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鞋山顶峰眺望，隐隐可见庐山的轮廓。自然会想到山下湖边隐居耕作的陶渊明。在“草盛豆苗稀”的窘境中，他依然相信“力耕不吾欺”。其诗屡屡出现“一只归鸟”的意象。他本身就是一只归鸟。
　　 陶渊明当年任职的彭泽县所在地，就位于今湖口境内文桥乡的一片田野。陶渊明曾经开凿的“洗墨池”、建设的“玩月台”，均无迹可觅。晋义熙元年（405）八月，陶渊明任彭泽县令。十一月，督邮来县视察工作，要求陶县令束带拜见。陶渊明就叹出名句“岂能为五斗米而折腰”，辞官还乡，写出名篇《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等“江左高文”——长江左岸之高文，同样影响右岸、光裕后世。那一个督邮有功了，逼出一个伟大的诗人和隐者、一只伟大的归鸟。
　　 陶渊明叙述：南阳人刘子骥慕名来访桃花源，却再也找不到武陵渔人进入其中的路径，只能郁郁而归。我也是南阳人，比刘子骥明白一个道理：一个人的桃花源，只能由其自己来建立，无法借光或分享。
　　 苏轼来湖口、登石钟山，自然会想起曾经生息于此地的陶渊明。陆游说：“东坡在岭海间，最喜读陶渊明、柳子厚二集，谓之‘南迁二友。”在一路向南的流放途中，陶渊明成为苏轼的精神支柱。黄州期间，他把自己在东坡上躬耕，与陶渊明还乡劳作相类比，“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对陶渊明的诗品、人品无限倾慕，与陶渊明隔代唱和。其《和陶西田获早稻》一诗，有“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一句，我尤爱。
　　 陶渊明诗曰：“岁云夕矣，慨然永怀。今我不述，后生何闻哉？”苏轼以及宋代朱熹、范成大，都是陶渊明所预期的后生。正是在宋代，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得以确立。此前，华丽文人们对朴拙的陶渊明一直忽视、轻视。或许是因为，宋代以后，士大夫们在危境中难以自治，才终于想起陶渊明的“挂冠”和“转身”。
　　 美籍俄裔诗人布罗茨基屡屡以自己的文章“取悦一个影子”——奥登，“求爱于无生命者”——哈代、弗罗斯特、奥勒留、贺拉斯……苏轼同样试图以自己的言辞与行动，来取悦异代前贤陶渊明一个长身玉立的影子。反过来，陶渊明也在求爱于暂时尚无生命迹象、已经萌动于空无之中的后世知音。取悦或求爱，只能跨时代、越生死，显得何等孤绝。一直被忽视、轻视的陶渊明，对来世传诵他的声音、鸟声，有信心——这其实也是对汉语的前途抱持信心。
　　 柏拉图对“美”下了一个定义：“美是困难的。”好像读过苏东坡的上述诗句——美景是困难的，需要寻觅和坚守；美人是困难的，只有时间能够克服；美好的语言是困难的，一代代写作者耗尽墨水和白发，次第建设一条永远无法完工的修辞之路——那其实也是一条人类命运之路。从陶渊明、苏东坡到柏拉图，美好的景色、人物、言辞，一概出自艰难世事。我喜欢这样的句子、这样的人，像喜欢庐山下、鄱阳湖边、西田里那一株又一株在风雨中渐渐沉实的稻穗。
　　 在鄱阳湖中央，在鞋山上，看不见陶渊明的西田和稻子、东篱和菊花。但惊看半山白！半山的草，很绿，异乎寻常地绿；半山的树，却白了。没有下雪，为何白？原来，鄱阳湖上的水鸟把体内鱼虾，消化、空投成一种“雪”——微臭，成为本地一景：“神鸟降雪”。那微微臭的“雪”，降到草叶上就颤动几下，落入泥土，滋养草根。降到树枝上，就白了。在不能随地大小便、处于种种藩篱内的人类头顶，鸟，有理由保持一百米以上的高傲。
　　 在衣服这一小笼子内，我自卑，仰望。
　　
　　 六
　　 小说家马原似乎也像“一只归鸟”。
　　 八十年代，他在西藏写了《冈底斯的诱惑》，一举成名，被誉为中国版的马尔克斯。但他那时还不知道马尔克斯是谁、魔幻现实主义是什么。之后，移居上海，任同济大学中文系主任，讲小说和电影，生一场险恶的病，与新婚妻子去了云南高原一个村庄定居。他大概不适合低海拔、人口密度大的生活。在高原上的清新空气中，他爬山、种地、开车去镇上购物。一群孔雀、鸡、狗、鸭子和孩子围绕他，也充满起飞的冲动和可能性？一年后，身体竟渐渐好了。奇迹。
　　 在鄱阳湖上船舱里，马原讲云南生活。我调侃：上海可不允许一个人这么放肆，姓马也不能这么放肆，只能喜欢斑马线、马戏团，周末可以捅一捅公园里的马蜂窝。他笑了。“一个人渐渐放大，他用自己的脸保存了童年。”这句话，与我所拍的马原沿一条小路渐渐走近的九幅照片，发在微信朋友圈后，点赞者云集。马原喜欢这句话。在我的日常生活环境里，充满中老年阴冷的笑、讥讽的笑、淡漠的笑、无奈的笑、苦笑、奸笑、窃笑——六十余岁的马原，却儿童般地笑，笑容简单而笨拙，是一个奇迹。我遇到这样的笑，是一个奇迹。
　　 在地广人稀的云南，马原很自在。云南的云，防止他阴沉、在体内修建深深城府。一群孔雀、鸡、狗、鸭子和孩子，在家门前吱喳乱叫，像一篇童话，马原是作者。无法定稿，因为这些事物一直处于成长之中，秩序不明。马原说：“给朋友们寄鸡蛋吃吧，保证原生态，就是邮寄费太贵了啊。”夜晚，他养的鸡都高飞到树上睡觉才有安全感。鸭子也可看家，与狗一起半睡半警醒。孔雀张扬着华丽的翅膀跃跃欲飞，马原只好在院子里拉起一张大网。
　　 一个还知道为孔雀张起大网的人，说明他依然生活于人间烟火里。也好。
　　 现在，若干友人自云南、上海、北京相约聚会于鄱阳湖，很高兴。看见马原，我尤其高兴，像雾霾看见云朵就尤其高兴——看见了一种方向和可能性。尽管庐山下陶渊明的东篱被拆迁建成高速公路，“悠然见”成为一种困难的态度，“君不见”成为李白遗传给后人的伤感，但种种的“不见”之间尚有“相见歡”，难得。以地偏促成心远，以心远造就地偏，难，但值得。
　　 在美國，陶渊明的精神同道颇多：在瓦尔登湖边确立“第一人称”之意义的作家、人道主义者梭罗，在咸水农场养牛挤奶的农场主、前《纽约客》杂志主笔怀特，在沙乡观察四季、沉思人生的李奥帕德，在内华达山中禅修、耕作的诗人斯奈德……这些现代知识分子，在山水间、自然中，生发出与大地相一致的完整性与存在感——今古一也，中外一也。
　　 马原转身、在高原，与一场疾病的暗示有关，但仍是一种主动选择。在中国偏西南方向的云朵下，他用童话、诗，用一群孔雀、鸡、狗、鸭子和孩子，解答一个我们永远在面对的难题：如何与这个世界保持“初相见”的天真、融洽与喜悦……
　　
　　 七
　　 这次聚会需要几位朋友坐下来谈一个主题：“文学与跨界”。湖口县城的一个小会议室灯火辉煌。网络现场直播，隐形围观者达数万人，匿名评点、嘲谑或欢呼。我们的思想与言说，在房间内跨来跨去，被摄像机、照相机、手机的取景框追赶、直播——那种种的跨姿，或飘逸，或踉跄。
　　 马原的发言是野外鸟鸣，笼子里的鸟们听了，会不开心。所以，马原的声音在网络内很快就找不到了。我听了马原的话很开心，成为一只归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但我的发言在网络上完整保留下来，说明了我的平庸、无趣、中规中矩，摆脱笼子的难度依旧比较大——网络也是一张网、一个笼子。
　　 窗外，鄱阳湖锦衣夜行，持续跨界、跨入长江。
　　 其实，文学就是跨界，就是要像神话、童话那样打乱旧秩序、生成新活力。人生也是跨界——连死者都在亲人、后人脑海中持续横渡，尝试跨越这些头颅年轻或苍老的海岸线，在尘世里重新浮现。好在我们目前尚能在地图上各种路线、界线之间呼吸与游荡，在种种有形、无形的边界旁蠢蠢欲动。但也的确有必要围坐于一把茶壶周围，谈谈跨界，谈谈陶渊明、苏轼们如何在跨界中恢复自由和天真——《后赤壁赋》中，苏轼在小舟上看见孤鹤“横江东来，翅如车轮，玄裳缟衣，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其实就是他梦中羽衣蹁跹的那个道士的一次跨界。
　　 窗外，湖北、江西、安徽三省，似乎也围坐于湖口周围，谈谈如何跨越省界，到对岸的地方戏里听听另一种韵律的锣鼓、马嘶和情话，鄱阳湖就渐渐加强了跨出自身的势能——像一个情种，在长江动荡起伏的身体里消融了自我。
　　 湖口的这一夜，也穿着星辰的绣花鞋跨过我了——次日下午，在返程火车上，我发现右手出现一个老年斑形状的脚印了……
　　 火车离开湖口，离开鄱阳湖与长江亲吻的嘴巴——火车，一行火热的泪？流过江西胭脂中的晚霞。火车上的人，须惊喜、干净、自由自在，才有资格作为这热泪的一部分、爱的一部分，像我身旁的那个孩子。他久久盯着地平线上的落日欢呼，不断向他的母亲提问：“为什么叫火车呀？”“为什么山会跑啊？”
　　 我已经成为这个孩子的反义词——我是这火车、这一行泪水中虚伪、芜杂、苦涩的部分？负责爱情的惨淡和冷峻，使爱情诗这一文体保持痛感、延续下去……
　　 火车，这一行热泪流过江西的晚霞和胭脂，只有湖口的舌尖尝到了、知道了其中的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