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是河南省武陟县乔庙乡千村。
　　 武陟县原名木栾店。1948年10月，武陟全境解放，1949年8月，中共新乡地委建立后，中共武陟县委属新乡地委领导。当时的学生唱着这样的歌曲庆祝胜利：“九月二十一，解放木栾店，老百姓才能过上太平年”。由此可见，我们的家乡千村是1948年8月21日解放的，比新中国的成立早了一年多。
　　 1937年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在村里“红枪会”人的迎接下，日本鬼子来到千村进行了“清乡”（清乡运动是日本侵略者在华中占领区实行的一种残酷的“清剿”办法）。来“清乡”的日本鬼子有一个小队，带着翻译，随同的还有几个皇协军。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被集中在了打谷场上，这个打谷场就是现在的后街千秋良家的老宅位置。
　　 日本鬼子“清乡”的目的就是看村里有没有军人。为此，他们使出了浑身的招数，一是喊立正，看你是不是军人，是否受过军事训练，二是看鞋子里，双脚是否干净，三是看衣服是否穿着整齐，四是看肩膀，有没有被东西勒过的印记，五是看手掌有没有老茧。此外，日本鬼子还给小孩子们发糖吃，让小孩子们说出谁是八路军、谁是中央军（国民党军），真可谓是绞尽脑汁。
　　 日本鬼子翻译对着聚集在一起的乡亲们，突然喊了声“立正！”乡亲们哪里见过这阵势，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谁知道这“立正”是啥意思，听了喊声该怎么站还怎么站。如果是受过军事训练的，知道这“立正”的意思。当然，当时的年轻人只要听说过“立正”是啥意思，听到喊声也会站出立正的姿势。
　　 村里的千旺升，当时20多岁，虽说没有当过兵，也没有受过什么军事训练，听了喊“立正”后，站立姿势却非常的标准，日本鬼子怀疑他是八路军，对他进行严刑拷打，但最终也没有审出什么口供。
　　 千顺海，当时也是20多岁，刚结过婚，所穿的鞋子里垫着媳妇给他绣制的鞋垫，上面有着很鲜艳的图案。日本鬼子想的是老农民的脚都是脏兮兮、黑乎乎的，这年轻人的脚这么干净，想必不是本地人，说不定是哪里来的八路军。其结果是，让他坐“老虎凳”，给他灌“辣椒水”，让他承认自己是八路军，最终也没有审出东西来，千顺海说什么也没有承认自己是八路军，却遭受了一顿折磨。
　　 这些日本鬼子的据点设在詹点，当天来，当天走，不在也不敢在下边久留，也没有在村里实行“三光政策”。用现在千一成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军力不够，人员不够，中国的土地面积太大了，因为他们来这里的毕竟人少，也不要说八路军了，一支民间的杂牌儿队就能将他们收拾掉。”
　　 那时，村里的千太国、千旺仁，邻村观音堂的郭进才就是“杂牌儿队”的人。当时这三人在三里五村是有名的厉害人，他们竟敢跑到老田庵车站，将那儿驻守黄河桥的日本鬼子兵的枪给缴了。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打死个日本鬼子就跟杀只鸡一样轻松！”
　　 当然，正因为有了枪，“杂牌儿队”也干了不少的坏事情，黄昏也会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所针对的对象大多是富人。
　　 他们以谁家门口的粪堆的高矮，来判定这家有牛、马等牲口的多少；粪堆越大，越证明这家富裕，他们下手就越有把握。
　　 解放后，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仅土地改革就继续了三次，第一次是将村里的一家恶霸，两家地主的土地分给村里的社员，第二次是将全村20户地主的土地分给村里的社员；第三次是土改漏网的大概有10户地主及富农的土地分给了村里的社员。说是富农的土地多于贫农的土地，但另一个原因是要成立农业社，富农当然不愿意进入农业社，因为他们有劳动工具牛、马等牲口，而贫农愿意入社却没有这些劳动工具，将他们的土地分给社员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让他们入社。经过土地改革，农民有土地了，生活也过得去了。
　　 1950年后，千村第一任农会主席千文彪（南街千旺官的父亲，小字的爷爷）、千希祥（老齐的爷爷）；千村第二任农会主席兼西联防党小组长千金瑞（千占桥的父亲）；千村第三任农会主席千胜有（老前、老歪的父亲）；千村第四任农会主席千庆礼。
　　 1951年，朝鲜战争刚刚爆发。村里人大都不愿意“吃粮当兵”。但这一年，还是走了一批兵。同年2月，全国第一次征兵，村里也是首次征招中国人民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村里的干部都到县城参加征兵会议去了，会议结束的时候，有位村干部将征兵的消息走漏了出去，其结果导致年轻人躲避参军，一晚上时间就都跑得无影无踪。经过动员，有10名青年踊跃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他们有千会生、千启旺、千高财、千眯妞、千一方、千运通、千四顺、千一舟、千立昌、千子彦。
　　 1952年后，全国开始征集义务兵。此后，千村具体不知道被征集走多少义务兵。我的叔叔千运河就应征到了广州海军某部当了几年的海军，他的长子，也就是我堂兄的名字就叫千海军，这是叔叔刻意为了纪念那段服役的经历。
　　 一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我都不知道义务兵是啥意思，只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二哥被征集到河北张家口某部当通信兵，从他邮寄回家乡的牛皮纸信封上，发现有盖着“义务兵免费邮件”的邮戳，这才天真地理解义务兵最好的待遇之一就是寄信不掏钱。
　　 1957年，成立了千村农业合作社。1958年，成立了千村高级农业社农庄（千村、李村、牛庄三个村合并为一个农庄），农庄地点当时设在我们本家来顺叔家现在的老宅院。当时是按村里的人口多少分生产队，千村是四个生产队，李村、牛庄是一个半生产队（因为人口少，李村是一个生产队，牛庄是半个生产队）。这样，打成的粮食统一由高级农业社农庄管理，然后再按人口分到三个村的社员手里。
　　 1958年，千村还成立了“大食堂”。
　　 我曾经根据母亲的口述，上世纪90年代曾经写了一篇《大食堂》的文字：
　　 所谓“大食堂”，就是生产队将每家每户的锅都搜集到一起。劳动之余，全生产队的全体社员都集中在一块同吃一口锅里的饭。因此，“大食堂”也叫“大锅饭”。当时，很多人对这种形式感到不满意，但谁也不敢说个不对，都知道是上面的政策，谁敢违反上面的政策就是“反革命”。
　　 在全生产队上下都在收交锅碗瓢勺的同时，奶奶将一口小锅偷偷地藏了起来，以备在家给刚刚一岁的大哥烧口水喝或做点吃的，但有一天，她抱大哥出去玩时忘了关屋门，结果是被生产队的人搜走了。那时，在家带小孩儿的老人是不下地干活的。吃饭时，谁家有老人，就由谁给自家老人带饭吃。不管老人年龄大小，每顿饭是一个窝头和一勺苞谷粥。
　　 提起“大食堂”吃的饭，母亲说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母亲说，每当开饭时人人都可领到两个窝窝头。但窝窝头也有它的不同之处，秋天吃的窝窝头是用红薯叶、白菜叶、胡萝卜叶、白萝卜叶掺在一起，再拌点面粉做的；春天吃的窝窝头则是用榆树叶、槐树叶掺在一起，再拌点面粉做的。窝窝头所拌的面粉很独特，不像现在人们食用的面粉，是小麦或玉米加工的。在那个年代，做窝窝头的面粉大概有这么几种东西加工出来的，譬如，将玉米杆芯、河里挖出在太阳下晒干的蒲根及锅里炒焦的花生皮用石碾碾成粉，再掺上碾碎的榆树皮粉，加上水，和上各类菜叶，做成一个个窝窝头。现在的人谁也不会想到那年代做馍馍工序怎么会如此复杂!
　　 真难想象，这种窝窝头吃到嘴里会是什么味？但是，那时我们的家乡人就是吃的这个动西。给现在的年轻人说起这事儿，没有几个会相信。
　　 据说，当时我们村上的人们饿得将榆树皮都剥光吃了。因此，一到冬天，很多榆树就都因没有皮而活活死掉了。
　　 “大食堂”推行了两年半以后，实在是推行不下去了。于是，在这一年农历的二、三月份，生产队长终于说“谁想散伙的就散伙回家”，但竟还有不愿回家的，但那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愿意回家。因此，少数服从多数，“大食堂”历史从此结束了。
　　 在举办“大食堂”的同时，和全国一样，还推行了“大炼钢铁”运动。“谁家搜出一根钉，如同藏了一名美国兵”是当时村里社员们的口头禅。
　　 1953年兴修水利打井（过去的井是用砖砌成的），没有砖，村里的普济寺，家庙的大殿、二殿、火神殿、东西廊房、山门，学校的钟楼都被拆除。这对于村里遗留的历史文物，不能不说是一次致命的破坏，破坏者不是外人，恰恰都是自己人。
　　 1960年，村里又推行了“自留地和小片荒”，自留地是生产队按每人一分地分的；小片荒是在生产队的允许下，社员们可以在河边、路边进行开荒种地。“自留地和小片荒”都属于社员自己的，不归生产队所有。
　　 全国连续三年(1959年至1961年)发生自然灾害。
　　 1959年7月，华东地区长江发洪水。据灾害中心数据,因为淹水和接下来歉收所带来的饥荒，洪水直接带来的死亡人数估计达两百万，而且别的地区也多少受到影响。
　　 在1960年，55％的耕地或多或少遭受到干旱或者其它恶劣天气，其中60%的耕地根本就没有降雨。
　　 当时中国出现了一系列的重大的政策性失误，其影响最大的为大跃进时的“浮夸风”和“大炼钢铁”。这些做法导致国家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遭受毁灭性的破坏，树木砍伐，农田荒芜。其时农村地区因缺少粮食导致饥饿出现全国性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全国推崇以生产队为单位的人民公社大食堂导致“放开肚皮吃饱饭”，实行不计报酬的劳动导致劳动效率急剧低下。在全国范围出现严重的饥荒的情况下，1958至1959年，中国政府仍然持续着往年的大量向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出口粮食以快速发展军事工业。全年出口粮食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为415.75万吨。
　　 伴随着集体化，中央政府下令实行一些基于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TrofimLysenko)的伪科学农业革新。这些措施包括密植，指把种子远密于常规来播种并且假设这些种子间不会相互竞争。实际上，它们当然相互竞争相互妨碍生长，而结果是产量降低。另一个革新是基于李森科的同事TeventyMaltsev，他鼓励中国的农民实行深耕（深达一两米）。他们相信最肥沃的泥土在深处，而这些泥土有助于让植物长出超大根系。但是，无用的石块，沙子被翻出，而肥沃的表层熟土却被埋到了下面。还有后果更严重的措施就是坚持一部分农田应该被休耕。
　　 此时，作为家乡千村，和中国各地农村一样，乡亲们的生活陷于极度的贫苦之中，我的母亲也就曾多次抱着我满周岁的大哥，和杨洼的姑奶一起去邻县逃荒要饭。
　　 三年自然灾害后，千村划分为千东和千西两个大队（当时两个大队人口有2000多户人）。其目的是，将大村划成小村，人少了好领导，以更好地带领社员群众尽快度过灾荒。
　　 此后，千东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千同温，千东第二任党支部书记千文崇；千西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千春庆（平均、占有的父亲）；千西第二任党支部书记千忠义（小远的父亲）、千红运。
　　 千东大队的大队部设在村东头的“副业股”（自打童年记事起，大人就这么叫，但当时我确实不懂得“副业股”的意思）。“副业股”有两、三亩地那么大地方，地处第二生产队和第四生产队的地理位置。是个大院子，一条路斜着从院子里通往“南街”（当时大人、小孩都这么叫）。整个院子东西走向，靠东边是一排砖瓦房，右边几间砖瓦房是轧花房，饲料粉碎房，左边几间砖瓦房是大队部（后来又发现成了给村里人看病治病的卫生室）。我童年时清楚地记得那大队部的房内的正中间，矗立着一尊毛泽东主席的白瓷像。毛泽东主席逝世的追悼会就是在这个大队部的门口开的。大院靠正北的边上也有一排砖瓦房，靠东侧的几间是大队的磨面房，靠西侧的几间是第二生产队的一个印刷厂。印刷厂门口前，是一个面东背西，用黄土堆起来的一个正方形，大约一米多高的戏台子。我现在理解是，这里之所以叫“副业股”，可能是由于这里有能挣钱的几台村里任何地方都不曾经多见的机器。
　　 千西大队大队部设在村中间路西的旧时的一座三合院里，所谓三合院，就是面南背北盖着一座正房，东、西两侧各有一座东屋和西屋。据说这三合院是村里千会桥的，千会桥和家人全在北京工作、生活。千会桥已经是某单位的“国家干部”，因其父母“成分”不好，千会桥和父母“划清了界限”（这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类似情况也很多）。因此，千会桥和家人多少年都没有回老家，后来千会桥因病去世，其后裔也没有一个回来继承并居住这个三合院。千会桥的父母去世后，这个三合院就归千会桥的本家所有了。
　　 1967年，千东和千西重新合并为千村一个大队。原因是千西的大队书记千红运因腿病不能胜任工作，因为他是千西大队的“一把手”，他向公社领导提出不干了，导致“一把手”位置空缺，不少人都想干这个岗位，在人选问题上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