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辈子，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很多往事就像发生在昨天，谁也看不到自己的结局。
　　 就说我本人吧，从参军入伍到退伍，六年时间一晃而过，军号声还在耳畔萦绕，我却已经回到走之前的那两间破草屋里。放下背包，简单地同父母、兄长寒喧几句，转身就得别把柴刀上山砍柴，这正了农村那句流传了千百年的俗言：“八十老翁砍黄蒿，一日不死要柴烧。”
　　
　　 一
　　 上个世纪的1988年农历二月，我正在里湾沟里砍柴，原打算储存足够父母烧用的柴禾后，再跟着本村的伙伴们外出打工，打算挣几个钱改善家庭环境，有朝一日再娶个媳妇，好完成父母心中“续接香火”的心愿。
　　 那天在湾里只砍了三捆柴的工夫，突然听到三哥的大嗓门喊我：“老五你在哪里？赶紧回来，镇上吴主任找你！”听到喊声，我也顾不得砍柴了，随便捆了一小捆柴驮着就往回跑，果然是镇民政办主任吴广志在我家等着我。吴主任的儿子吴明贵是我的战友，所以彼此还算熟悉。他见我放下柴捆，就跟我说：“县民政局退伍军人安置办昨天来电话，让你赶快去安置办一趟，可能要给你安排工作。”说完，也不顾我的再三挽留，执意要赶回镇上。
　　 吴主任来找我的第二天，我便搭乘班车到县民政局安置办，安置办的陈孔学主任首先递给一个信封，并从信封里抽出一个小小的红本本说：“这是部队寄给你的伤残证，三等甲级伤残。”然后，陈主任又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到林业局去报到。我刚接过文件，又进来一个从景阳乡来的老兵，陈主任让他跟我一路到林业局报到。去林业局的路上，我才知道那个老兵叫王国成，比我早入伍一年，也早退伍一年。当时的林业局在黄山公园东边，是个狭小的四层办公楼，林业局一个年老的姓潘的主任接待了我们，他让王国成先回景阳乡政府报到，让我暂时留在局里帮忙。
　　 三个月后，我拿着局里的工作分配文件到仙河关防乡报到，关防乡离我家近，只翻过一座土地岭就到了。
　　
　　 二
　　 我记得我到关防乡报到时，正好碰上曾经在我们生产队驻队的干部柯尊寿，他有个绰号叫“柯半夜”，也就是说，他给社员开会每每开到半夜过，讲话也是重三颠四地眯着眼睛反复地讲。有一次，等他睁开眼睛宣布散会时，会场上只有两个人了，一个是保管员谢大鹏，一个是记工员谢子凡，他问还有人呢？保管员说是早走了，他问：“你们俩咋没走呢？”谢子凡抢先说：“你还坐着我的背篓呢？咋走？”问谢大鹏：“你咋没走？”谢大鹏说：“我还得等你走后好锁门呢！”
　　 我去关防报到那天，正好赶上关防乡政府在开会，我到崔秘书那报到后正在场院里闲逛，柯尊寿问我：“你咋来了呢？”我说：“我找我表哥有事儿。”他问我：“你表哥是哪个？”我说：“是邹映贵。”邹映贵当时是副书记，他说：“邹书记可能在忙，你等一会儿。”过了一会，开会的干部陆续进入了会场，我也随着人流进入会场，老柯说：“我们开会呢，你得在外面等邹书记。”我说：“我还是到会场里等吧。”他也就不好多说了，我随他一起进了会场。会议开始时，主持会议的张作仁书记宣布：“经研究决定，余秀武同志到关防林业站工作。”老柯听到后非常吃惊，休会时对我说：“你这个娃子还会骗人呢，你是来关防报到的嘛，干嘛要说是找表哥呢？”我们相视而笑。
　　 这次到关防一干就干了将近九年时间，直到一九九六年调离关防回到老家店子镇。这其间的酸甜苦辣，可不是三言两语说得完的。
　　
　　 三
　　 调回店子镇老家只干了五年，二00一年五月，林业局又把我调到西南边的景阳乡林业站，从而结束了我在老家林业站五年的憋屈岁月。
　　 在店子镇那五年，我因为同站长老杨搞不拢，便办了一年“停薪留职”去河北、河南打工，年底接到林业局通知，这才勉强回到店子林业站，别别扭扭地又在店子林业干了三年，直到二00一年被调离了店子林业站。
　　 景阳林业站当时的几个人都是新调配的，除我一个人年老些以外，其他三个人都是年轻人，站长也是个年轻小伙子。后来，那个年轻站长调走后，又来了一个年轻站长，姓胡，我们一直配合得很好。其实，我这人是很好相处的，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干起工作来就特别有劲头。
　　 胡站长后来因为计划生育被开除公职后，我们又推举最年轻的小杨当了站长。那时，我们每年的主要工作是检查验收退耕还林成果，全乡十八个村，一圈转下来，至少就是半年时间。好在那时已没有罚款和收费任务了，检查退耕还林比较单纯，也就是把不合格的面积给挤出来，调剂给搞得好的农户就行了。
　　 胡站长走后，我们站上就只有小杨站长、小刘和我这三个人了。我们下村检查退耕还林时，开会的时候由我主讲，小刘呢，我们给他安排了一个“县退耕办主任”的职务，每次都让他最后强调几句，小杨站在中途补充几句就行了。村干部说，我们三个人这样配合效果非常好。
　　 景阳乡的工作干得比较顺心，只是交通条件太差，回家不太方便，我几乎是几个月才回一次家。记得有一次市电视台到景阳给我做一个专访，当他到我家采访我儿子时，四岁的儿子说了一句话，当时把我都听哭了。当时记者问他：“你想爸爸吗？”儿子说：“我想。”记者又问：“你是怎么想的？”儿子说：“我想得都记不清爸爸长啥样子了。”
　　 也许有人会问，记者为什么要给你做专访？这里面有一个缘故，那时我一直在坚持写新闻，尤其是坚持舆论监督新闻的采写，经常给农民维权，尽管这类新闻只占新闻总数的百分之十，却引起了上级新闻媒体的高度关注，市电视台以此为由给我做了一个二十分钟的专访节目，题目就叫《余秀武和他的舆论监督》。
　　
　　 四
　　 我在景阳乡林业站一直工作了九年，直到二00九年年底才被调回关防乡林业站。可是，重新回到关防林业站后也只工作了不到三个月，又被县林业局调回到局里，据说县局是奉了县委书记叶战平同志的指令把我调回来的。原话是怎么说的我不清楚，民间传言是，叶书记不想让我久处乡下，只要我余秀武久处乡下，各级政府会麻烦不断，他们也不利于监管。
　　 说实话，我那时在乡下林业站工作，的确写了很多具有轰动效应的舆论监督新闻，最著名的是《一个字有两个半蓝球场大，一条标语长达五公里，郧西“石头标语”劳民伤财》这篇新闻，当时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反对形式主义的浪潮，弄得县市领导们的脸上很不好看。这篇新闻还被评第十三届中国新闻奖二等奖，就连央视《焦点访谈》节目组也到郧西县来找我做专访，虽然最终没有播出，却把郧西县的各级领导吓得不轻。
　　 奉调回城后，我被广播电视局借调过去用了一年，主要是帮他们创办一个舆论监督栏目，因为那时县里正创建省级卫生县城和国家级卫生县城，需要一定的舆论导向，领导考虑到我有这方面的长处，就把我借调到县电视台当记者，专门从事这方面的舆论监督。刚去那会儿，他们也不给我摄像机，我就只能用我的私人照相机去街上拍摄一些不文明的行为镜头，然后配合文字在电视上播放。
　　 我曾针对居民乱扔垃圾的行为，拍过一个垃圾堆由小变大的过程。我对着这个垃圾堆整整拍了一个星期，后来把七张照片串在了一起，题目就叫《一个垃圾堆的成长经过》，照片上只有“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的标注，没有任何评论，却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城管部门被迫采购了一大批垃圾桶投放到主次街道上，从而有效地扼制了这种乱扔垃圾的行为，街道也变得清爽多了。
　　 借调期满后，我又回到了林业局，开始在湿地管护站工作，后来被调到防火办工作，这一干又是六年。六年来，我没有在家过个一个春节，每到春节时，我们都要防火值班，这是任何人也不能马虎的。咋办呢？从事的就是这个职业，那就得忠于这份职业，这是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认真回想起来，人这一辈子，只要良心对得起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无论在哪里工作，也无论是在哪个岗位，都能在平凡中干出一番不平凡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