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平：你为什么要弄出这么个三姓村？这个三姓村有点像桃花源了，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有那么点象征意义了。
　　 阎连科：至少在写的时候没有想它有什么象征意义。我不愿意写所谓的历史长河呀政治环境呀等史诗式的东西。我觉得那种说法特别荒唐。我们现在所谓史诗式的作品，无非是人物人名加历史大事记。
　　 姜广平：那么几任村长的几次命运抗争怎么理解？
　　 阎连科：它们可以折射出某个历史时期，但我至少不愿意正面刻意地追求。我愿意将它放在舞台的后面去，而不愿意让它到前台来。历史背景模糊是我的一种有意。至于三姓村有点桃花源了，这是小说的故事和人物所决定的，我不可能将它放到一个人口众多的繁华的地方。
　　 姜广平：《日光流年》似乎是在告诉人们，人生的每一个环节，实际上早已经在人生的最初阶段定下了。或者说，在司马蓝顶破母亲的子宫时，就已经决定了司马蓝的生和他的死。
　　 阎连科：我先写了果后写了因。每写一件事件后就去寻找原因了。
　　 姜广平：《奶与蜜》中，你为什么要引用《圣经•出埃及记》？
　　 阎连科：这可能是为了获取某种照应关系。作为作者，我不可能说它有某种宏大的东西和很深刻的东西。但是说，像三姓村人以及我们生活中的农民，真的比不上《出埃及记》中的情形吗？他们寻找的是奶与蜜的生活，我们不也是寻找吗？他们寻找经过了那么多的苦难，我们今天仍然要经历那么多的苦难。只不过这种苦难的形式不一样而已。
　　 姜广平：这种对奶与蜜寻求的结果实际上是令人遗憾的。
　　 阎连科：是啊，今天的这种结果并不比那时候好到哪里。摩西率众人找到了，今天我们到哪里去寻找奶与蜜呢？
　　
　　 四
　　 姜广平：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你的另一篇作品，那就是《兵洞》。我觉得这里面有点意思。从小说技术上讲，它与《朝着东南走》有着某种同质的东西，守护的与寻找的，似乎都是一种很虚无的东西。而从内容上看，他同样提示着人类的某种疼痛。这也是我不愿将你的小说划成军旅与非军旅的原因。你的作品，无论是哪一种题材，似乎都在表达着一些难言的疼痛。
　　 阎连科：实际上，军人消耗了的一生就是无意义。但他的无意义就是他军旅生涯的全部意义。兵洞里面守护着的，你不知道是个什么东西，甚至没有什么东西，但你必须那么守护着，这就是你的生命形态，它落实到几代人的头上。这就是意义本身，无意义就是有意义。很多普通人，他的生命可能就是无意义的，但这无意义就是生命的过程。
　　 姜广平：看完《兵洞》我觉得很震惊。这里掩藏了人或者人类的巨大痛苦与无奈。联想到《夏日落》十年的沉寂期，我觉得人的最糟糕的状态不是失语，而是话语权的丢失。即如《兵洞》里的那种情形，你能说吗？你可以这样说吗？这是一种最痛苦的状态。我知道你无意于冲击某种意识形态。
　　 阎连科：人面前有很多陷阱，人本身看不到。就是看到了，也不一定就能表达。从军人题材上讲，我的这种表达可能老不被人欢迎。但我觉得一个作家你必须表达。譬如说《寂寞之舞》，有人看了非常恼火。实际上，它已经约束了我的写作。如果没有这种约束，我可能会写得更从容。
　　 姜广平：郭松刚这个人其实是受到压抑的。他的直觉与人性的张扬没有能得到舒展。
　　 阎连科：我的这种写作状态，在地方上可能会被视为正常，但在我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是不受欢迎的。像《兵洞》《朝着东南走》和《寂寞之舞》他们不会说好，不被欢迎。但是这里面的东西，我觉得作家必须去面对它。像《大校》那样的作品，他们可能就会说好。
　　 姜广平：《寂寞之舞》实际上也写了一种人的生存状态。郭松刚这个人特别有才华。我觉得有时候特别有才华反而害了人。
　　 阎连科：很多情况下，我们的环境是不容许天才存在的。这可能是我们的现实。
　　 姜广平：说远了，还是回过头来。读《日光流年》，我觉得你在时间上一直在做着非常自觉的努力。它和《年月日》都直接是用时间词来命名的。
　　 阎连科：说实在话，对这个问题我一点儿也说不清。时间在我心里是个什么东西，我一点儿也说不准。什么是时间，我很模糊。你要我回答，我可能也只能很模糊地表达。毫无疑问，时间在小说里是非常重要的。你有你的表达方式，我有我的表达方式。我说不出来。但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估计其他作家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姜广平：叙事的跳跃、凝滞、节奏、速度，或人物的某些压抑的感觉，我看都是时间。
　　 阎连科：写作之前，可能不考虑时间而是考虑时代。譬如《坚硬如水》非常明确是写文革的。其他小说可能会考虑背景。我觉得这个背景也可以是时间。但这个时间是明确的还是模糊的，是清醒的还是混沌的，这可能是作家需要思考的。《日光流年》，我觉得考虑的是时代，又有意模糊了时代，因而给人造成了时间的模糊感。
　　 姜广平：你的很多小说里其实都写到了乡村政治。《情感狱》里写得很多。《日光流年》里几乎从头到尾都有乡村政治的东西，小小的三姓村，在村长这一个职务上，进行了多次的权力交换。这种权力交换是不是一种丑恶？还有三姓村人对村长一个人的俯首帖耳是否表现为一种专制？这些似乎都是比《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更深刻的地方。将乡村政治写得很好的，年轻作家中的毕飞宇是相当出色的。
　　 阎连科：作家写作一般来说也不会经过特别慎重的思考，往往是生活经验决定了他的写作。三姓村里的权力交换，《情感狱》里那种乡村政治，我确实没有太多的考虑，是经验决定了我这样写的。但有一点，中国农民，除了个别偏远的地方，我觉得每时每日都生活在一种意识形态下面。这种意识形态要远远大于什么宗教啊、宗法啊、宗族势力啊什么的。尤其是，我觉得中国解放以后，中国农民大都成了非常政治化的农民。与自然农民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姜广平：但中国农民的命运是很糟糕的，他们无法改变自己。无论你是不是村长。
　　 阎连科：农民的命运永远被别人掌握着。他们对个人命运的努力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它的意义完全呈现出一种抗争的过程，其结果往往是惨不忍睹的。但不如此又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抗争，一直到生命的结束。这就是他们的生活生命的全部意义。
　　 姜广平：这是不是你在《日光流年》中不让人看到希望、每次抗争都最终失败的原因呢？
　　 阎连科：还不能说《日光流年》中看不到希望。它倒着写，这虽是形式上结构上的东西，但它有内容上的意义，从死写到生，就是给人以希望的。如果是从生到死的话，那就是一种毁灭性的绝望的感觉了。
　　 姜广平：也就是说，文本本身的走向就是提供了一种希望。这倒是我们没有能把握到的。
　　 阎连科：是这样的。很少有人能体察到作者的这一苦心孤诣。
　　 姜广平：你曾说过一部小说想象之外，支撑故事的是一种文体。看来，你在这部书中有意尝试了关于文体的思考的。
　　 阎连科：现在的小说不能不考虑文本的意义。毕竟是二十一世纪了，你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特别是长篇小说，你不能不考虑结构。我觉得我们长篇小说的结构还是非常弱的东西。
　　 姜广平：是啊，当代作家很少有人在这方面作着自觉的努力。
　　 阎连科：因为我们的长篇小说没能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可能性，也没有给我们提供一种可借鉴的东西。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这就需要作家的加倍努力。如果长篇没有结构，我就觉得无法去谈长篇。
　　 姜广平：文本中有一些提示性的语句，提示着时光可逆，但时光可逆又有一些不可逆的东西。因而，这本书我觉得还是不能倒过来读。
　　 阎连科：这还是语言上的问题，从大的方面说，《日光流年》的形式本身包含着很强烈的内容上的意义。这里的内容与形式是不可分的。
　　 姜广平：我读着读着，有点觉得是在读马尔克斯了。
　　 阎连科：读者有这样的感受，这是我没有办法的事。它和卡夫卡怎么样、和马尔克斯怎么样、和福克纳怎么样，都是读者的事。读者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是正常的。
　　 姜广平：中原文化对你有什么影响？这是我从李锐谈本土中国想到的一个问题。
　　 阎连科：这个说不准。我也几乎没有考虑过。从那个地方生活过来了，走过来了，那么漫长，总有些影响，但很难说清。就我个人来说，我不像李锐与韩少功他们有那么好的理论修养。像李锐啊韩少功啊包括余华在内，他们的理论修养都非常好，中国作家可能没有几个人能比得了他们。我们没有这样的理论修养，也很少反思，缺少必要的梳理。从那个土地上走过来了，进入这样的写作境界，完全是一种自觉或半自觉的状态。中原文化对我有什么影响与改变，我觉得自觉地梳理一下没有什么坏处。不梳理我觉得很朦胧很混沌也没有害处。
　　 姜广平：作家完全可以靠直觉支撑着。
　　 阎连科：直觉比一切能够判断的价值都有用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直觉比一切价值判断都要好得多。
　　 姜广平：实际上，我们有时候判断作家还真有点问题。譬如关于幻觉描写的问题，我一开始觉得是不是与陀斯妥耶夫斯基有联系。可是，我无法知道你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关注到什么程度。这句话于是就不好说。
　　 阎连科：其实，我只看了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卡拉玛佐夫兄弟》我都没看。我说不准与他有什么关系。也很难回答跟哪个大家有关系。但有一点是必然的，我肯定受其他作家的影响，也必须从他们吸取营养。包括中国作家。
　　 姜广平：从文本意义上讲，《坚硬如水》和《日光流年》一样也是很难超越的。
　　 阎连科：现在对我来说，似乎应该是宁可少写千万不能多写。实在要写了，可能是要谋求一种练笔的写作状态，千万不能说是在写一部什么什么作品。现在还没这种状态没这种能力。
　　 姜广平：到一定时候会再有爆发的。
　　 阎连科：我觉得这是很可能的。我才四十四五岁嘛，而且还在努力。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不在于超越《日光流年》和《坚硬如水》，重要的是写出和它们不一样的东西。这也就算达到目的完成任务了。就是说，你要寻找文学上的差异。你找不到和卡夫卡、福克纳、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什么差异不是太重要的，但你至少要能找到和自己以前作品的差异。差异本身就是文学的价值，就是你写作的理由。你找不到差异，你就找不到写作的理由。这一点得把握住。
　　 姜广平：我和红柯谈起过《日光流年》，红柯告诉我，王一川对你的这部书评价极高。我也觉得这本书非常好，是中国文学的重要事件。我还不是从文本层面上说的。
　　 阎连科：我其实不考虑和谁比的问题，也不考虑能不能拿到什么奖。但对我来说，《日光流年》从形式到内容的确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我要在短期内想要超越它，要付出巨大努力，轻松对待是不太可能的事情。
　　
　　 五
　　 姜广平：《小镇蝴蝶铁翅膀》也是篇挺有意思的作品。
　　 阎连科：《小镇蝴蝶铁翅膀》是我精心写作的一个短篇。
　　 姜广平：我非常喜欢这个作品，它很精致，问题也很凝重。人怎么可以那样活着？人的压抑与愤怒又怎么可以这样释放？
　　 阎连科：我也一直看重我这篇小说，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却没能有什么影响。
　　 姜广平：可能被你的中篇和长篇掩盖了。对了，我又想起了你的《三棒槌》，石根子与《天宫图》的路六命遇上了同样的问题。从人的压力上与恐惧上讲，好像又与《小镇蝴蝶铁翅膀》有着某种相一致。问题很硬。当然《小镇蝴蝶铁翅膀》也有它温情的一面。
　　 阎连科：《三棒槌》其实还是男人的问题。男人的自尊与特定情境下的脆弱。比较起来，我还是很喜欢《小镇蝴蝶铁翅膀》，它丰富得多，写作上也更讲究一点。
　　 姜广平：《黄金洞》里用二憨的视角也挺有意思的
　　 阎连科：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我还记得特别清楚：世界像粪。这样的感觉，正常的人是不会有的。只有傻子才这样想。当然这样的视角也不是新东西。用傻子来评价这个世界可能效果更好。现在看来，好像没有达到那个效果。它的叙述那么有逻辑，这就不好了。
　　 姜广平：但这篇小说将一些基本的东西展现出来了。展现了一种深刻的人性。譬如说，这里面的傻子，他竟然也学会撒谎了。这很可怕。
　　 阎连科：对，他变得比正常人还正常。
　　 姜广平：当然更可怕的是黄金洞这东西维系着父子之间的最后的人伦。
　　 阎连科：我的看法可能不公正不客观，有一种半傻的状态，我于是干脆让一个傻子去评价一切了。什么大哥了，什么桃了，什么黄金洞了，都让傻子去面对。
　　 姜广平：你对你的评价还是太低了。二憨傻，作家不傻，知道到哪儿该写啥而不写啥。你写了人伦之间的那种平衡关系从维持到被打破的全过程。
　　 阎连科：可能是你所讲的这种情形。但语言没有能达到某种效果。我知道这一点。
　　 姜广平：说到桃，我就想到你的小说中女性形象。《情感狱》里，每一章都有一个对应的女性。《日光流年》里的杜竹翠与蓝四十等，都各具个性。有的让人心痛，有的让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