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初，文坛鸳鸯蝴蝶派笔下常出现的早春二月，通常指的是阳历三月。有人说，这是让人奋力耕耘的时段，有人却说，那是让人情绪低迷的季节。
　　 无可置疑，时而春阳乍暖、时而风寒料峭，朝朝暮暮消磨着百花的耐性。我常常仰天凝视气象莫测的苍穹，寻觅李清照的一首首伤春诗。
　　 那日，闲步在潘家园收藏市场，穿行于旧货纷杂、花鸟鱼虫的摊位间。忽然，我听到既陌生又熟悉的蟋蟀声。
　　 这个季节，本不是人们关注蟋蟀和炫耀斗虫之时。然而，资深玩虫人有言：“只有立春之后、春分之前鸣叫的蟋蟀，才可称之为“珍虫儿”。有资格伴着文物、藏品一同展示在潘家园花虫市场。
　　 蟋蟀的骁勇善战与雌雄唱和，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永难抹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北京护国寺的“百花深处”胡同有个蟋蟀市场。每逢仲秋，与我同龄的孩子，常用小手攥着日常积攒的几分钱钻挤到围观的人群里，认真寻觅着斗志昂扬、振翅亮牙的蟋蟀。然而，用买一包玉米花的3分钱，很难购得“开牙”的秋虫。由此，我眼睁睁地看着一只只“虎将”被年长的人用5分钱或一角钱带走，心升淡淡的酸楚。直到秋风渐大、虫市冷落、夕辉无力，几个孩子也只好伴着无奈与惆怅，端着不善鸣斗的小虫离开那里，边走边不时回头，聆听一会儿散落在暮霭斜晖中那阵阵秋虫的鸣唱。
　　 半个世纪竟如弹指一挥。当今，外出参会、讲课之路路遇的噪声、人与时间赛跑的焦虑，是与非之间的飞短流长连同精神、形体的不堪重负，使我无暇再留意花鸟鱼虫，蟋蟀的叫声自然也渐渐成为遥远、模糊的记忆。今日偶然听到，像是听到了老朋友的一声声呼唤。
　　 我寻声望去，蟋蟀的鸣唱，是由一老者的怀中发出的。一时间，自诩是资深淘家，自以为老谋深算的藏家们，一同把目光射向老者的胸前。
　　 的确，能熬过一冬的蟋蟀，身上已浸润了万千关爱与期盼。惊蛰后的寸虫，由乏力到亢奋的鸣唱，早已替代了搏杀的节奏。其实，岁月消磨了戾气，越发显出品位和价值。
　　 我努力思忆着相关史书，沉浸于这类“斗虫”的过去时。上古时期，它仅仅作为鸣虫被诗人欣赏。《豳风·七月》在描述这种声音时，意境很轻松：“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床下。”随着江河东逝、英雄迭起，人世间的杀戳也无休止的蔓延，曾伴读书人展卷诵读或持剑起舞的雄鸡，被驯化为斗鸡。曾在田间俯首前行的耕牛，被选出斗牛。曾在悠闲秋风里相互唱和的蟋蟀，也成了斗虫。它们的声音渐渐变得凄厉而凶狠，身价随着残害同类的程度而大幅提升。
　　 说来有趣。在那个腐败又孱弱的南宋王朝，把蟋蟀写进诗文的大人物有一文一武；一将一相。大将是高吟“昨夜寒蛩不住鸣……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岳鹏举；宰相则是著《促织经》的贾似道。前者虽然痴迷过秋虫的闲唱，却面对强敌骁勇善战、战功卓著；后者尽管对蟋蟀斗狠的状态颇有研究，收罗无数“五虎上将”，也只落个误国降臣的骂名。一只小虫，竟然在漫漫长史中，演示出复杂的人物个性与一朝兴亡的情节。
　　 其实，一个国家的破败，决不能以几只蟋蟀作为成因，喜爱蟋蟀，也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的颓落。景德镇珠山路的明代御窑厂遗址，曾出土过宣德官窑蟋蟀罐。经专家鉴定，是皇家极品瓷器。明宣德帝不仅在烧制青花瓷、祭红瓶方面有过人之处，玩虫也是行家。宣德一朝，总体说来应被称为盛世。何况唐之李、杜，宋之苏、秦，连同那携虫出游的倪云林，都在赏玩蟋蟀的过程中，写下了大量的咏物篇。大王竖降旗，蟋蟀哪得知？
　　 蟋蟀的威赫与畏缩，在斗虫市场改变着人们的眼神。蟋蟀的暴戾与柔婉，多因那根轻不足克的探须。那些被遗忘、被忽略的“将才”们，只有在静野如画、暮草萋萋的半坡下终老天年，一任往昔的铿锵渐渐舒缓，尖利的色齿逐步圆滑。它们或许想起，雌虫一直在期盼着情真意切的情韵；或许想起，寒风将至，或许该提醒人们赶制些御寒的衣裳，面对月白风清下的点点村火，被农家称为“促织”的它们，声音总是显得殷切而苍凉……
　　 一阵丝雨，让我从沉思中醒来。但见一位怀揣宝虫的老者，斜倚在被雨珠浸透的墙角。饱经风霜的脸上挂着怡然自得的神色。一位日本游客凑上前去，盯着那只曾在《促织经》里被称为“三段锦”的蟋蟀，请老者说个价钱，同时询问着老者的家乡。老者脸上泛出亮色：“我是山东宁阳人，这就是立冬落汤后返老还童的宁阳虫。”
　　 听他们交谈，我又长了些知识。原来蟋蟀有北虫南虫之分。当年贾似道在杭州葛岭半闲堂玩儿的是南虫，而以皮壳枭老、色泽苍秀、牙刃坚硬，斗性凶悍。前些年，在全国名虫大赛上被推为种子选手的，多为北虫中的鲁虫。
　　 老者家乡的宁阳，有一种蟋蟀名伏山虫，出将率最高。离宁阳不远的济南周边也是“上将”的聚集地。比如，泉城东部的姚家集产“雪瓦青”；北郊的赵庄产“紫横梁”；西郊的段店产“麻头”；济南的长清县曾是“皇封名虫地”……近年随着虫市繁盛、藏家迭起、价位惊人、赛事频频，齐鲁大地的捕虫者，面对群虫争鸣蜂拥而上，其中不乏有急功近利的人把成虫、若虫“一锅端”。如此扫荡式的捕捉方式和城建外延等原因，导致一些珍品蟋蟀产地已无虫可捉，仅存的“上品”也大不如昔。捉虫致富、变野为厦，尽管给人们带来欢欣，也导致乐陵名虫“乐陵黄”和几款秋虫名著《秋战韬略》里腾越的“上将”，消失的无影无踪。
　　 蟋蟀一族，因好勇斗狠而兴，相当一大部分，也会因“愈战愈勇”而亡！说起来，的确是一场悲哀。荀子曾对斗蟋愤愤而言：“斗者，忘其身者也；忘其亲者也；忘其君者也。”鸳鸯蝴蝶派的散文大家张锦剑的一段话更耐人寻味：“蟋蟀的好勇斗狠，同类相残，无非是为了解决食色两项简单的生活问题罢了。而人类就利用这些小小秋虫的斗争，以为笑乐。不过，到底是人类玩弄蟋蟀呢？还是蟋蟀玩弄人类？这问题我至今也不敢作肯定的断语。”
　　 想到此，见那位怀揣宝虫的老者拿出一本《斗蟋秘要》。此书是一位以养虫、听虫为乐的玩虫儿大家所著。老人指着书中一行别有心裁的字句念起来：“品质上乘的蟋蟀本不嗜斗，它一般独处一隅，在通风润雨、土质佳良的树坡下声韵超群。古谱中的“佳虫不与凡虫聚，每择高冈独自居”可以为证。老人对那位日本游客说，真正玩蟋蟀的人，应排斥“斗狠”。
　　 日本游客若有所思地连连点头，以数千元的高价，买走了那只刚刚熬过冬季的鲁虫。
　　 我在心中默默遥祝跨洋而居的“三段锦”，能沐浴在人间祥和、博爱的阳光雨露中，成为昆虫学家法布尔笔下的“精美的琴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