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写了一篇应该算是纪实性的抒情散文——文风是矫情而做作的——叫《卡西莫多书屋》。卡西莫多书屋是个什么地方？也就是我们学校旁一家开了十几二十年的老书店。因为我没名气，加之学校一般，书店老板亦不是文化名人，所以除了这儿的学生和住在这儿的人之外，没什么人知道它的存在。然而在我生活的这个小圈子里，卡西莫多书屋还是鲜有人不知道的。我说我那篇散文的文风矫情做作的原因，就是在文中“不吝赞美之词”。这话并不是说赞美这件事不好，实话实说，这样的一个实体书店及其老板能在闹市坚守多年，实属不易，理应赞美。而赞美就必定带着夸张，“夸张”别人可以，“夸张”自己，就显得有些不要脸皮，矫情做作了。
　　 卡西这家店算得上是方圆N公里之内的一个文化符号了，这得益于书店主人老潘。我知道的老潘的传奇事迹大概有这么两件：1、因忍受不了太多虚伪的人际关系，从国企辞职，开了卡西这家小书店；2、娶了我们学校的一位女大学生，并且那位女大学生是拿出私奔的勇气跟着他的。我这人好奇心强，喜欢结交各种各样的有趣的人，于是在去年第一次拜访了卡西。几十分钟下来，它给我的感觉果真与我所想一致。细节方面就不多说了，关于那次见面的前后我在那篇散文中讲得还算细致，犯不着再重复一次。可赞美之词我还是想说的，就我而言，这家店的存在比什么博物馆、历史古迹之类的地方都要重要，因为它的精神是跟现代功利社会反着来的，并且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今，而历史留下的东西归根结底只是历史的随葬品罢了。
　　 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为自己多次走进卡西而洋洋得意，我为自己在卡西买过书而自觉超脱于众生。卡西的书卖得很贵，几乎就是定价出售，也许是老潘不懂经营，或者是他压根瞧不起那一套商业化的经营之道。但在与老潘的几次接触中，我感觉到在他的身上承担着的不仅是卖书，还有教育大众和传播优秀文化的重任。因而我说“卡西的书是有理由卖这么贵的”，我还在文章的结尾处说“从那以后，我买书只去卡西”，我还在生活中自视甚高地说我去书店买书买的是一种“气氛”，我说那些从来只在网上买书的人并没有真正读书人的精神。而我，平心而言，走进卡西不过两三次，买书不过一本，就连这一本书也是因为无法辜负老潘的热情而买的。于是我不敢再进卡西，更不敢让老潘介绍书给我。我开始喜欢到那个卖很多盗版书的书店，好书不多，毕竟人家的进货标准就是畅销，老板没什么责任和梦想（毕竟还卖盗版书），应该也没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来给我推荐书籍。可我不过是个实打实的买家——又不是个实打实的读者，便觉得人家老板好，实在是好，因为人家能给我打折，甚至低至半价。我心里知道：单就这一点，老潘和他的卡西就做不到。
　　 我在盗版书店买书多了之后，有时候会“良心发现”。比如有一次我用整颗多愁善感的心问那个盗版书店的老板：“请问有没有海子的诗集？”他说：“没有。”我好像一下子受了刺激，诘问他：“大学附近的书店怎么可以不进海子的诗集？”老板振振有词地说：“现在哪还有人读诗啊？进了只有赔本的份！”我当时无言以对，觉得自己说错了话，整颗心都不安宁了，于是立马奔到卡西去，但没买书。这是我当时在路上就料到的，因为除过第一次之外，我每一次去盗版书店的心态和去卡西的心态决然不同。与其说卡西是个书店，倒不如说它是个医院，因为我从来只想去那儿寻求治疗，却不想付任何医药费。
　　 我赞美过老潘和他的卡西很多次，甚至赞美过那个当初追他现在成为他媳妇的女人。与之相对的是，我骂过那个盗版书店的老板和他的盗版书店很多次，我还曾用我的微薄之力败坏过他们的名声，因为我觉得真正的书店就应该是卡西，真正的书店老板就应该是老潘，真正的读书人就应该走进卡西，在老潘热情而富有学识的一番推荐下买书。而我已经很少去卡西了，我去书店的首选一定是盗版书店，我对那个老板又爱又恨。爱的时候就高高兴兴地挑本盗版书回去，恨的时候就扭头去卡西寻求免费治疗。我成了这个样子！和我所说的“真正的读书人”相比面目全非！虽然如此，我还想说一个大道理，那就是——人都是自私的。我没有成为那个理想人物，但我希望你们能，倘若你们真能做到，我定是深感欣慰，除此之外，我还对我的堕落深表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