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平：我觉得这里反驳的意思，是你在历史记住的公众话语中寻找到了另一种话语。就像有人讲的，比文革要轻微得多的“布拉格之春”，使米兰•昆德拉写出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样的杰作，但中国作家在书写文革的过程中，却有意无意地简化与糟践了这一历史过程。
　　 方方：有些事情也由不得中国作家。当然作家本身也有问题。这么多年，大家都在被改造，作家也没有逃脱掉。既然已经被改造了的，又怎么能摆脱这种已经被改造过的思维模式呢？所以，看问题不能这么简单着去看。
　　 姜广平：你的右派题材无疑是一种没有受制于集体记忆暗示的写作。虽然，你写过一篇叫《暗示》的小说，让主人公接受了流水的暗示而将生命交付了流水。
　　 方方：我说过，我只按我自己的方式去写，按我自己的所观所感去写。
　　 姜广平：这篇小说你写到了两种死，对生命的感悟，你那常写到的八个字，让人倍感人生之荒唐，留他如梦，送他如客。
　　 方方：人生本来如此。所以，我的好多小说里都会表达这样的意思。
　　 姜广平：虽然你将父亲这一代人的死写得如此庸常，但我发现，你还是注意到了外在的宏大历史并没有能影响到家族的精神传承，你一直在强调父亲竟把内心的缠绵献给了祖父。父亲虽然迷失了自己，但这也是对读者的一种反驳，你深恐读者误会了你的意思而过低地看待了你的父亲。
　　 方方：我没有一直强调父亲把内心的缠绵献给了祖父。我只是知道父亲的死与祖父有很大的关系。这件事对他有刺激。我父亲这样的人，一直过的是一种踏踏实实的人生，这也是他们最喜欢的一种人生方式。他们就是喜欢做实际的事情，比方去建一座桥，去盖一栋房子之类，他们不喜欢在形而上的问题上纠缠。他们是一些纯技术人员。我父亲从来也没有迷失自己，他是只能如此这般的生活。他很清醒，但他没有办法。我说所谓的父亲迷失，是指他就这样死了，我很不甘心，我觉得他的死是他的迷失。父亲的死对我来说，是永远难忘的一幕。是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件巨大伤心的事件。
　　 姜广平：这一种情怀在《乌泥湖年谱》中没有写进去，这是与这部长篇所截取的年代有关的。可能是因为死亡描写不多或者几乎没有，我总觉得，从厚重程度上看，《乌泥湖年谱》反不及《祖父在父亲心中》。
　　 方方：你有权利这么看。但我不一定这么看。两部小说虽然有些地方方相同，但其实我所要表达的还是不同的东西。
　　 姜广平：这两篇小说都有浓郁的文化气息，甚至像《乌泥湖年谱》笔墨可能还花得更多地交代了人物对古典诗文的爱好，但我还是更喜欢《祖父在父亲心中》。我觉得这篇更精致，也更深刻。而《乌泥湖年谱》那里的文化显然有点游离于文本。
　　 方方：中篇与长篇的构架本来也就不同。长篇中要表达的东西更多更丰富更广博一些。长篇是复调的是一个大乐队在演奏，而中篇则是一条线下来，是一件乐器在独奏，顶多有三两伴奏的。它可能会精致一些，但它从深厚上是无法与长篇相抗衡的。倘用精致来形容长篇，我不知道这样的长篇有多长。
　　 姜广平：某种程度上说，《乌泥湖年谱》显得有点拖沓与繁冗。水利工程方面的专业知识写得多了点。我在读这部书时，佩服于你的对水利工程的那种熟稔。确实就是这些内容增加了小说的厚重与高度，你笔下那些高知们的指点江山，使我感叹于一个中文系出身的作家之不易。但我又觉得是不是展开得太过。
　　 方方：我只是按我的需要和我的想法去写，没有太考虑读者是否觉得太过。因为我觉得，小说中的事件和人物需要这些东西。但我尊重你的这种感受。
　　 姜广平：还有那么多的揭发材料、会议记录、报告等是不是在文本里也充塞得过多了点。我总觉得《乌泥湖年谱》还可以写得更精致。
　　 方方：这也是我想要做的。我想让那个时代原始的文本更多地出现在小说中。或许觉得这样时代的气氛会更足一些。而那时的知识分子们，就是生活在这样的文本之中。我不觉得这部小说需要精致。可能我的想法与你的期待有差距。另外可以告诉你的是，里面所有的日记都是我父亲亲笔记的，所有的揭发材料，都是我父亲当年的记录。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习惯，他喜欢把什么东西都记录下来。他做人认真到我们这代人不可理喻的地步。比方公家的东西，就连一张纸，他都是不会给我们用的，而他大把的绘图笔，有时我们想要，他也只会把用得只剩下笔头的那一小截送给我们。那种公私分明，绝不贪小便宜的人生态度，真的是让我受益一生。他们单位让他们读马列学哲学时，他的马列书上密密麻麻地写着读书感想。我印象中，他读完马克思的一本什么书后，感慨万千地说，没有想到，马克思的书写得这么好。
　　
　　 三
　　 姜广平：我觉得《乌泥湖年谱》的成功，在于真实地写出了那时节知识分子的扭曲。在一个罪恶的时代，没有谁是“干净”的。右派与非右派，都势必产生心灵的扭曲。良知就像秋叶，被秋风吹落。
　　 方方：就算人本性中有恶的一面，但如果时代好的话，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让自己恶的一面显露出来，这样的人，死的时候当然还是个好人。可惜的是，我们的时代出现了那样的场面，它使许多人本性中恶的一面不得不张扬出来。更多的时候，不是人们愿意，而是没有办法。一切都逼着他弃善扬恶。所以，当我们说某一个人坏的时候，不能只是表面上说说，应该绕到他的背后，看看是什么原因致使他恶了。
　　 姜广平：你笔下的父亲与丁子恒让我想到前些时我与刁斗的访谈，他也谈到了他的父亲。他说他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脑壳儿薄薄啊，树叶儿掉下来都能砸个洞。而丁子恒，有病都不敢请假，后来什么话都不敢说，做人到了这份儿上，委实，是这个社会出了问题。
　　 方方：那是被改造过的父亲。所以，我说“改造”是很可怕很残酷的两个字。
　　 姜广平：这里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能像祖父或伯祖父那样具有着一种独立性。虽然，伯祖父与祖父的精神独立性因为时代的原因，也显得比较勉强。
　　 方方：祖父和伯祖父他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结果也跟其它知识分子一样，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谁能逃过这么漫长岁月的改造呢？
　　 姜广平：对你来说，书中所写的十年，是你非亲历的文革前十年，可你展现得却比一些在场的人或亲历过的人更深刻到位。
　　 方方：虽然我并没有亲身经历，但我渐渐地也长成了一个旁观者。父亲的生存状态的变化，始终也都在我眼里。而且天天生活在一起，父亲兄长们的谈话，也都让我对许多事有印象。
　　 姜广平：刚才提及张贤亮，还有一个作家，也就是丛维熙，我觉得在处理右派的题材上，也有着过于拔高的张扬。我与阎连科谈到亲历了文革的人士为什么反而对文革的书写没有到达像他的《坚硬如水》时说到一个进得去出得来的问题。可能在你们这一代未亲历者那里，反右也好，文革也好，很容易进得去，也很容易出得来。而刘心武那一代作家，可能进去容易，要他们走出来可能就难。你觉得在你写作《乌泥湖年谱》时，是否也与阎连科有着同样的写作心态？
　　 方方：我不知道阎连科是什么样的写作心态。我喜欢阎连科的很多作品，但最不喜欢这部《坚硬如水》，我觉得与他诸多写农村的小说相比，这不是一部好小说。可能我的阅读喜好，与别人不太一样。
　　 姜广平：当然，这里不可避免地有一个写作时态的问题。写作进行时，我觉得还是在人步入中年之后更好。像《乌泥湖年谱》这样的鸿篇巨制，里面的对高知的人生展示、人生感悟、对右派定位的反驳等，也只能在这样的年龄才能写出来。
　　 方方：这个话我不敢说。
　　 姜广平：文学有没有青春期我不知道，但文学的准备可能是漫长的。有的人进入不了状态，有的人则需要非同一般的写作训练。我现在才觉得叶兆言的写作训练之说非常有道理。以前我不承认一个成熟的作家还需要写作训练之说。
　　 方方：一个人只要他慢慢地写慢慢地发表，他总能有所进步。写到一定份上，就会自如。没有前期那些幼稚的作品的出现，恐怕也没有后来的一些相对成熟的作品出现。当然也有人一动笔就出手不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很难划一。只是，写作可能还是需要一定的天赋，或者说适合做这样一件事情。如果一个根本就不适合做这件事的人，再怎么训练，也不一定能写出好作品来。这就是我们常常看到很多人写了一辈子，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可就是写不出好东西来。这是没办法的事，人都有自己强项和弱项。
　　 姜广平：我过去总觉得一个作家已不存在训练之说，他要做的其实只是表达，表达自己。现在看来，写作应该是一条河流，在发源地，它还可能是涓涓细流。可越往前行，气象便越来越阔大。
　　 方方：什么事情都不可定论。也有人是反着来的。一开始气象很大，出手不凡，后来写着写着，生活写完了，就写不出来的，这样的应该也不少哇。如果硬要说是训练，很多事情都是训练，写日记也是训练，写其它短文也是训练，不断地写小说并发表小说的本身就是训练。
　　 姜广平：《乌泥湖年谱》我觉得写新人的地方很多。在大毛二毛三毛与嘟嘟这一代人身上，你着墨很多。二毛为石评梅的诗去图书馆，三毛的聪明，嘟嘟的成长，这些，都能在你的家族那里找到影子。你是否想借此暗示新一代人与上一代人在精神品质方方面的不同与差距呢？
　　 方方：小说中的人物原型的确都能在我家中找到。但也不尽然如此，毕竟我写的是小说。我没有打算暗示什么，我在写的时候，只是觉得这样写让我感觉最舒服。两代人所受的教育不同，生长的背景不同，本身就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人生观，这是根本不需要暗示的东西。
　　 姜广平：新一代其实也各不相同。像在丁家学习的吴金宝，与丁家同住一层楼的吴家子弟，将父亲送进坟墓的李书爱，不同程度地表现了一种病态。
　　 方方：我不同意所谓病态一说，我也不觉得他们是病态的。这就是他们的人生。他选择这样的人生不能因为你不同意就觉得他是病态的。在那样的年月，他们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状态了。
　　 姜广平：其实，在关注知识分子方方面，你早期的《言午》《幸福之人》《金中》《禾呈》和《行云流水》都是非常好的作品。而且风格也非常多样化。像《言午》的疼痛，《幸福之人》的举重若轻，《金中》的举轻若重，《禾呈》的人生沉闷，都写得非常精彩。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没有人给予思考与评价，而直到《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时期才发现方方在这方方面有着非同一般的才情。
　　 方方：你提到的那些短篇，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作品。可惜无甚人读到，想到这些作品，有时会对读者产生失望感，你会觉得他们真是不会读作品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阅读也是需要训练的。
　　 姜广平：。阅读也是需要训练的，说得太好了。早期的《金中》中，其实就有了对父亲这一辈人的价值判断与思考了。我觉得《祖父在父亲心中》《乌泥湖年谱》是接续着《金中》的思绪的。
　　 方方：《乌泥湖年谱》是把那些散落在短篇中的人物汇总写在一起了。跟他们生活了几十年，我实在是比较了解这样的一拨人，写他们时，我觉得很顺手。每次写作，都有很多的他们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样的人物还有好多，我还没来得及写。所以，我还打算再写一批这样内容的短篇。这想法似乎有点是向读者挑战，好在我不在意读者的需求，管他们会不会读，我只按我想写的写就是了。
　　 姜广平：还回到《祖父在父亲心中》，这篇小说与《风景》有联系吗？这两篇小说虽然都写到了父亲，但我觉得反差很大。
　　 方方：一篇小说是写我的自己生活的亲历，一篇小说是写我对他人生活的观察。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人生，当然是有反差的。但是，这两篇小说都与我个人有关系，那就是，我在这两个生活圈子中都待过。我了解他们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的基本生活状态。如果我不当工人，可能我永远也不知道社会上还有这样的一些人，曾经并正在那样的生活着。我当装卸工的四年经历，给了我很深的教育，它让我比较深入地了解了社会和人生。没有这样一段生活阅历，很多东西我都写不出来。
　　 姜广平：在一般性的认知范畴中，你写出《风景》那样的小说不太有可能。你的生命经验决定了这一切。可是，为什么你却写出了《风景》这样的杰作。应该有一个非常神奇的意念，触发了你的灵感，然后你才去寻找小说文本的。
　　 方方：为什么没有可能写出《风景》？我毕竟当了四年装卸工人。我的同事们都是生活在河南棚子那样的环境中，那是我在二十岁前从来都不知道的生活环境。这四年的生活，很长时间内都对我是一种刺激。这种刺激可以说一直延续到现在。一想起我当工人时曾经经历过的往事，我都会激动。我一开始写作时，就想写我的同事们的命运，但先写的都是短篇，一直到《风景》，写的时候，似乎根本就没怎么多想，一写七哥，后面的事都自动地跑来了我的面前，我就只好把他们们都写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