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梦，惊醒在半夜时分。我无力地摸摸脸庞，竟惊诧地发现眼窝是湿湿的，细细地回忆梦中的场景，才明白自己是在睡梦中哭醒。
　　 已经全无睡意，肝区的隐隐作痛又开始袭来。下半夜了，四周静悄悄的，高干病房内的荧光灯因电力的充沛，更努力地散发着瘆人而刺眼的光，照得病房中原本就洁白无瑕的四壁更加地惨白惨白。夜不算很凉，微风轻轻地撩拨着窗帘，并抚摸着我清瘦无色的脸颊，让我感到特别清醒。毫无睡意的我，闭着眼睛默默地回放梦中的每一个画面，逼真得就像二十多年前我亲手处置的一宗案子。
　　 记得是在我当上教育局局长的第四个年头，高考结束后的紧张阅卷时段。孩子们卸下了九年的重担，短暂的疯狂，不顾一切地轻松去了。家长们却要翘首以待，提心吊胆，这是每一届考生家长们在这个时期，面临的最为煎熬的心理过程。而高考成绩如何，录取人数的多少，录取分数线的划定，则是我们这些教育界官员们最为关心的事。因为它直接地体现着本地教育事业的水平和各级部门一年来业绩的好坏。这些数据直接地影响着向上级汇报时的心理，可能是兴高采烈，十分荣耀，也可能是等着挨批而垂头丧气。
　　 这天该是出统分数据的日子，一大早我就来到办公室，办公室是宽大明亮的。每天大早，保洁员辛勤工作后的办公室内干净整洁，凉风从大开的窗子吹进来，办公室的空气总是让人感到清新，感到宜人。今天我却没这宜人的好心情，半点也融不进办公室这悠闲美好的环境里。心里想着事，无心端起秘书泡好茶水的茶杯。我拿起桌上的电话拨通了招生办的电话，话筒中嘟嘟的响铃声不断，始终没人接电话，不甘心地反复拨打了几次，结果都一样。重重地把话筒压在机座上，瞄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我心里狠狠地说，都九点二十分了，怎么还没人呢。刚想着，电话铃声却贸然地响了起来，吓了我一大跳。
　　 我拿起电话就呵斥道：“什么时候了？这时才到办公室。”
　　 话筒那边并没正面回答我的问话，而是急急地说：“我是老黄，刚从阅卷处赶回来，有重要事情向你汇报。”
　　 火气未消的我说：“什么样的大事？火急火燎的干嘛，都几十岁人了，还这样不稳重。”
　　 黄主任在电话那边无奈地说：“出大事了，阅卷处那边都炸开了锅，我现在是压着的，下了死命令不准外传，更不许任何人外出。”
　　 听了黄主任这样一说，我才感到事情有些不对，却故表轻松地问到：“什么事？你慢慢说。”
　　 黄主任说：“电话中三句两句也说不清，还是见面向你汇报吧。”
　　 我说：“那你来吧，我等你。”
　　 放下电话我揣摩着，设想着，想来想去，高考中能出的事莫过于作弊和冒考，出了这样的事有监考部门去处理，事后向我汇报处理结果就行了，而且这些年全国各地这样的事出了不少，最终都是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的，老黄也不该急成这样子，其他的还能有什么呢，不会是考场外陪考的家长们出了什么事吧，交通事故？那也该交警部门处理。这样想着，我主观上觉得不会出什么大事，心里也就轻松下来，倒埋怨老黄小题大做。又想着老黄只是说出大事，也没说是好事坏事，于是又怨自己没问清楚。感觉不会出什么大事，心劲就松了，才感觉有些口干舌燥。
　　 喝茶是我每天进办公室做的第一件事，只有喝过茶才会感到精神气爽。今天因为老想着统分的事，没顾得每天必做的这件事。这时端起面前的茶杯，美美地咂上一口，立马觉得这茶甘甜可口，清香扑鼻，比时常喝着的不知好多少倍。慢慢走到大开的窗前，看着蓝天和蓝天中漂浮的白云，我突然产生一种想休闲的念头，太累了。早就想好好地休息一阵子，可总是有做不完的工作，也因此停不下来，于是这念头只好藏在心底好几年，从来没兑现过。原本今年想等高考工作结束，孩子放假了，就请个公休假带着老婆孩子出去走走玩玩，调整一下心情，其实私下里更重要的是想躲避一年一度的请托、帮忙等烦人俗事。能不能实现，天晓得，求菩萨保佑吧，阿弥陀佛。低头看看路上的行人，又感到有些居高临下，有些自豪，于是又觉得这位子还真的好。
　　 正想着这些无边无际的事，身后的门打开了，秘书走进来对我说：“考试局的黄主任来了。”
　　 我头也不回地说：“叫他进来吧。”
　　 不等秘书回身，黄主任已经站在我面前。他看看身旁的秘书，欲言又止。
　　 我明白他的意思，对秘书说：“你去吧，有事叫你。”心中却在责怪老黄破坏了我的好心情。
　　 秘书出去后顺手带上了门，看着满脸焦愁的黄主任，我说：“什么事？急成这样。”
　　 黄主任长长地叹口气后，在我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坐下说：“出大事了。”
　　 我说：“到底什么事？”
　　 黄主任说：“一份文科试卷中，发现夹带了一张影印的百人签名的信访材料。”
　　 “什么？”我惊奇地从椅子中站起来。
　　 黄主任又重复了一遍，我才确信了。这可有些新鲜，高考卷中夹带信访材料，真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什么内容呢？”我问道。
　　 “好像是有关1958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黄主任说。
　　 “你没看过？”
　　 “没。”
　　 “卷子呢，你没带来？”
　　 黄主任尴尬地笑笑说：“我哪有这权利啊。”
　　 黄主任这样解释，我一下想起阅卷的规定来，自嘲地说：“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黄主任说：“现在仅限于文科阅卷组内，只是除了阅卷的当事老师，全组的老师都知道了，也都看过那份材料了，影响有点大。”
　　 “考生成绩怎样？”
　　 “非常好，是个尖子，看字迹应该是个女学生。”
　　 听了这话我暗暗地想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选在高考这个环境？是想把事情闹大，还是因为言路不通？这样想着，我问道：“没传到别的组去吧。”
　　 “没，我已经吩咐文科阅卷组组长，严禁外传，谁外传谁负责。”
　　 “哦”这事真有点难办，处理不好，还真会出大事。我这样想着，对黄主任说，“走，去阅卷组看看。”
　　 文科阅卷组设立在城郊边一个教育局自己的招待所内。办这样一个招待所，目的是用来接待上级领导，接待各地的考察团检查组，也用来做教师的培训基地，所以这个招待所平时是很少有人入住的。招待所做了阅卷禁地后，这儿就全封闭了。阅卷没结束，老师不准外出，也不准与外界通信联络。其他人员进出也必须有出入证，还得接受严格地接受人身检查。这当然是纪律规定，也是为了公平，预防作弊的发生。
　　 因为出了这事，我心情不太好，三番五次地催促驾驶员。北京吉普在风景优美的山道上风驰火燎地疾驰，青山绿水不时掠过窗前，映入我的眼帘。可这时候的我哪有游山玩水的闲情，眼中视而无物，希望早早地赶到现场，把事情处理好才能安心。一个小时后汽车终于停在了招待所门前的停车场内，下车后，我身体中的倦意因山风拂面而消失。到得门口，在接待处填写了到访登记，并向担任保卫工作的武警战士出示了工作证和出入证后，我和黄主任才顺利地踏上二楼的阶梯，并走到设立在走廊尽头大会议室里的阅卷处。
　　 阅卷处里，二十多位老师正专心地阅读并研判着每位考生的考卷。
　　 见我和黄主任推门进去，阅卷组的组长迎了上来低声说：“来了啊。”
　　 我点点头，组长就把我们带进一间用铝合金架和玻璃幕墙临时隔开的房间里。虽说坐在房间里通过玻璃就能看到阅卷室里的一切，房间中还是设置了监控设备，透过它，老师们阅卷中的所有细节更加地暴露得清楚明白。
　　 坐下后我就问组长说：“那份卷子封装没有。”
　　 组长说：“没有，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等着领导的指示呢。”
　　 我也知道卷子阅完打完分后，就必须封装送统分组统分。如果把那份夹带有信访材料的卷子送到统分组，那无疑是把这事外传和扩大，再说这件事怎样定性，对考生怎样处理都还在调查过程中，所以，阅卷组这样做是对的。想到这些，我对黄主任说：“能不能让我看看那份试卷？”
　　 黄主任立马谦恭地说：“什么能不能的，你是头，我还得等你的指示呢。”说着他就吩咐组长去把那份试卷取来，组长又找来副组长一同打开保险箱取出试卷交到我手里。
　　 展开试卷，首先看到就是那份用拓蓝纸复写的信访书，有两页，贴在试卷首页的上边。看得出这考生并没把试卷放在重要的第一位，首先突出的是信访材料，大有破釜沉舟的决心。再看试卷，一手绢秀整洁的字迹，一行行整齐地布满整个卷面。好秀美的文字，我暗中赞美。从大学毕业到工作岗位，也二十多年了，这期间什么样的字迹我都接触过，大到知名的书法家，小到一般的工作人员和学生，这样绢秀的字迹我见到的少之又少。不知是因为对字迹的喜爱，还是自己读书时培养出来的严谨学风，我突然对这考生好感起来。看看卷子左上角贴着的相片，一个清瘦单薄，衣服简朴的农村女孩出现在我眼里。圆脸长发，眼中藏不住的淡淡忧郁，泄露了她心中不知藏着多少的秘密和苦痛。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女孩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练就这一手秀美的字体，再看看成绩，这成绩也不输于她的字迹，用黄主任的话，这是一个尖子。
　　 拿着卷子我问黄主任：“你们考试局是什么意见呢？”
　　 黄主任说：“还没来得及开会研究呢。”
　　 听了黄主任的话，我紧张地思考着，慢慢地，初期处理这事件的思路渐渐地明晰起来，于是对黄主任说：“我的意见有四点：第一，以考试局的名义，马上向文科阅卷处的所有老师宣布这个事件的纪律。阅卷期间和以后都不准互相再谈及此事，严禁外传。包括阅卷结束以后，也包括自己的家人。第二，该考生的试卷马上封装送交统分处，信访书我带走交局党委研究处理。第三，限于今天内找到该考生所在考场全部监考老师和视频资料，了解事情的全部过程并向该考场的全部监考老师宣布不准外传的决定。第四、考试局要尽快拿出对该事件的处理意见送交教育局党委。”
　　 我强调说：“这只是一个初期的处理意见，最后的处理意见还要请示市里再作决定。”
　　 回到办公室，我的心情并没因办公室的舒适环境而轻松下来，考前觉得已经做好充分准备，觉得到了万无一失的考试纪律，在一封无端夹带在考试试卷中的信访材料前，变得那样的漏洞百出，不堪一击。原本自信满满的我，这时也懊恼万分。一年的努力，多少的辛苦，就这样因一封完全以教育界无关的信访材料，出现在高考的试卷中而泡汤。怎样面对上级，怎样把责任减少到最小的程度，怎样稳定本市教育系统的情绪，这都成了我当前必须马上得面对和解决的大事，而且是重中之重的。这个暑期，看来就这样了，休假又变成了空想，出游也变成了纸上谈兵，难怪在我向老婆和女儿详说我今年的暑期安排时，女儿姗姗会露出讥诮的面容，老婆会轻描淡写不当一回事的说：“到时再说吧”。欠孩子和老婆的太多了，可遇到这样的事，我走得开么，我感到委屈，把气全出在这无端生事的考生身上。撤销考试成绩，我在心中恶恶地想，又觉得好像其中夹带着报复和泄愤的情绪，这不符合我一贯的工作作风。等着吧，还是等考试局拿出意见，等开党委会研究做出决定再说吧。这样想着我随手拿起丢在桌面上的信访材料漫不经心地翻起来。
　　 两张信纸拓印的材料，看字迹好像是在考试前用拓蓝纸重新复写过的。内容并不多，重要的是那一百二十三人的签名。说的是城市反右结束后农村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期间，靠山屯五个生产队中这一百二十三人被糊里糊涂地打成右派，又因为是农民，戴右派帽子有些不伦不类，所以改定为“反社会主义分子”，在村里接受管制改造。文化大革命结束，右派摘帽，地富反坏的名称也不用了，这一百二十三人也就又糊里糊涂地折掉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帽子。虽说在实际的生活和生产中，没人再把他们当另类看待，可他们还是想不通，二十多年的罪白受不说，还牵连了父母家人亲戚朋友。平反了，本来该是件高兴的事，可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上边没有一点说法，只说是文件规定的。他们不服，联名写了这份材料上诉，要求讨个说法。
　　 面对这份可能真是冤情的材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按程序移交信访局，那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但又牵连考生本人。那绢秀的字迹，那清瘦单薄，带着淡淡忧伤神情的面孔，总是在我面前晃动。违反考试纪律，是重大的错误，取消考试成绩已经是不可逆转的结果。可我有些不甘心，总想知道这明知是不可为而为之的后面的真实原因。十年寒窗的苦读我是深深体会过的，何况是农村环境中出来的尖子生？一个草率的决定，葬送的不单是一个孩子一生光明前程，还连着一个饱受委屈和苦难的家庭的今后。气消了，让我下这样的决定，我怎么也做不出来，我想搞清楚这孩子这样不顾一切的背后是些什么，于是打电话给考试局把这个考生的档案调了过来。
　　 靠山屯远离市里三十多公里，镇的行政编制，下辖五个乡，二十七个村民组，这考生的家就住在一个名叫簸箕寨的小村子里。既然下了决心要把这事件的始末搞清楚，我就说干就干。放下了手中其他的工作，给秘书交代了几句，就单独驱车前往簸箕寨，在路过靠山屯时，我顺便叫上了镇教育行政办公室的张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