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花一世界，一草一菩提。一滴水中看世界。佛将一切都说了，剩下的便是我等凡人去演绎阐述了。
　　 那么我就开始讲故事了。
　　 南下来到宁波，觉得我与这个城市还是有点投缘的。二月初来宁波万里教育集团应聘时还曾忐忑不安：这大都市会接受我这个来自苏北的乡村教师吗？我会走进这日益国际化的都市吗？记得当时走在中山路上很是惶惑不安了很长时间。
　　 现在，我已确确实实地走进宁波了，在一个叫清水浦的地方拿着一份薪水。重要的其实还不在这儿，重要的是我接触了另一个世界。
　　 说是另一个世界是绝对错不了的。当我拿着单位发的西服购买券走进中山路的罗蒙西服专卖店时，店里那个中年女店员羡慕而又不无感伤地说，也想把孩子送进万里，可是我们上不起。
　　 几个月的薪水，虽说颇为可观，但并没能改变我现有的经济地位：在宁波，我也只能算是一个不穷的人。所以，当我看到一辆辆奥迪、奔驰煞是好看地挨挨挤挤地停放在万里国际学校门口时，我的心头掠过一阵阵酸楚。我感伤地想，他奶奶的，我们怎么会这样活着？好几次，耀武扬威般的大哥大、粗硕的手链、金利来、花花公子在我的办公室里撞击着我的视觉时，我仍然无法熨平我心中的块垒：宁波的富人就这样让你觉得羡慕而又无可奈何，似乎，市场经济只是为了他们而存在！
　　 然而不久，这种块垒到底还是被熨平了。我因此忽而发现，我，还有大多数像罗蒙专卖店里那位女店员的宁波市民，有着另一种富人们无法企及的新奇世界，这一世界足以让我们觉得我们活得毫无愧色，足以傲视那些富了口袋穷了脑袋的大款大腕们。
　　 每天，我都有一个任务，就是去查房。有一天，我在查完房就要离开时，忽然有人喊住了我，我一看是个女孩儿，站在走道边上。微弱的过道灯光照在她的身上，越发使人觉得这女孩子楚楚可怜。我停下来，回转身问道，什么事？
　　 这女孩怯怯地问我：老师，能让我叫你一声爸爸吗？
　　 我一下子怔在了那里。这是一种新状态。这是我从教十几年来都没有碰到的事。尽管，我早已闻听“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但着着眼前这个比我儿子要大得多的女孩子，萧瑟在秋风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还是转回了头，走到了她的身边，低下头，关切地问道：孩子，你怎么了？
　　 当我问完这句话时，这个孩子哭了，她说，老师，为什么万里的老师都那么可亲，而我爸却把我和我妈抛弃了。他说给我们许多钱，可是我不要钱，我要爸爸。老师，求求你，让我喊一声爸爸吧！
　　 孩子是可怜的。我的心底掠过一丝痛楚。我的泪也就要流下来了，我点点头，说，孩子，你喊吧！
　　 这个小女孩大喊了一声爸便伏在我的臂弯里哭了。这时候，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我的故事讲完了，很不精彩。如果说故事还有尾声的话，那就是：我和我的同仁们联合出了一道作文题：老师，我想对你说。作文收上来，一看，我们都掉泪了，多少孩子在作文的末尾都有一个小小的秘不示人的心愿，想喊老师一声爸爸，想在爸爸的怀里撒一下娇。
　　 初到万里时，我对万里的学生有一种偏见，我固执地认为，富有家庭走出来的学生能有什么可贵的品德和难得的平常心。我的那位还留在苏北乡下教书的老婆一再打电话催我回家，她同样固执地认为丢下自己的儿子不管不教，去侍弄这帮“纨绔”与“膏粱”，实在掉价。
　　 掉价不掉价，现在看来，已落在问题之外了。重要的是我发现，万里学子中的这一部分，他们的精神世界里都有着一种令人感伤的失落。据查，还有更多的学生正准备面临着一个完整的家庭分裂成两半。
　　 我不会像社会学家般去调查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根源，同样，即使我呼吁降低离婚率，给我们的孩子以一个完整的爱，我也知道我的呼吁是多么软弱无力。现在我只能正视这一种存在的现象和这一种现象的存在。我如果没有办法改变这一切，那么我的工作就是不改变这一切。但我想说的还有：这不是我工作的全部，我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当好老师爸爸，当再有一个学生，男孩子或女孩子，认为我还可以做一次爸爸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