，我至今难忘。做饭的水是从河里取来的，洒点明矾，搅拌沉淀。现在想起来，说不定那美味与碱水有一定关系。
　　 光阴似箭。当年是少年儿童的我，如今花甲又过了五年。我常常想起我一九九三年辞世的母亲，和二零零九年辞世的父亲；想起早已作古的祖母和外祖母；想起当年父亲下雪天从黄陂畈上的祖屋，赤着脚走出门家门，到汉口讨生活的情形；想起天声街消失的老屋当年的欢声笑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