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母亲的蘸水笔来，那就话长了，要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候，母亲刚从县社所属供销社辞职回到村子办公室里当会计，在她的办公桌上常常放着红蓝两个墨水瓶，在两个墨水瓶里各斜插着一支蘸水笔，作为母亲记账用。从此，年幼的我便与母亲办公桌上的蘸水笔渐渐熟悉起来。
　　 蘸水笔，大约兴起于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那时候所用的蘸水笔，现在的年轻人大都没见到，它的简陋程度是现如今的人所不能想象的。它制作起来很简单，用一根一头粗、一头细的简易笔杆，加一个带鼓肚的铁的笔尖就成了，即便到供销社里买一支，也就花个毛二八分的。
　　 儿时的我常到母亲的办公室里玩耍，顺着椅子爬上爬下不亦乐乎。记得有一次，有个大人顺手拿起了办公桌上的蘸水笔，在我的小手脖上各画了一只手表，我当时觉得很好看，也很好玩，这是别的小伙伴手脖上没有的，觉得这蘸水笔还真管用，还可画这小玩意呢。
　　 过了不长时间，我又到办公室里玩耍，这时母亲没在办公室，我趁母亲同事不注意的时候，就踏着椅子爬到了办公桌上，也想学着大人那样拿着蘸水笔在手上、纸上画画，可一动那蘸水笔不知怎么碰倒了墨水瓶，墨水洒了半张桌子，惊慌中蘸水笔也掉到了地上，这时候，母亲的同事发现了，就一边大喊道：“啊呦，你看看！”一边赶忙用碎纸、抹布擦，我知道做错了事，正在我吓得挪下椅子想跑的时候，却被返回办公室的母亲发现了，一看我弄得满桌子一片狼藉，墨水瓶里剩的墨水不多了，蘸水笔还掉在地上，同事在忙着擦桌子……母亲对我大声训斥起来，还想动手打我。同事见母亲如此动怒，就过来劝说：“为了支蘸水笔和瓶墨水至于这样吗？他又不是故意的。”记得母亲当时是这样说的：“这不在于损坏的东西大小，要让他从小养成一个好习惯。”那时候，母亲的话我似乎听懂了，我知道母亲很疼爱我，可母亲又是个勤俭节约的人，见我损坏了公物发火很正常。这件事对我幼小的心灵触动很大，从此以后，我就离蘸水笔远远的了。
　　 母亲还是用着蘸水笔，我记得她一直用了许多年。用那支篮蘸水笔记账，用那支红蘸水笔改帐。母亲用蘸水笔记下了副业、林业的收入，记下了整个村子的支出。蘸水笔笔头上流泻着磨坊、油坊、机修部、铁匠炉、木工房、绣花厂里的“个十百千万”，写出了村里的发展和变迁。在母亲的眼里，她手中的小小蘸水笔，如宝贝似的，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城乡，也吹绿了家乡，村子乘着改革的强劲东风迅猛发展起来，尝到了改革的甜头。记得那时村子林果毛收入达到了13万元，母亲还是坚持用那支蘸水笔，从不多花乱花一分钱。这时，有人就看不过眼去了，劝母亲说：“咱这么大个村子，每年有这么高的收入，你还用那支破旧的蘸水笔不场面，不像个大村的样子，干脆买只像样的钢笔或圆珠笔，不失大村的面子！”母亲却说：“用什么笔都一样记账，我用蘸水笔习惯了，觉得还挺好使，不能因为家大业大了就不节约了，村子也是个大家，像居家过日子一样，能节约一分是一分！”虽然村子生活富裕了，可母亲勤俭节约的精神不变，仍旧坚持用着她那支蘸水笔，不到实在破损不能用了，她是不舍得扔掉的，她默默无闻记着每一笔账，不知用了多少支蘸水笔。
　　 母亲几十年如一日一直用那支看似简陋的蘸水笔，却记出了精彩闪光之笔，成为了远近闻名的女会计，在母亲的荣誉簿上，闪耀着许多光环：曾两次荣获过“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省市“三八红旗手”称号，当选为山东省第五、六届人大代表，当选为青岛、平度市人大代表……《中国日报》、《大众日报》、《农村大众》、《青岛日报》等相继以“山村女会计”、“不徇私情的女会计”等为题介绍了她的事迹。
　　 在怀念母亲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那支伴随着母亲大半生的蘸水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