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传灯录》载佛印名了元，字觉老。在云居寺达四十年之久，其间也有多次外出游历。苏轼被贬黄州时“师住庐山”，苏轼与他“相与酬作章句”，其后两个人也多次在一起谈禅论道饮酒赋诗。佛印的佛学观点对苏轼有很大影响，并在此后对他在坎坷的仕途经历中进行理性思考发生了很大作用，所以苏轼对待佛印的态度是十分尊重的。
　　 传说中的苏东坡与佛印的故事，很多具有明人市井中所喜欢的那种恶搞的特色。也许苏轼和佛印也会偶尔玩上一把，但这么多低俗的东西，无论是和他们的学问，还是他们的身份都是不相适应的，也是他们俩不可能有的行为。
　　 官场上的贬官不仅仅是削职下放基层，宋人周去非《岭南代答》说：“邵州与湖南静江接境，士夫指为大法场，言杀人多也……广东新州为大法场，英州为小法场。”宋朝虽然表面上说不杀士人，其实通过贬官而杀死的也不在少数。另一位宋人赵善璙的《自警编》里有个故事：卢多逊被贬朱崖，有谏议大夫李符对赵普说：“朱崖虽在‘海外’，而水土无他恶，春州虽在内地，而至者必死。”所以想让赵普设法把卢多逊改贬到春州去，以便让人看上去是宽宥，而实际上是将他置于死地。没想到才过了一个多月，李符自己也犯事被贬了，于是赵普把他当时说的话告诉了皇帝，这回就轮到李符自己被贬到春州去做知县了，而且真的一个多月后就死在了那里。
　　 每一项新政策的执行，都会受到某些利益集团的阻梗和打击报复，其手段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拿政敌的名字进行政治打击的，则无过于对“元佑党人”的贬谪这件事了：因为刘挚字莘老，于是贬到了那个“大法场”的新州；黄庭坚字鲁直，所以贬到宜州；苏轼字子瞻，所以贬到儋州；苏辙字子由，由字不好办，于是掐头加个雨字，被贬到了雷州！
　　 把贬所视作杀人的“法场”，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当时很多中原人对南方气候的不适应，但我想像李符那样的人，则更多的是因为心胸狭窄而死于郁惧成疾。对贬官最处之泰然的则无过于苏东坡了，他从海南岛被新即位的宋徽宗“赦还”。路过镇江金山寺时，著名画家李公麟为他画了一幅像，并保存在了金山寺，苏东坡面对自己的画像感慨万千，在画像上题了这么几句：“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题了这首诗后仅一个月，苏东坡就去世了。
　　 苏东坡的“心似已灰之木”是一句禅语，并不是灰心丧气的意思。而是表明自己已经回到了自我的本真，是木已成炭的不可改变，任凭世事的播弄，不系之舟还是我行我素地在波浪上沉浮着，无论是被贬到黄州、惠州还是儋州，哪一次不都是印证了自己的这个真心呢？所以大慧宗杲禅师到金山寺时写下了一首《过东坡影堂》诗：“力将正说排邪说，梦到黄州与惠州。竹屋数椽容老貌，大江千古只东流。”苏东坡并非北宋变法期间新旧两党中的一派，他看到了新旧两党的政见各有弊病，不怕打击排挤，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结果新旧两党都不见容于他。他一生中从贬到黄州再到惠州，一直到儋州，如今，被供在金山寺内的一小竹屋里画像上的苏东坡，虽然形象苍老憔悴，但“大江千古只东流”，正如苏东坡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说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面对滚滚长江，不管是英雄们的煊赫还是自己的沦落，又何必去计较？让自己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只要率性而为，旷达地对待人生，即便是被贬到了黄州、惠州、儋州，该怎么做还去做什么，却正好证明了自己修行的功业，已经到达了佛家所说的“内在本来圆满具足”的程度。
　　 “狮子吼”本是佛家语，但“河东狮子吼”，却是出自苏轼之口。苏轼有朋友陈慥，号龙邱居士，是苏轼老上级扶风太守陈希亮的儿子。苏轼曾为他写《方山子传》说他：“少时慕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侠皆宗之。稍壮折节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不遇。晚乃遁于光、黄间”做了隐士。他很害怕悍妬的妻子柳氏，苏轼曾赋诗《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开陈慥的玩笑说：“谁似龙丘居士贤，谈空说法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唐朝注重门第，士人都以能和名门望族联姻为荣。这种传统在黄巢以后已趋消亡，但并没有被人完全忘记，而柳姓就是昔日河东郡的望族。
　　 明成化六年，西域进二狮子，兵部职方郎中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说：自己进谏说养狮糜费甚多：“每一獅日食活羊一腔，醋、蜜、酪各一瓶”。《格致镜原》卷八二引《珍珠船》也说：“獅子房：狮子二号，日食活羊一只半、白糖四两、羊乳二瓶、醋二瓶、花椒一两三钱。”于是，清人王棠《燕在阁知新录》说：“世以妒妇比狮子，《续文献通考》：‘狮子日食醋、酪各一瓶。’吃醋之说殆本此。”是不是真的本于此另当别论，让狮子吃醋绝对是一件趣事，不过宋朝似乎没有那份创意。
　　 《过去现在因果经》说：释迦牟尼佛初诞生时：一手指天，一手之地，作狮子吼，云：“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普曜经•论降神品》又说：“譬如狮子吼，诸小虫怖惧”。狮子吼也代表了降伏一切外道异说的意思。苏轼的“河东狮子吼”，调侃了柳氏门第势力的唯我独尊，也调侃了对佛学颇有心得的陈季常被降服。苏轼曾说陈慥“自洛之蜀，载二侍女，戎装骏马，至溪山佳处，辄留数日......后十年，筑室黄冈之北。”于是《苕溪渔隐丛话》说：“观此，则知季常载二女以远游，及暮年甘于枯寂，盖有所制而然，亦可悯笑也。”后来出家的的陈慥，虽善于谈空说有，却在悍妻面前表现出一副小虫怖惧般的可怜相。
　　 袁枚《随园诗话》有一段有关苏小妹的考证：“世传苏小妹之说，按《墨庄漫录》云：‘延安夫人苏氏，有词行世，或以为东坡女弟适柳子玉者所作。’《菊坡丛话》云：“老苏之女幼而好学，嫁其母兄程潜之子之才。先生作诗曰：‘汝母之兄汝伯舅，求以厥子来结姻。乡人婚嫁重母族，虽我不肯将安云。’考二书所言，东坡止有二妹；一适柳，一适程也。今俗传为秦少游之妻，误矣！或云：‘今所传苏小妹之诗句对语，见宋林坤《诚斋杂记》，原属不根之论。’”
　　 但找来宋人的《墨庄漫录》一读，却发现袁枚的引用有出入，原书说“延安夫人苏氏，丞相子容妹，曾子宣内也，有词行，世或以为东坡女弟，适柳子玉者所作，非也。”原来有关苏小妹的传说在宋代就出现了，只是这个“延安夫人苏氏”，说的是宰相苏颂之妹，她的词章以秀丽称着于世。而柳子玉名瑾，苏东坡的《祭柳子玉文》中有“子有令子，将大子后。颀然二孙，则谓我舅。”的句子，可知柳子玉与苏轼虽是戚友，但不是同辈，也就不可能与“苏小妹”搭上关系。
　　 袁枚说的林坤一般也不把他归为宋人，所以《诚斋杂记》准确地说应是元人的著作，从中可知苏小妹的传说并没有因为宋人的否定而绝迹，元人仍然还在延续着讲她的故事。到了明人单宇《菊坡丛话》中就越来越具体了：“老苏之女幼而好学，嫁其母兄程浚之子之才，”但苏洵在《祭亡妻文》中说得明白：“有子六人，今谁在堂？惟轼与辙，仅存不亡。”苏洵一生有子女六人。这在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讲得更具体：“生三子：曰景先，早卒；轼，今为殿中臣直史馆；辙，权大名府推官。三女皆早卒。”嫁给其母兄程浚之子即其表兄程之才的女儿，却是长苏轼一岁，婚后经常受程家的虐待，婚后第二年生有一子，第三年便因受夫家虐待致死，死时十八岁。苏洵在她死后八年写的《自尤并序》中不无痛苦地自责自己当初把女儿嫁给了“州里之大盗”。《苏氏族谱亭记》也陈述了她之死的前前后后。苏洵的《自尤》诗是这样说的：“乡人皆嫁重母族，虽我不肯将安云？生年十六亦已嫁，日负忧责无欢欣。”当时民间重视与娘家联姻，苏洵虽不想答应，但民风如此便应允了婚事。她婚后的生活一直忧郁不已，经常受到夫家的指责。十七岁生一子后身染重病，而程家根本不予诊治，苏洵夫妇只好把她接回家治疗，病情渐有好转，而夫家却以“不归觐”夺走她身边的孩子，以致她三日便亡。从此以后，苏程两家便绝交了。
　　 苏小妹嫁秦观的传说则更属编造，秦观是苏门四学士之一，生于1049年，苏东坡的母亲死于1057年，苏洵在当年就写的《祭亡妻文》中明确说三个女儿已经早死了。就是1057年，秦观还是个儿童。而他自己在《徐君主簿行状》中说徐成甫有“女三人，曰文美、文英、文柔……以文美妻余。”可见秦观之妻是徐文美。而流传甚广的“苏小妹选婿”、“苏小妹三难新郎秦少游”等故事只是民间故事而已。
　　 袁枚“东坡只有二妹，一适柳，一适程”的考证显然很粗疏的，而如果对“苏小妹”做一个结论性的说法的话，那就可以说是在宋元人以讹传讹，加一点故意编造的基础上，经过了元代吴昌龄杂剧《东坡梦》、明代冯梦龙《醒世恒言》、清代李玉的传奇《眉山秀》等文学创作，而在民间广泛传布的一个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