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在家，我见到了村子里所有的十几个六七十岁以上的人。不单是看见过他们，跟他们也都说过话，或者坐过一些时辰。
　　 这个只有几十户人家，叫做赵庄的小村庄，却有着十几个姓氏，这些家户当年大都是外来的佃户，有的人家弄不清自己的祖上或是老家到底是在哪里。我的老家不远，也是在别的镇里。除了过新年76岁的父亲，这些老人跟我都不是亲戚。我嘴上叫着的大爷，三大爷，老婶子，四大娘，这些都是多年来根据他们的年纪随口相称，或是依着他们在家族里的行续叫的。一个一个地见他们，现在，我并没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与他们非亲非故；我不是年末岁尾访贫问苦的一方官人；我不是一夜之间发了财，衣锦还乡，四处春风的幸运者。现在，邻里之间串门子，都显得缺少铺垫，有些做作了。进了人家门，我生怕谁问一声：有啥事吗？这些天里在村子里四处走动，随便进别人家门的，都是在家里种地，闲时才找一点小活，没有离开村子的人。有些人，只听说回来好几天了，就是见不到他影子。他们的脚已经不敢随便迈进别人家的门槛了。外面的生活不知不觉地进入了村庄。城市没有挽留、接纳他们，却不动声色地篡改了他们。
　　 从屋后的厕所里出来，远远的有一个老年人朝这里走来。风很冷，我等一会儿。老人走近了，我叫道：老婶子！老婶子听见了，却没敢应声。她把头往前伸着，眯着眼，继续接近，到了跟前才认出是谁，她抓住我的手，“可怜啊，你回来了，好啊，陪老爹过个年！”老婶子也是七十几岁的人了，我才记事，她男人就突然得病死了。那时她只是三十出头，七个孩子，小的还噙着奶。她没有再让哪个男人进她的家门，一个人把那一堆孩子拉扯大，一个个成了家。现在看，这是一个奇迹，或者秘密。村庄的秘密，一个时代的秘密。今天，不管初中毕业还是博士，这都是一个问题，那个时代早已被贴上一张条子：贫穷。老婶子身板高大，脾气不好。当年我在村子里管过几年事，她有个儿子伙同别人偷砍几棵集体的椿树，被我们找来的派出所查出来了，罚了100块钱。她心里有气，后来因为另一个事情，她指到脸上骂了我一顿。那些椿树又长了好几年，被后来管事的自己“买”去了。
　　 四大娘的家在我家后面第三排，乡下的地皮不值钱，一户人家的宅基前后就是几十米，远远地看到，四大娘坐在家门口晒暖。午饭还得一会儿，我就过去坐坐。“可怜啊，你还来瞧瞧我！”四大娘赶紧起来把我往屋里让。我说就坐外头，她说外头有风。四大娘把我让到屋里，说也没啥给我吃。听娘说，四大娘一辈子过了八个月子，没有吃过一个筐。筐，就是女人过月子，亲戚来看望带的东西，用竹筐盛着。四大娘娘婆两边都没有亲人。她四个儿子，现在跟老末住着，老末慢腾腾的，又不肯出大力气，三十多岁了才凑合着成了家，两口子在上海，过年也不回来了。我问老末在那边干啥活，四大娘没好气地说：开个赌博场！他几个儿子，还有老当家的活着的时候，都爱趴牌桌，活都不顾了，她很烦，满村子的找，找到了，满桌子的人一起骂：看你们还像不像混饭吃的！四大娘说老末儿子开了个赌博场，可能就是个棋牌室。当家的村子里都叫他老队长，前年夏天去世了。老队长是多年的生产队长，大集体队长在村子里说一不二，有人想得一些好处，就偷偷地把一只公鸡，一瓢鸡蛋放到她家没有上门的厨屋里。四大娘知道是谁的，就当下送回去。不知道的，只好先吃了，啥时候知道了，还非把那些东西攒够，还给人家。有一回她踏着泥巴到外面买打火机，碰到一个儿子，把身上的火机掏给她了，她接过火机，摸一块钱递上去，儿子不接，她就把钱往地上一丢。
　　 跟大爷是在外头见的。大爷，我只是当着面这样叫，背过去像村子里的人一样，也是叫疯子。他的名字刘海中只在户口本上写着。上世纪七十年代，壮实，能干的刘海中是副队长，一天他领着人在地里干活，一个人跑回家里上了吊。邻居看出异常撞开门把他从梁头上卸下来，剩半口气的他又从阴阳界上回来了。从此他就疯了。他就一个闺女，他疯气上来力气大的很，有一回他用一条绳子把上门女婿的脖子箍在树上，差一点弄死了。女婿再也不敢在这个家里过了，就领着老婆孩子回了老家。他那时才四十多岁，经常半夜三更出来大叫，我们小孩子都吓的蒙着头。他为啥要上吊，没人知道。疯子经常念叨着一个女人的名字。女人是谁，有没有这个女人，谁也不知道。没疯的时候，他是队里的好把式，他坐在机头上织布，下到井里清淤泥，给村里的牛穿鼻子。他也经常到我家里，跟我要一些用过的课本，作业本卷烟吸。后来，疯子又好一些了。有一个夏夜，我在外面的席子上凉风，孩子在身边睡着了。疯子过来说：给他们盖住，小孩儿一睡着，骨头缝都张着嘴。这个话，我在哪里都没有听说。疯子78了，老伴死了，一个人过着，还种着一点地。疯子不往人窝里凑，总是一个人站着，靠着树。我走到他跟前，见到我，疯子先开了口：你回来了。我说：大爷，我回来了！他提高了嗓子：在外头咋样，能裹住吗？我说：能裹住！
　　 “裹住”是土话，很久没听过了。这一回听，有些遥远。衣裳能裹住身子白天就可以在外面走，被子能裹住身子夜里就不冷。依照村庄的经验，一个人裹不住一口猪，两个人裹不住一头牛。庄户人家养牲畜，草料不能靠钱买，要靠家里出。出不了，就是裹不住。疯子问我在外头能不能裹住，问的是一个月挣的钱够不够这个月的房租，水电，柴米油盐。当年老婶子在村子里一个女人领着七个孩子，没饿死一个，就是裹住了。今天，一个人或者家庭，就这些吗？我裹住了吗？
　　 我跟一些打工回来的人打招呼：咋样啊？他们都摇摇头，不中，不中。他们是砌墙的，撑模的，扎钢筋的，送货的，卖馍的。说不中的还有一个西门的永生，他本科毕业，在一家公司上班，一个月拿两三千块钱。这些人并不是对自己的工作和收入多么不满意。就是扫大街，也比在家种地强。这些人，还有我自己，是被停在村子里的那两辆黑色“粤”字牌照的小轿车给否定了。这两辆轿车像是闯进来的两头野兽，让这个年关里的小村庄惊恐不安。轿车是超子兄弟俩的。他们家在村口那几间房子里，兄弟俩都只上个小学，人长的又黑又粗，快三十岁了，也没一个成家的。几年前他们去了广东东莞的一个镇上，怎么就跟那里的城管交上了，帮他们管着一片地方，还掺和了那片地上的一些生意，钱就这样来了。今年过年他们一人一辆自己的车，从珠江口一路北上，回到了中原的这个村庄。对打工的师傅们给予否定的，还有一个明事。明事人小力薄，工地上撑不下来，他在浙江绍兴搭上了什么人，专门回收茅台，五粮液这类酒的瓶子，自己灌装。今年，他一个人就弄了七八万。明事还否定了在家的李三。李三和明事家挨着，这些年两口子不肯出来，捡了别人撂下的二十多亩地，养了几口猪，年底一合计，净落了一万多块，不赖。过年回家的明事却一下子坏了他的心情。李三说，种了恁多的地，还不抵一个屌孩子，村子里不能蹲了。
　　 这个村庄的人，有几个能裹住？
　　 年一过，一些人就稳不住了。还没破五（正月初五），有人就扛着包裹往外顶了。出门的时候，都没有忘记给自己放一挂鞭炮。鞭炮除了平安，平安，就是发财，发财。年关的村庄，只是一个临时的，纷乱的旅店。
　　 五婶子是最后一个见到的。五婶子一个人住在一个角落上，离我家很远。那是临走的前一天，我远远地看见一个老年人，独自地站着，我就走过去了。五婶子的身子还算硬朗，见到我，她直接的叫了我的名字，像个平辈人。五婶子也是养了一窝巴孩子，嘴巴敞快。说到生孩子，她说，那还不容易，腿一叉就是一个。有个事儿，不知道几个人知道。年青的时候，一个漆黑的夜晚，五婶子一个人躺在外头凉风，穿着裤衩。忽然，一个男人趴在了她的身上，也不知道是谁。她摸着这个男人的头，光的很，反正不是她男人。男人在她身上办完事，提起裤子就走了，一句话没说。第二天，全村的劳力都在一块地里干活，她注意到，满场的男人中，头那么光的人，只有一个。这个人，竟是我父亲。这个事情，看来是她自个说出来的，跟哪个不赖的娘们。这个话，我是听外村的一个人讲的。我说你净说些鬼话。他咧着嘴说，谁不知道。五婶子问我有没有四十岁，我说五婶子你忘了？我跟你家老三一年的人，过新年都四十七了。我说，五婶子，你没有喂羊了？五婶子叹了一口气：没有了，咱这个庄上没有一条牛，一只羊了。
　　 回到家里看到父亲，我又想到了那个光头。这大冬天里，父亲还是个光头，腊月最后一个集上刮的，两块钱。村子里的剃头匠没有了，光收一把粮食，谁还干。从我记事的时候，父亲一年四季都是光头。父这个光头像一盏长明的灯，点亮着这个平静的农家院落。可是，我总是不相信，父亲就是五婶子夜晚抚摸着的哪个光头。在这个村庄上，本分，老实的人不知有多少，父亲却是头一个。村庄对他的评价是：不要官也能过。这个话，我从小就听过。可是，这就是一个老实人的全部真理吗？现在，我也正是父亲身后这样一个正派的男人，至少是在亲戚邻居的眼里。可是，不久前的那个下午，我却突然搂住了一个女人。就像父亲一下子压在了五婶子的身上。女人没有动。我却又把她松了。现在想想，窝囊的很。那一刻我忽然害怕了。我现在的位置，已经不是当年的村庄。我再也不会有父亲那样的运气了。
　　 父亲七十六了。我不知道还能在村庄跟他过几个年。随着这一茬人的不断退场，村庄也正转过身子，离我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