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姜广平：像你这样的作家，可能更多的人会关心你是如何走上文坛的。所以，我很想请你说一说你的文学之路。
　　 李修文：我很早就开始写作了。中学时代就是一个什么所谓的少年作家了，是韩寒那种人物。
　　 姜广平：我觉得韩寒现在的状态不是很好。
　　 李修文：一个中学生，也就十八九岁，能写出什么？真正像兰波这样的天才，二十岁出头，像彗星一样闪过，以及像海子这样的人，究竟能有几个？
　　 姜广平：你大学时期的作品好像不是很多。
　　 李修文：当时像邱华栋那样，中学时代开始写作的。后来免试进了湖北大学。到了大学以后，我反而倒停止写作了。
　　 姜广平：那是为什么呢？
　　 李修文：觉得自己很浅薄，过去中学时期的那种写作，更多的是靠某种青春情绪来支撑的。一个人想要在文学上有什么想头的话，那肯定需要更广阔的基础与背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姜广平：那你在大学时期就主要是以读书为主了？
　　 李修文：是的，不写作了，一直在读书。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了《作家》杂志社，到宗仁发老师身边工作。我向宗仁发老师学了不少东西。
　　 姜广平：宗仁发是非常杰出的。
　　 李修文：熟悉中国文坛的人都知道，宗仁发老师和程永新啊、朱伟啊，是推动中国八十年代先锋创作的一批人，在他身边工作，文学的教益所获匪浅。我的真正的写作应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姜广平：《作家》是一本非常优秀的刊物，重拳出击的“联网四重奏”，也是很引人注目的。我记得那时候，“联网”的作品我几乎都要读一读。
　　 李修文：“联网四重奏”我倒是没赶上。但作为编辑，最让我觉得骄傲的经历，便是跟宗老师一起策划九八年“出生于七十年代女作家作品选”。这一次策划直接导致了棉棉这帮人的成名。我其实也是一个好编辑哩！
　　 姜广平：你这样一种年龄，走向文坛并迅速成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在文坛上倒是不多见的。
　　 李修文：我觉得这里面少不了朋友们的帮助。我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朋友，我觉得我和他们应该是终生的朋友。他们给了我非常大的鼓励。
　　 姜广平：你是说张生和海力洪。
　　 李修文：是啊。宗老师更多地给了我整个文学观念的变化。你想，我当时也就二十出头。我到《作家》杂志社时才二十一岁。那个时候，杂志社的运作，小说这一块，宗老师是基本上放手让我干的，负责从名家到新人的所有作品。说实话，《作家》非常喜欢挖掘新人，我也就是在这过程中认识了一批朋友。上海的张生，广西的海力洪，就是当时结成的非常好的朋友。海力洪现在也到上海了。
　　 姜广平：这就是你所说的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
　　 李修文：实际上，当时他们也刚刚开始写作，都面临着写作发表不了的问题。所以，我真正地开始写作的时候，是在九八年离开《作家》杂志回到武汉做报纸编辑之后。当然也不想做报纸编辑，就一个劲儿地泡在家里写作。那时候写作也非常困难。你应该知道的，我中断了好几年之后才写出了第一篇。
　　 姜广平：就是《王贵和李修文香香》。
　　 李修文：那是第一篇。张生、海力洪和我在写作时，一般都是在电话里念着给对方听。我有一段时间非常绝望，因为作品发不了。我又不愿意把稿子交给宗仁发老师。实际上，他只要帮我推荐给他的朋友们，或者就是在《作家》上，会很轻易地发出来。我不想依靠这样的关系。就是到现在，我仍然非常警惕自己在《作家》上发东西。我基本上不在《作家》上发东西。
　　 姜广平：好像是这样的。我很少在《作家》上看到你的东西。以前看过你的一篇文本实验，最近也就看到一篇《闲花落》。
　　 李修文：在《作家》上也就发了这两篇。
　　 姜广平：《闲花落》好像已经有了《滴泪痣》里的东西了。
　　 李修文：是这样的。
　　 姜广平：接着说当时的情形。
　　 李修文：海力洪为了鼓励我，尽管他发作品也难，但他在电话里念他的退稿信给我听。他用这种方法激起我的勇气。所以我说，不管在文学上还是生活上，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
　　 姜广平：朋友的鼓励实际上是很重要的。
　　 李修文：实际上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最要感谢的刊物是《钟山》。当时，我非常绝望，除了在《江南》上发了一篇东西后，就怎么也发不了东西了。后来，由于张生的介绍，我投了一个中篇小说《解放》给了《钟山》的吴秀坤。很快就发了。
　　 姜广平：《钟山》上发东西不容易。
　　 李修文：那一年大概是九九年，我也就二十三四岁的样子。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接下来我又写了一篇《西门王朝》，也很快在《钟山》发了。《钟山》是对我鼓励特别大的刊物。
　　 姜广平：你告诉过我说你在十四岁那一年开始阅读苏童，并在阅读的当晚开始了短篇小说的写作。
　　 李修文：我非常喜欢苏童。我一直凭着自己的兴趣写作。我一直没有背叛过自己的对文学的判断。对苏童而言，说得狭隘一点，吸引我的，就是他那种东方的趣味。实际上，苏童的小说除了西方某种现代派的技巧以外，他小说里流淌的那种浓浓的江南的神韵，是我最欣赏的东方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姜广平：苏童有好几篇东西像《妻妾成群》《红粉》《我的帝王生涯》什么的，东方味儿特别浓。实际上，有很多人没有能看出苏童小说的东方文化底蕴和他的那种语言的绮丽。但我想知道苏童作品给了你什么样的震撼？具体是哪些作品给了你影响？
　　 李修文：我读初二时第一次读到苏童小说《1934年的逃亡》。后来又看到他很多作品。他在花城出版社出的小册子《妻妾成群》，我到现在都还保留着，大概有了十多年了吧！我从不讳言苏童对我的影响。我是因为读苏童小说，才第一次意识到汉语有如此大的魔力，有如此绚烂的美感的。苏童小说里的那种意象堪称惊人。可能我天性里就喜欢这种东西，有一种无意的契合。我觉得尤其是对我这样的年纪，七五年，甚至更往后出生的人，像我这样喜欢苏童的人，我确信不止我一个。因喜欢苏童或苏童那一批作家中的某一个作家而爱上文学并开始写作的作家，我相信随着时间的向后推移，会越来越多。
　　 姜广平：我们这种年龄的人，其实也很喜欢苏童。客观上说，苏童的小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意象。我最近重读苏童的小说，我觉得那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诗体小说。
　　 李修文：我非常喜欢他的短篇。他的枫杨树系列，就是写苏州的，我谈不上特别喜欢。但他早期的《桑园留念》，后来的《南方的堕落》啊，《舒农》啊什么的，我非常喜欢。
　　 姜广平：他的短篇时有精彩之作。影响也相当大。
　　 李修文：我非常喜欢苏童。我到任何时候都不会讳言苏童对我个人的影响。现在人们对苏童作品的非议很多，但我觉得，至少他在某一个阶段已经达到了准大师的水平。
　　 姜广平：现在人们有非议我想可能是因为苏童这几年的沉寂。但作家嘛，他必须有一段或者几段沉寂期的。这很正常。没有沉寂期的作家是很可疑的。
　　 李修文：就是嘛！
　　 姜广平：有些作家我觉得还是慢一点发作品。否则的话，可能会损坏一个作家。有些作家动不动有大作横空出世，让人怀疑啊！
　　 李修文：我觉得更多的作家是靠不断地技艺上的修炼才能达到最终的圆满的。像兰波这样的天才是太少太少了，更多的人需要一步一步地接近自己心中的目标。苏童也不例外。
　　 姜广平：有的作家只满足于发表多，以丰产自娱。有些作家因为数量而自我损坏了。
　　 李修文：这样的作家在中国确实有一批。
　　 姜广平：看来，先锋小说是一个短时间里不会终结的话题，我觉得你的小说里，有着很明显的先锋痕迹。从你的角度看，先锋的意义何在？
　　 李修文：我觉得这更多的还是指一种精神。在写作层面上讲，形式啊，语感啊，先锋作家几乎穷尽了纯粹意义上的技术，给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令人震惊的变化。我相信，后代作家已经没有太多的可能在小说技艺上来一场革命了。
　　 姜广平：先锋的经典意义可能也就在于此。
　　 李修文：对后代的作家而言，先锋作家的意义更多的还是一种精神。就像萨特所说的，所谓知识分子就是生存于任何时代都要对这个时代持批判立场的人一样，先锋的意义是在精神不断地往前时，总有一种向上的姿态。更重要的一点是，先锋小说实际上是一种内向的小说。它提醒了作家与读者。
　　 姜广平：提醒了读者更多一点。
　　 李修文：它提醒我们应该往内看，作家应该往内写。
　　 姜广平：它提醒了读者与社会对一个作家的价值判断。
　　 李修文：它影响过一代人的文学观。由此出发也可以说它形成了一代青年人成长的文化现实背景。
　　 姜广平：此后的作家，都可以说是从先锋起步的。
　　 李修文：先锋已经成为我们头顶上的阴霾，摆脱它的影响的确是一个大问题。想要走出它的阴影非常困难。
　　 姜广平：这是先锋文化积淀下的厚重。某些作家能在先锋的阴霾下还能取得话语优越性，就更显出其可贵。这很有价值。我非常珍爱当代中国作家的原因可能就在这里。我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好的读者。这一点，我与余华的感觉相同。
　　 李修文：是啊，作家们需要有这样的读者。
　　
　　 二
　　 姜广平：西方作家对你有很大影响的是哪些人？
　　 李修文：我非常喜欢纳博柯夫。纳博柯夫的语感非常好。
　　 姜广平：《西门王朝》的开头就是模仿了《洛丽塔》的开头。
　　 李修文：对，他的那种语感非常有张弛性。我特别喜欢。
　　 姜广平：纳博柯夫的细节描写是非常出神入化的。
　　 李修文：纳博柯夫作品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极其细微的部分，绝对能激活某个青年作家的想象力，它一定会使一个作家对文学的某些基本的要素作一些深入的思考，能够让人从非常细微的地方发觉文学的魅力，并使一个阅读他的作家激活自己。这意义就非常大了。像纳博柯夫这样的作家，不仅仅可以作为一种文学导师。他有某种精神与气质上的东西能让人与他呼应起来，我就遇上了这样的情形。
　　 姜广平：你对日本文化与日本文学似乎更加钟情。
　　 李修文：对我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日本文学。这也是我谈西方文学非常少的原因。我不光是读一般意义上的人们熟知的日本作家如芥川、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渡边淳一、村上春树什么的，像谷崎润一郎、森鸥外、太宰治、泉镜花等很多日本作家，我基本上通读过他们的作品，说实话，我对他们有点迷恋。
　　 姜广平：你说过的，“我喜欢日本文化中的那些阴柔、妖艳、甚至糜烂的部分。”
　　 李修文：对对对。这句话我说过。
　　 姜广平：我觉得苏童有时候也有这种审美嗜好。譬如他的《妻妾成群》《红粉》，就是从糜烂之中找出了妖艳的东西。我觉得这是你们的共同点之一。这可能就是你特别能与苏童贴近的原因。
　　 李修文：我非常喜欢细节。一个作家首先吸引我的就是非常好的细节。实际上，我认为西方作家能有日本作家那种细节描摹能力的特别少。日本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任何一点细微的东西都要把它放大。它的文化传统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作家，哪怕是一个极其糟糕的作家，都可以在细节的描写上达到大师的水平。譬如像大江健三郎，我觉得他是一个比较糟糕的作家，但他的细节描写的力量，我觉得是深得我心的，它与我的某种趣味相契合。
　　 姜广平：我读过你的《楼上的官人们都醉了》，在那篇文章里我读出了你对细节、情感与想象力以及对所谓“七十年代”作家群体的清醒的认识。我觉得从这些论述中也可看出你与苏童等作家及日本文学在精神上的承传关系与相似之处。
　　 李修文：葛红兵曾有一篇文章谈到我写的《滴泪痣》，他说我从精神气质上回应了上个世纪初从日本留学归国的现代浪漫主义文学大师郁达夫。
　　 姜广平：这一评论非常有高度了。
　　 李修文：我天生就喜欢这种沦落的、漂泊的、在底层的状态。我喜欢的作家现在大家可能都已经意识到了本身应该享有的地位。但在我们刚刚开始迷恋文学的时候，这些作家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受宠。譬如萧红、郁达夫，甚至像张资平、叶灵凤。苏曼殊的状况也是这样的。
　　 姜广平：这些作家也就只有郁达夫受到过关注。
　　 李修文：苏曼殊是我最喜欢最喜欢的一个作家。他的一辈子——私生子，一个和尚、一个终生未婚的喜欢喝花酒的和尚，又是一个革命的先锋。而他的死亡，你想想，是多么地妖艳！暴饮暴食地死掉了！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暴食。我太喜欢这样的人了。说实在的，我在文学上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我觉得我就要回应他们的那种气质和那种精神。
　　 姜广平：我想不通的是，你这样年轻的作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审美趣味呢？这种审美趣味是从哪儿来的呢？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它跟你的成长背景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李修文：我特别反感将我们这一代人称之为喝可口可乐的一代人。这是一个弥天大谎。它歪曲了中国的现实，它也歪曲了一代中国作家成长的现实。我从小和祖父祖母他们生活在乡村。我爷爷是农村的一个风水先生，家里还有从清代留下来的一些经书与器具什么的。我小时候在他的督促下还学过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