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的冬天，故乡的风雪特别大，白毛风呼呼地咆哮着、吼叫着，吹得电线杆子发出阵阵嗥叫。我们家七口人饿着肚子，穿着单薄的破衣服，好几天没有吃粮食了。
　　 就在这时候妈妈又给我们生下了一个小妹妹。父亲看着漂亮的小女儿，又是高兴，又是难过。他说：“这孩子要是生在有钱人家，一定打扮得很漂亮，可是在咱们家她只能穿姐姐哥哥剩下的旧衣服了。”妈妈说：“给她取一个好听的名字吧。”我说：“就叫她秀菊吧，希望她像秋天那漫山遍野的菊花一样红红火火地生活一辈子。”我心里想的是那首语文课本里的诗：“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秀长安，满城尽戴黄金甲”我感觉那诗写得是那么有气势，我想让我的妹妹生活的也那么有气势。虽然我已经有两个妹妹了，但是我还是那么喜欢她。她美丽的大眼睛就像一个阿尔巴尼亚小女孩的眼睛一样，妈妈给她买了一顶带白色兔毛的新帽子，衬得她的粉嘟嘟的小脸蛋是那样的娇艳。
　　 自从有了小妹妹以后，父亲比以前更勤劳了，他每天除了在工务段做8小时的重体力活以外，还要到野外去打石头挣钱补贴家用。父亲有时候累得会发牢骚说：“我就是一头牛，家就是一架车，我拉车，你们坐车。”每次听到这句话，我就很难过，为父亲也为自己。为父亲像牛一样的生活而难过；为自己不能帮助父亲拉车而难过。我有时候想：老天爷啊，快教我长大吧，我长大了就可以帮助爹爹拉车了。
　　 不久这个机会就来了。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门外的积雪有一尺多厚。父亲下班回来就叫母亲缝一个麻袋，缝好以后，父亲拿着一个漏洗脸盆对我和妹妹秀兰说：“闺女们，明天咱们去捡煤核，人家大妞他们家从来不买煤炭，都是大妞他们捡煤核烧饭。”我一听就明白了，这是父亲又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学习的榜样。1964年，他给我找得学习榜样是青梅，他对我说：“青梅这闺女真孝顺，每天起来第一个起床，把炉火生地旺旺的，做好了稀饭，才叫妈妈爸爸起床呢。”我不服输，不就是早晨起来生火做饭吗？我也能办到。从此我每天早上第一个起床，劈柴、生火、做饭，然后叫醒熟睡中的弟弟妹妹和父亲母亲。一天，两天，是容易，但是坚持一年，特别是寒冬腊月，早晨起来马桶里的尿都结冰了，四处冰冷，要离开热乎乎的被窝，去劈柴，生火，做饭，对于一个11岁的小女孩来说，的确是一种生活的磨难。我已经坚持一年了，从来没有间断过。父亲经常表扬我，但我心里很纠结，我咬着牙坚持着，生怕自己哪一天就坚持不下去了。
　　 没想到1965年这个寒冷的冬天，父亲又给我增加了捡煤核的事情，我也曾经想过去捡煤核，可是想一想寒冷的冬天也要去，想起刺骨的西北风和漫天的大雪，我就退缩了。可是在1965年的1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我懒不过去了。父亲为我们准备好了行头——铁丝的耙子、破旧的陶瓷盆、还有旧麻袋。我和妹妹秀兰冻得哆哆嗦嗦的跟着父亲，天不亮就起来了。
　　 寒风吹得衣服都透了，好像光着屁股一样，冻得牙齿格格响不停。父亲用自行车带着我和秀兰，穿过城市西北边的一道一道隧道，来到发电厂的外面，路上，我坐在父亲的身后，寒风吹着我的脚丫子，我没有棉鞋穿，只穿了一双白色的球鞋。冻得我的脚都麻木了。那鞋子是妈妈为奶奶去世戴孝穿过的。家里实在太穷了，也顾不上什么吉利不吉利，我就穿着这样的鞋子跟着父亲捡煤核去了。
　　 到了发电厂门外，我下了车，脚都不会走路了。妹妹秀兰冻哭了。父亲说：“不要哭，用手摸摸灰，就暖和了。”我们一摸灰，果然暖和，那煤灰是热的。有的地方还噼噼啪啪的在燃烧呢！父亲从麻袋里拿出几个土豆，对我们说：“那边的灰很烫，能把土豆烤熟了。”于是，父亲把土豆埋在热灰里，那灰还噼噼啪啪的冒火呢。我们开始坐在热灰上捡煤核，慢慢地就不冷了。父亲一边拣一边对我们说：“咱家现在是最困难的时候，你们都还小，等你们长大了，咱家的生活一定会好起来。你们在父亲最困难的时候，帮助父亲拉生活的重车，父亲一辈子都会记住你们的，你们两个最大，也最听话，是爹爹最喜欢的好孩子。”我和妹妹秀兰都知道父亲是在哄我们呢。但是心里却很高兴。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我们很少有机会享受到父亲的温存，父亲和颜悦色地哄我们开心，我们就是再冷再累也是值得的。
　　 那天我们收获很大，捡了满满一麻袋煤核。上午10点多，我们要回家了。父亲把埋在灰里的土豆刨出来，一股香味立刻把我和妹妹的口水馋出来。父亲给我和妹妹一人两个土豆，父亲只吃一个。我们狼吞虎咽的吃完了，我才想起来父亲可能没有吃饱。父亲问：“吃饱了吗？”我说：“爹爹你没有吃饱吧？”父亲笑了，他说：“走，回家吃馒头去，今天你妈给我们做金银卷了（一种白面和玉米面做的馒头），我们回家再吃个饱饭吧。”
　　 回家的路上，我和妹妹都不能坐车了，父亲也不能骑车了，车上驮着捡的煤核，还有父亲割得一捆干草，等着回家生火用的。我们帮助父亲推车，上坡的时候十分费力，我们一点也不冷，都出汗了。父亲说：“我们今天出来的时候，没有费力气走路，冷得不行；回家的时候用力走路，就不冷了。这是什么道理呀？”经过父亲的提醒我忽然想起小学课文里的一个故事《红鼻子弟弟和兰鼻子哥哥》，我就讲故事给父亲和妹妹听。父亲听了，很高兴，对我说：“对呀，这个故事太好了，富有哲理，应该讲给所有的弟弟妹妹听。红鼻子弟弟为什么冻不死穿破棉袄的农夫？蓝鼻子哥哥为什么能够冻死穿皮大衣的地主？”后来，我们回到家，我把故事讲给在家的弟弟妹妹们听了，他们太小了，还不能理解那个故事的意义。只有我和妹妹秀兰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我当时想：虽然我们穿得破破烂烂，跟那个农夫没什么区别，只要我们肯劳动，敢于吃苦，寒风是冻不死我们的。从那以后，捡煤核就成了我和秀兰妹妹的任务，我们家八口人做饭和取暖用煤核都是我和秀兰妹妹一粒一粒捡回来的。后来母亲说：“咱家的灶火只认得你们捡来的煤核。其他东西都不好烧。”一直到我上大学以后，回家过暑假还去发电厂捡煤核呢。母亲说：“上大学有什么了不起的，照样去捡煤核，因为你是穷人的女儿，是捡煤核的家里培养出来的大学生。”
　　 多年以后，我自己有了工作和家庭，在烟台生活了。母亲写信说：“闺女寒假回来住几天吧。”我说：“老妈，我害怕故乡的寒冬，害怕白毛风和大雪封门的寒冷，一想起故乡的冬天，我就会想起冬天捡煤核，想起脚丫子与白球鞋冻在一起分不开的疼痛。”
　　 母亲又来信说：“如今故乡的气候变暖和了，没有那么冷了，冬天在院子里堆雪人，可有意思啦！”
　　 经不住母亲的反复邀请，我那年正月回去了。果然故乡的雪天不冷了，我穿着羽绒服，带着狗皮帽子，在院子里里堆雪人，身上出汗了。父亲说：“哪里是冬天不冷了，是咱们的生活提高了，你们小时候，哪里戴得起狗皮帽子？哪里有羽绒服，棉袄都是没有絮棉花的。唉，我的可怜的女儿们，跟着贫穷的爹爹吃苦了。下辈子脱生个有钱人家吧。”我说：“爹爹，1965年全体都是穷人，哪里有富人啊？如今大家都富裕啦，吃饱穿暖不成问题了。”
　　 说这话的时候，门外的雪还在下，天气预报说，最低气温零下37度。可是我坐在家里，暖气边上温度计显示零上23度半，温暖如春啊！家乡什么时候安上暖气了？日子是变好了。二十一世纪的雪，那才是瑞雪兆丰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