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看电影，几乎忘记了电影。
　　 前二天，朋友从外地发来微信，叮嘱我观看电影《一个人的课堂》，先跑到附近的一家大剧场，工作人员告诉说本影院没有安排电影场次，又找到一个影院，已是包场无票，只好坐车跑到远一点的剧场。
　　 这是一部公益性的电影，反映的是当代生活内容，不是内容不好，也不是反映的社会问题不尖锐，只是根本不符合当代年轻人的喜好品味，所以观众寥寥无几，我看的这一场全场只有五位观众，还包括一个来回跑动的小孩，难怪以讲究效益为主的剧场不愿意安排。
　　 中国乡村的命运和现状，正如作家梁鸿在所著的《中国在梁庄》《出梁庄》所反映的那样，不论在文化、教育、医疗，还是民间生活、传统习俗等方面，目前已经走向一种新的颓败的常态，沦丧的精神家园，颓废无望的未来，甚至是悲伤的情调，充斥着广袤而荒凉的中国农村。人们纷纷处出打工，把老人和孩子留守家中，名义上的乡村，基本上呈现出一片苍白的空室景象。
　　 电影讲的故事很简单，画面和主题却很沉重。重重的南方大山深处，破旧漏雨的一所小学，衰老的教师，无法逃离的学生，一校两人，一师一生，简单而辛酸的日常生活，情感触人心弦。影片的主角是乡村民办教师宋文化，配角先是四个学生（最后只有一个学生），还有也想外出打工的村长、衰老生病的明明奶奶，他们以残忍孱弱的躯体和无法看到未来生活的生活，共同承受着社会大变革期间最为沉重的压力。主人公宋文化从一个班的老师到一个人的老师，用洁白的粉笔和一块老旧的木质黑板，骑一辆破旧的乱响的自行车，一个早已不在时尚的旧皮包，在一份永远不能转正、却顶起中国农村教育大业代课老师的身份里，完成着一项神圣而又单调的事业。诸多现实的困苦，重叠交织在一起，记录和重复着当代中国山村无数次正在上演的现状。
　　 真实地揭开与如实反映社会矛盾和不合理社会现象，是文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如何通过文艺的手段，推进相关部门实现职能，以此促进社会进步和保障民众权利，日益显现着良心与责任的份量。激动之余，觉得不管是炒作也好，宣传也罢，从事文艺工作创作的人员，在进行艺术创作时应当有所关注，从而构成和实现一份文艺影响生活的使命。
　　 关注社会，关怀弱者，关注人生，是这部电影体现出来最大的亮点。农村留守儿童，贫困失学学生，代课民办老师，乡村医疗卫生，甚至是如何留住我们的乡愁。每一种选题，每一份关注，都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都会涉及到基层政府、乡村官员、国家政策和百姓生活，都会影响到每一个人切身感受到的生存利益。关注社会是艺术的最终主题，放弃社会生活的艺术，等于放弃艺术的追求，失去对社会主题给予关注的目光，就会减少艺术追求的最高目标。
　　 《一个人的课堂》，恰到好处地体现了这种艺术的追求。据报道，导演李军林从2008年开始筹备，曾亲自走访电影主人公原型数次后再创作剧本，整个剧组曾驻扎山村拍摄十余月，最近距离地与生活保持着密切的关联。剧情中村小上学奏国歌，一个人升国旗，为转正而学电脑，到宋文化放弃南方打工的机会返回学校，最后背着黑板给明明一个学生上课，一直教到学生升进初中，很多的情节和一个人的情感表现，把观众带入到激动落泪的情境里，也带入到一份深深的对民族、国家、民众思考的境地。
　　 这样一部接地气的、有情味、充满着正能量的好电影，如此富有人文关怀和充满关注社会情怀的作好品，在全国的各大影院里排片量竟然不足0.01，以至于我所在的省城影院，居然无法及时观看到。某电影购票平台排片量在1月16日居然显示为“零”。新疆、江西、云南、贵州、韶关、等几十个二三线城市的影院并未安排该片的排期，无法观影。这部极赋人文气息、体现责任使命、有情义、有泪点老人感恩的影片，受到如此遇冷，挺令人痛心。
　　 文学艺术的最大生命源头，就是生活，就是人生，就是现实，就是要对严酷的现实，勇敢地提出直面的抨击和严肃的批评，甚至刻意地营造出一种抗衡世俗的力量，显示出自的责任担当，这才是文艺的生命活力的所在。然而，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力和巨大资本左右艺术发展的力量，却让人在强大到无法压制的现象里，突然发现一种可怕的冷酷和利益的至上的残忍。资本的力量、资本背后的控制者，正运用着经济的手段，强制地左右着社会教育的可怕现象，从而形成一股抵制社会优秀传统的力量，已不是一朝一时的事情。两年前，《百鸟朝凤》求排片下跪的事件，就已经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63岁的电影制片人方励，通过微博视频直播的途径，在镜头前屈膝下跪：一跪院线经理，二跪观众网友，为正在上演的文艺电影《百鸟朝凤》求排期、求关注，从而引爆互联网，引出社会各界的种种非议，当然最后影片也仅仅以收获几千万票房而退出排档。
　　 当我们观看一部影片时，怀有的感情是多方面的，反映的主题、表达的情感，本身就是一份力量；然而，就在《一个人的课堂》这部影片的背后，我们发现和感受着另一种更为可怕的预兆，一股对民族文化优秀传统的冷漠，这才是有良心的艺术家在创作时需要反思和面对的真正现实。
　　 有所关注，对世界、人类和社会，对底层人群，对转型期间艰难的生活，应当成为一份艺术的责任，更应成为一种有价值的人生力量。
　　 二〇一八年一月二十二日于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