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写作本文前，我特意去了一次绍兴。下榻宾馆后，第一个要去拜谒的，就是青藤书屋。
　　 从热闹的马路拐进狭长的前观巷，迎面有自行车驶来是要稍稍侧身的。徐渭当年一定是经常走这条路的，看见街坊邻居肯定也会打打招呼。总算看见一块牌匾了，上有“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藤书屋”字样。进门即是一个小院落，栽有冬青、石榴、桂花等树木，还有雅致的修竹、兰草及阔叶芭蕉。正面一堵斑驳的墙体，隐隐看出有“自在岩”三字。据说，这堵墙为明朝所遗。400多年的漫长岁月，书屋几易其主（最后一位主人是乾隆年间的陈氏，曾大修书屋，列出八景。直到1955年由陈氏后裔捐献）。要感谢陈氏一家，他们217年来世代呵护青藤书屋，礼敬徐渭，才使得这片旧居得以保存至今。文化薪火的传递，不仅仅限于文化人本身，更应包括许多默默无闻、秉持良知的普通人。曾经听说过这样一件事，在我国某贫困地区，有一个自祖辈即养成的习惯，凡是见到有毛笔字的纸片，哪怕是破损不堪，都不许扔掉或派其他用场，而是精心折叠保存起来。可以想象，这个贫困地区虽然文化落后、文盲众多，但他们却在无形中延续了一种诗书传家的古风。礼敬古人，珍视传统，是一种文化素养的体现，而素养的形成又不单单靠课堂的积累和书本的灌输，更重要的是一种心灵的映照和风尚的形成。
　　 实地考察前人的遗址，是和书斋式研究不同的，或者说彼此不可或缺。在青藤书屋，我徘徊良久，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仿佛蒙上了一层迷离的情思。如果历史能够倒转，那么大师就会出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就能听见他的说话，看到他的神态，使一切都变得真切可感。然而，这又是多么的虚妄啊！今之视古，犹如古之视昔，与时间的永恒相比，人只是太匆匆的过客，只有极少数人留下了值得后人珍存的印记。然而，当你面对这种印记时，却依然会感到渺不可寻，甚至会怀疑这一切是否真的存在过。
　　 院内的“天池”，想必是大师的汲水之处。“一个南腔北调人”的“几间东倒西歪屋”，定是大师起居、读书、作画、写作、会客之所吧？前屋有陈洪绶和潘天寿的题匾，内间陈列了几件大师作品的复制品，皆为他的代表作，比如《驴背吟诗图》《黄甲图》《墨葡萄图》《杂花图卷》等，而《墨葡萄》的题画诗，可谓道尽辛酸：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
　　 当然也有他为胡宗宪代拟的《白鹿表》。胡宗宪献白鹿给嘉靖，说是天赐祥瑞，再配以徐渭之美文呈送，令嘉靖皇帝龙颜大悦。此事被后人颇有诟病（包括徐渭曾写过几篇阿谀严嵩的文字），无非被指为谄媚、邀宠等等。但徐渭又能如何？他不过是胡宗宪的“秘书”，即便内心对写阿谀文字十分反感，但违心之举有时却难以避免，对此我们只能对徐渭抱有理解和宽容。所以我欣赏《白鹿表》时，只注重他的书法性和文学性，其它解读是不必的。
　　 西首月亮门内，一株虬曲苍老的青藤赫然在目，这是从别处移栽来的，据说原来的一株，在“文革”时被连根拔掉了，而最初的青藤，是徐渭11岁时种下的，并从此以“青藤”为号。为了掌握更多的信息，我和青藤书屋的工作人员攀谈了起来，是位老者。果然有收获，据他介绍，现在这占地478平米、建筑面积106平米的书屋，仅是原址的一部分，是当时徐渭家的书房，其它建筑早已不存。我不禁抬头向两旁青瓦白墙的民居张望，心想那里也定然埋藏着徐渭的诸多痕迹。
　　 为了一睹徐渭的真迹，我又去了绍兴博物馆。可惜展厅正在举办一位当代香港画家的画展，把包括徐渭作品在内的古画暂时撤走了。
　　 来的不是时候，只得抱憾而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