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做一位读者，做一个绝妙的读者，这是普鲁斯特起初的愿望，而普鲁斯特走向一个著名作家的历程是，以成为读者、与作家对话为开端。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坚持认为“思想就本质来说是对话性的”。我注意到一点，我的批评有我的选择。我选择那些令我怦然心动的作家，并与他们对话。我只是一个读者，我有权利喜欢那些高尚而虔诚的将文学视为事业的作家。喜欢本身就是一种情感选择，而选择，在斯达尔夫人看来，是一种钦佩，一种认识，一种被情感支撑、照亮、甚至引导的认识。我所选择的作家，他们确实有一种能将我的感觉化为认识的能力，是这些作家引导我认识了中国当代文学，也是他们引导我认识了世界文学。我在他们的灵魂中散步，但更重要的是让我的灵魂在他们的灵魂中栖止。
　　 这就是说，虽然我的阅读现在还处于更多的对作家的认同与判断的境界，虽然我是个情绪化的人，并不愿意从我很喜欢的作家身上寻找出什么不足来。对我来说，阅读使我快乐。当然，这种快乐，是阅读的心理状态。为什么快乐，还是如斯达尔夫人所说的，“是因为这些著作对不知不觉制约着我们的那些痛苦和回忆作出了回答。”我于是就觉得我与这些作品有着莫大的联系。同样我也觉得，这些作品如果与我失之交臂，那将是作家与我的双重遗憾。批评对我来说，是一次感性经验的把握。虽然我明知这种批评有种局限，但我相信，我走在作家与我的情感经验两者之间的理性走道上。我们在情感的两端进行着理性的交流。这就是我与他们的对话基础，也同样是我的另一种阅读方式。
　　 情感是无法提升到理性层面的，但情感的选择多么鲜明，情感的力量是多么的执着！
　　 因为有这样的阅读，我于是觉得我的批评不会出问题。我坚信，这仍然是一种阅读！
　　 关于书名，我想稍作一点解释。
　　 在与这些作家进行对话时，我读到了日内瓦学派的重要著作《批评意识》。这是一部日内瓦学派“全景及宣言”式的重要著作。
　　 我对乔治·布莱的这本书，可以说是一见钟情。这本书，我在阅读过程中的投入是巨大的。正因为有了这种投入，我似乎是一下子发现了这本深契我心的著作，不仅仅因为它的认同、重逢、选择、接近等重要的关键词构成了这一批评流派的让人流连忘返的景观，更重要的是夏尔·杜波斯这个人，他完全将我镇住了。我原先准备用他的论文集题目《接近》来作我这本书的题目的，可是后来，我选择了他的那句著名的话中的“经过和穿越”作了我这本书的题目。那句著名的话是这样说的：“人的确是个场所，仅仅是个场所，精神之流从那里经过和穿越。”
　　 这是杜波斯和柏格森经过了那难忘的谈话后在他著名的《日记》中写下的一句话。
　　 现在，我觉得，我与这些作家对话后也有了这种感觉。在这里，我不是我，就像杜波斯说的，我只不过是那个人，他在那儿就是为了思想猝然来到他身上，并且从那儿经过……我的精神不是思想的总体，不是思想的创造中心，它仅仅是思想通过的地方。我在与作家们对话之后，我无论算是一位批评家，还是作为一位读者，我觉得作家们的精神之流经过了我穿越了我，我作为一条通道，我所接受的作家们的精神在我的身上流过然后来到你的面前。
　　 现在，我按照与作家们对话的时间先后，编次成一本书，献给广大读者同时也就教于广大读者。
　　
　　 二
　　 几年来，我与国内十几个著名作家进行了大大小小数十次对话。我的读者看着我一步步地从一个文学评论的门外汉走到了现在，那么多的作家也从过去的陌路人成为我现在的作家朋友。我说过，我如果定位自己是一个作家的话，我努力做一个作家们喜欢的作家。当然，行年四十岁的我，则越来越清楚地知道，我的对话精神，是从做一个真正的读者开始培养的。
　　 回忆第一次与著名作家毕飞宇的对话《我们是一条船上的》，我非常欣喜的是，这句话正好成了某种象征，我与我的作家朋友们是同一条船上的。将他们在创作伟大作品时的所想所思激发出来并通过对话这种方式呈现出来，我觉得比起我写一部作品更重要。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在阅读北村、刘震云、海男、苏童等作家时的阅读心境，也记得当时因为阅读而扬起的我也能写出一流作品的豪情。但是，我的伟大的一流作品的写作因为一次次与作家的对话而搁浅，偶尔我会在中夜，一人独对电脑时会产生一种复杂的难以言说的落寞情怀。但一想到我也许是在做着一种有利于文坛的建设性的工作，便又将那种情怀悄然藏起，同时打开一个作家的作品，以两个月为一个周期，读完他的所有作品，搜集到关于这个作家的所能搜集到的评论并认真研读，然后拟好对话提纲，然后拨通对方的电话，然后在电流中进行交流，身旁的三洋录音机则永远以那种速度旋转，忠实记录下我与作家们的一次次对话……
　　 历数一下，我已经完成了与以下作家的对话：毕飞宇、叶兆言、刁斗、北村、阎连科、红柯、李修文、苏童、范小青、刘震云、海男、方方、荆歌、林白、艾伟、张者……
　　 在这些作家对话中，与毕飞宇的对话反复被转载，与范小青、阎连科、北村、苏童的对话也先后被一些刊物、书籍或网站转载，与刘震云、方方的对话，先后被《新民晚报》评为当月期刊最佳专栏文章，至于这些对话为多少当代文学研究学者所摘引，则是我所无法统计的了。
　　 我觉得我做对话的第一愿望是实现了：为研究者们提供第一手的资料，为读者呈现作家写作时的心境与思绪……
　　 在与这些作家的对话中，我清晰地触摸到对方的生命的律动，体会到了他们对文学的那种圣徒般的情怀，明明白白地感受到他们对时代的把握，他们的爱与恨，他们感与思，他们的写作现状，他们的写作宏图……
　　 当然，在与这些作家的对话过程中，我自己也同样历经了一些非常细腻而生动的心理历程。
　　
　　 三
　　 我知道我的出身，我只是一个中学语文教师，文学评论的工作并不是我的强项。我只是在语文教学之余才阅读一些文学作品，同时也写一些在我认为是小说的作品。语文教学是一个不太注重精神的活儿，教学任务的繁重，应试的压力，使这项本应为精神活动的活动变成了一种机械的运作，我当初的写作完全是出于一种害怕与恐惧，因担心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某种教育机制下的工具而开始了我的阅读与写作。我完全遵照了一种原则在进行着我的阅读与写作，那就是厚积薄发。所以，我的阅读面广泛而富有深度。我真的很难统计我一年的阅读量了。我所能明确计算的是，刘震云的四卷本巨著《故乡面和花朵》有二百万字，我依此估算，我每年的阅读量应该是在一千万字以上。这里面还不包括文学理论著作的研读与教育教学论著的阅读。为了使自己文学理论方面的学养达到与作家对话的高度，我每一个阶段规定自己必须读完一本理论著作。譬如，我在《批评意识》这本全景式的反映日内瓦学派的理论与贡献的书上，所付出的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这是一种耐力的考验，也是一种对话中的抗衡。这种比阅读作家要难上百倍的阅读，有时会使一个写作者望而却步。但是我走过来了。当然，这种阅读完全是随缘性的，因为没有读硕与读博的经历，没有任何人给予我指导，这种阅读，我自认为到现在为止仍然只是一种没有系统性与计划性的阅读。这方面的书也很难购买，我只是在不为任何目的逛书店时收获一两本这样的著作。现在我手头正在阅读的是《巴赫金：对话与狂欢》、《文学的哲学》和《西方当代文学批评在中国》。
　　 我发觉身边的对话者正越来越少。很多次，我在一种孤独与寂寞中抚摸着自己读过的书。我打开那些洒满我心迹的书页，像与老朋友一起连流。我读过的书页上，很少没有留下我的字迹的。一位学者看过我读过的书，感叹地说，在我们高教界也已经很少有这样的阅读者了。他抚摸着有我的密密麻麻的笔记的书页，眼睛里晶莹闪亮，在那时候我也被自己感动了。
　　 但我又何尝不知我的这种阅读可能仍然非常肤浅，譬如阅读巴赫金，我知道那一本薄薄的《巴赫金：对话与狂欢》一定难以支撑巴赫金的所有著作。我见过巴赫金的全套著作，在书店里我望着十大卷的巴氏全著，心里掠过一阵悸动，书生的穷酸，既不能让我全部购下这套大著，而一个中学教师的业余时间也使我清醒地知道，阅读完巴赫金是一个什么样的了不起的工程。
　　 所以，有时倒是有意回避那条艰辛之路。可我又知道在与作家们的对话中，我又必须是从那条路走过来的。
　　 我怎么办？
　　 我又记起做完毕飞宇的对话接手做叶兆言对话的情景。
　　 虽然那篇与毕飞宇的对话为我在对话界赢得了非常好的声誉，但我知道，下面的路非常艰难。毕氏作品，因为相同的文化背景与成长背景，我是非常熟悉的。我不惮于与毕飞宇对话，但叶兆言是名满天下的大作家，我知道我的心理对抗力是不足以承受与他面对面的。如果在电话里与他交谈，我想可能会有好的效果，可偏偏《莽原》的执行主编李洱亲自到南京为我联系了叶兆言，然后打电话给我让我到南京与这位作家面对面地坐下来进行对话。
　　 叶兆言现在可以说是我的朋友了，但在当时，他不肯给我寄书。我在一个新落成的学校工作，那所学校的图书馆建设还在初期，馆藏量显然是不足的。我只能从网上将叶氏的作品下载下来，然后打印好。但遗憾的是，那些网上的作品大都是他初期的作品。我只得回苏北老家一趟，将自己过去订的杂志翻箱倒柜地全搬了出来，一篇篇地翻检，终于找到了一些叶氏比较重要的作品。可是对话过程中，我发现了兆言先生也许并没有与我对话的兴趣。其时他有一本与余斌的对话大著正要出版，他也没有想到我会针对作品发问。在我的想法里，一个作家之所以能站得住，是因为他站在他的作品里。可惜的是，在对话的过程中，叶氏对他的很多作品都已经无法回忆起来了。一些作品的细节，他更是难以牢记。对话做出来后，我不是很满意，叶兆言也不是很满意，李洱同样不是很满意。三易其稿后，勉强通过了终审。
　　 我记得当时坐在叶兆言家客厅里的情形，面对叶兆言和他满室的书，我心里惴惴的。当时叶氏一家人全在，女儿叶子在书房里，叶夫人在客厅里偶尔会走来走去。在面对我的一些富有挑战性的提问时，叶氏有时会因为思考而对他的夫人非常烦恼地责怪一两声，这又让我觉得非常尴尬。
　　 从那以后，我再不与作家们面对面交流，我知道那种情境下我无法面对一种心理的挑战，也无法产生一种对话的对抗性。从那以后，我只与作家们在电话里交流。即使在后来与刁斗对话时，刁斗认为这样的对话方式没有了那种四目相对的会心与会意，我也还是没有走到刁斗的对面。当然，从实际情况出发，我也不可能去到东北，既无法请到那么多天的假，也觉得为完成一篇对话而搞得兴师动众不是太值得。所幸，那篇《典型的时代已经过去》被作家认可了，被刊物认可了，也被我认可了。
　　
　　 四
　　 说实在的，坐在叶兆言对面的时候，我无法确认我的身份。我当时既不敢狂妄到认为自己是一个文学评论家，但又非常不情愿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读者。现在想起来，我其实没有能跨越过一种心理上的沟坎，直到与作家刁斗的对话成功，我才算走过一道也许是我自己为自己预设的第一道沟坎，我走过来了。刁斗对我的阅读是满意的。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优秀的读者，我也因此与刁斗成了最要好的朋友，直到现在，我都会在完成一篇对话后与刁斗联系，告诉他我又与谁谁完成了一次对话。记得与红柯对话完成后，刁斗表扬我说：“不简单啊，能听懂红柯的陕西话就是非常不简单的。他们在与红柯交往时，总是看着红柯的嘴形，判断红柯在说什么，而你是在电话里听红柯说话，然后整理出对话，委实不易！”
　　 其实，读刁斗何尝容易？刁斗作品中那种人称视角的转换对一个普通读者来说，是一种多么大的挑战啊！
　　 刁斗也好，红柯也好，李修文也好，这些作家，都像我的朋友一般地与我对话，我在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情形下完成了与他们的对话。
　　 叶兆言之后，我继续要面对的难度与高度是北村。北村是一个教徒，他的作品充满了一个教徒的文学精神，有时候你如果不经意，你可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我在那篇《三重奏》里说起过北村经常讲到“他”。稍不留意，你不可能知道这个“他”的所指。在与北村对话时，他的名作《周渔的喊叫》正在由他改编成电影《周渔的火车》。他的行踪不定，作家本身也像一个谜一样的让人难以捉摸。但还好，我终于找到他了，我终于发现他了，我终于锁定他了。北村，康洪，当代文学中著名的先锋作家，当我完成了与他的对话后，我松了一口气，横亘在我们之间的耶稣终于没有形成难度，我越过了这个高度。
　　 在与阎连科的对话过程中有一个小插曲，这则小插曲，差点成为我与阎连科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