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姜广平（以下简称姜）：你怎么就用了这样一个笔名？这笔名确实不会有很多人喜欢。但我在最近一篇文章里写到这一点，人们可以对你的名字有着某种排斥，但却无法排斥你笔下的生活。
　　 鬼子：这个问题我曾被无数次地回答过，回答多了，后来就不想回答了，后来我只是对别人说，你读过鬼子的小说吗？如果你读过，如果你觉得好，如果你被感动或者被震撼了，这就够了，这就可以抵消你心里的某种情绪了，至少你心里会觉得，这确实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作家，绝对不是。
　　 姜：关于《收获》，你是不是将它的用稿与否作为一个作家成功与否的标准？但我觉得，这本杂志也发表了为数众多的平庸之作。虽然，我还不至像韩东那样对这个杂志有所抵触。
　　 鬼子：《收获》对我是有恩的，我一直都这么说。别人我不知道。我也一直觉得《收获》是中国文坛一个很重要的码头，如果没有这个码头，中国文坛会是怎样一个格局？至于《收获》是否发过很多平庸的作品，这我不想关注，我只关注《收获》发表过什么重要的作品。如果韩东的抵触是真的，那我也对他表示理解。人嘛，谁都可以有他的个人情绪。你说是不是？
　　 姜：在《艰难的行走》里，你讲到在文学讲习班的情形，你谈到你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文学观念和方法，这是否是因为别人在对待文学时，缺少了苦难人生的介入？
　　 鬼子：不仅仅是这样，主要的还是关于对文学的本质的理解。在这里最好不谈这个问题，因为别人那样看待文学和理解文学，也是有他们的道理的，你不接受你可以不跟他们走在一条路上就是了，你没有必要去攻击他们，否则就是对别人的一种伤害，何况，人家还得赖以那种理解而生存。作为一个作家，你惟一可做的就是把你想作的和能做的，做到最好，这就行了。
　　 姜：我其实也是从苦难中走过来的。现在可能还在苦难中。你觉得苦难对文学的意义何在？文学是不是应该重点表现苦难？
　　 鬼子：人生其实就是在穿越一条长长的苦难的隧道，穷人是这样，富人也是这样，因为，这里的苦难指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存的苦难，而是包括了情感的苦难，以及灵魂的苦难。尤其是灵魂上的苦难。这个话题我曾与深圳一家晚报记者对话时说过。人生都是如此，何况文学呢？所以，我也一直觉得，苦难永远是文学里的一个很重大的命题，只要文学还存在，只要文学里还离不开人，苦难在文学里的意义就应该是无穷无尽的。
　　 姜：但另一方面的情形是，现在的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了。似乎人们的情感萎缩得比任何时候都要令人触目惊心。譬如感动，现在恐怕少有人感动了。似乎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后，这一词语也已经远离了我们的情感区域。
　　 鬼子：我不这样理解。我相信人心永远是肉长的，物质文明不管走到哪一个高度，情感的区域都不会封闭的，一个作家如果感动不了读者，那只能证明作家本人的情感和思想，以及表达的方法出了问题，这与读者无关。你看伊拉克的“虐俘”事件，被“感动”的仅仅是受难的伊拉克国民吗？完全不是。那么多高度文明国家的国民，一样“感动”得不可思议。当然，这是社会现实，与文学里的现实有着本质的区别。我说的只是关于情感的区域。
　　 姜：你在《艰难的行走》中提及的一次普法工作，似乎给你的刺激与感受很多。你在很多小说里都写到了这一点。《苏通之死》《农村弟弟》都用到了。
　　 鬼子：现实是提供作家思考的一个支点，但不是全部。那一次普法工作是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初，距今也不过十三四年，而远离文革已经是几十年了，但有些行为却让我震惊，因为，文革时使用过的一些丧失人性的做法，竟又被“文明”地在大街上使用了，这让我如同做梦。如是我曾想，文革其实也是中国民众一次渴望走向“文明”的运动，应该是的，你不能以“愚昧”两个字，就把亿万民众的情感给完全地概括了。这也许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的世界的本质。就好比布什攻打伊拉克，最早的时候，也是得到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所拥护的，你不能说那些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没有人性的，他们都是“白痴”。
　　 姜：当然，关于生活，我现在似乎懂得了许多，一个作家的生活会给他的写作带来无穷的资源，但对这些生活，光有记忆看来还不行，还得有感受。是作家感觉到的生活，才对作家的写作起到作用。
　　 鬼子：这是一个属于理论的问题，但我不喜欢拿理论来说事。记忆只是一种经验，经验写作也是一种写作，但我觉得那是一种比较原始的写作，而原始的写作已不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作家所要选择的一种写作。我希望我的写作能超出我的生活经验。也就是说，生活的经验不是照耀在我的头顶，而是被我踩在脚下。
　　 姜：说到这里，我会想到你的《罪犯》。我不知道别的评论家如何看这篇小说。我觉得这篇小说很有意思，它有一种生命哲学在里面，有一种宿命在里面。在我阅读这篇小说时，我对这种生命哲学与宿命感觉得非常恍惚。这种恍惚，我相信读过这篇小说的人应该都有。它直指我们生命中某些黑暗的区域，让人们有一种宿命的恐惧，你在这里要说的是不是一个人的命运其实是无法改变的？
　　 鬼子：我不想拿宿命来说事。宿命太虚，也太宽，人生就是宿命，人一出生就注定了是在一天一天地走向死亡，谁都无法改变；就是天下的万物，也是如此。我们能表达的只是生命过程中的挣扎，以及这种挣扎的不一样的结果。辉煌是人生，平庸其实也是人生。关于《罪犯》，我觉得是有一定深度的，这个罪犯没有名字，但却具有极大的普遍性。这种人是悲哀的，而悲哀的原因除了他们自身，还有社会的造成，是我们的社会使他们一步一步地扭曲了自己的欲望。就像很多贪官被判死刑之前，最大的感叹并不光是他们的自身，同时觉得是某种体制把他们给害了一样，因为如果不是那样的体制，他们就是想贪也贪不了呀。社会其实就是罪犯的同谋。但《罪犯》没有引起评论家的关注，我想这与很多作家抱怨自己的作品没有得到评论家的关注没有被叫好，可能是一样的道理，那就是一个作家仅仅让你的思考支撑起一个故事是不够的，你得让你的故事拥有一种非常的暴发力。没有暴发力的故事，你思考得再深刻再有深度，往往只是徒劳。很多有思想的作家，犯的就是这样的毛病。中国第五代之后的电影导演，犯的也几乎都是这样的毛病。
　　 姜：你有没有想过，你揭示的是人的劣根性及这种劣根性的一贯性？
　　 鬼子：应该说是吧，但这一贯性的滋生土壤，是社会提供的。
　　 姜：“他”，也就是那个罪犯，其实很执着，也很偏执。但最后要把孩子的姓改了，是不是表明“他”在最后的人生阶段终于发现了自己的悲剧根由，并进而开始自责？
　　 鬼子：我在小说里说过，其实改了又怎么呢？外在是改变不了本质的东西的。我想说的，悲哀的人，就是死到临头了，他自以为醒悟的东西，其实也还是一种悲哀。
　　 姜：这一点非常深刻，与我们平常听到的“人之将死”之类大不相同了。作家的可贵可能就在于写出这种不相同。但我还是要说，读你这篇小说有一种人生的悲凉感与深重的宿命感，同时，我又觉得这种宿命感里又掺进了现代史中诸如意识形态的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一个人的入侵是深刻的，它不在彼时爆发，便在此时爆发出来，从而让宿命中的人们去还历史的账。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又觉得这篇小说是在写历史的错位与人生的错位。而这种错位则是应该让历史负责的。
　　 鬼子：怎么说都是有道理的。这就是小说。但后来我发现其实应该写得更好，就是我说的让故事更具暴发力。免得总有点像是白白地葬送了一次深刻的思考。这也是我后来写小说写得特别谨慎、写得特别少的原因之一。我现在总是慢慢写，我不急，我希望我的每一个作品，都能达到一个应该达到的高度，而这高度靠的就是故事的力量。我渴望我的小说都能给读者带来应有的震撼。
　　
　　 二
　　 姜：好，我们换一个话题，因为，我想起李敬泽一次评价浙江作家的话，他表明了这样一个观点，说浙江的作家都是“他”在写作。他的意思是，那么多的浙江作家，在使用语言时，都只是一个人了，都是在用规范的普通话在写作。我觉得你也同样是汉语书写者，而且也是一个极严格的普通话书写者。你的那些苦难的故事，或者说叫瓦城的故事，我觉得如果搞一点非普通话的努力，可能从审美上讲会更好些。
　　 鬼子：我不会接受你的建议。如果我是一个北方作家，也许我可以努力；因为我就是打一个喷嚏，那也是正宗的北京语音；如果我是一个湖南或者湖北的作家，我也还是可以努力，因为，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很多都是来自于他们的楚文化，他们的任何努力都有可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但一个广西的作家，他就得万分的谨慎了，尤其是在成名之前，否则孤独会永远地陪伴着他。文坛其实不大，被文坛关注的就更是小而又小了。当然，成名后的努力也许会带来一些关注，但对我而言，我觉得一点都没有必要。在我看来，最好的小说语言，并非是“非普通话”的语言，而是普通话里的不一样的语言。即完全是作家个性化的语言，既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又是优质的，有韵味的，而不是胡来的，令人生厌的。
　　 姜：所以你在《艰难的行走》里，说你对语言曾经有过一段非常恐惧的时期，这是不是可以表述你的普通话书写，一直就是你的努力，你在用一种结果的呈现，表明你已经是一个使用汉语的作家了？
　　 鬼子：我在那本书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对汉语的选择是我寻找出路的惟一的选择，因为这个世界是汉语的世界，而不是我们那种语言的世界，你要进入这个世界，甚至想走到最前沿阵地上去，你就必须掌握汉语，否则你与他人无法勾通。
　　
　　 三
　　 姜：这次为了与你对话，我仍然像与别的作家对话前一样，先系统地阅读你们的作品。这次阅读是从你的《遭遇深夜》开始的。我们先从这本书的《一个俗人的记忆》谈起吧，我发现我们似乎都有很多苦难的记忆。能不能这样说，就是这些苦难，成全了你这样一个以书写苦难为主的小说家，因为，这些苦难使你有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关照人世。
　　 鬼子：不一样的人生经历，自然会给人不一样的看待人世的视角，但有关苦难的书写，对我而言，却并非是一种经验的写作。不是。我的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从一九九六年开始的。我已经在《艰难的行走》里说过，为了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我在一九九五年，曾用了一年的时间，把当时的中国文坛阅读了一遍，我指的是有关作品，我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别人都在写什么？在怎么写，有没有我可以突破的位置。对我来说，那就好比一次诺曼底登陆。最后的发现简直让我有点不敢相信，几乎无人直面人民在当下里的苦难，偶尔有一些，却又都是躲躲闪闪的，很少有人是完完全全地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也许这样的发现正好迎合了我的某种人生经验，但这样的选择应该说是理性的。
　　 姜：《瓦城上空的麦田》里，虽然故事有着某种荒诞色彩，但情节的离奇中却有着某种逻辑的力量，很好地写出了人心的沦丧。只有那个艳艳，似乎还有点良心未泯。
　　 鬼子：不能说只有艳艳，小说里的那个“我”，那个捡垃圾的男孩，比艳艳更有力量。
　　 姜：对这小说，我实在找不出什么话可说。读完之后，我流泪了。之后我再读李敬泽的评论。我从他的评论中，我读到了一个评论家的温情。虽然，他是生活内的人，但他对界外的人们体悟得相当的深刻。我还能再说什么呢？他发现了你的这篇小说的直逼人心的力量，他在帮助你叩问，我们的心是不是都“瞎”了！
　　 鬼子：这小说得到的评论很多，这在我的意料之中，也在我的意外之外。还在构思的时候，我就把它当作了我一部很重要的小说，因为这是一个很独特而且充满力量的故事。我相信这小说的力量能够穿透任何一位读者的心灵，而且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
　　 姜：程文超在评论你这小说时，说里边的一些裂缝是有意设置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譬如李四的死，“我”是在晚报上读到的，而这个“我”，不过只念过三天的书，怎么能读懂晚报呢？
　　 鬼子：注意：小说里的那个男孩，他并不是读完三天书之后马上就读懂了晚报，而是七八年八九年之后，这期间，谁知道都发生了什么事呢。何况生活中的现实与小说中的现实，是完全不能等同的。这应该是一个常识。否则《铁皮鼓》里的尔雅切克就不可能在两名追捕他的警察的眼皮下，一边躲在安娜布朗斯基的长裙里，一边与她做爱；而安娜布朗斯基也一边发出快感的呻吟，一边大口大口地吃着热乎乎的土豆，一边还挑着土豆给那两个警察吃。至于小说中的裂缝，肯定会有，至于有意无意，这得看你是从什么角度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理解这个小说了，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眼光，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就像《铁皮鼓》的那一个情节，你可以说它真，也可以说它假。因而有人问我，说鬼子你们那里好像没有麦田吧？我没有给他回答。因为这样的回答是很无趣的，也很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