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故事。这也是千百万受迫害的家庭之一，一家人是在动乱期间遭受很多委屈。在那个动乱和没有人性的年代，善良、正直，显得是如此的微弱和艰难。这家男主人是位很不错的针灸名医，虽然他早已去逝，直到今天，他依然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怀念。
　　
　　 第一章
　　 女主人边哭边唠叨：“孩子都还这么小，你去甘肃大西北也不和我商量就报了名，而且去西北的手续都办好了，你为我和孩子们想过没有啊？”她边说边嚎啕大哭起来。他回过头来带着内疚的目光看着对妻子说：“公安局的负责人说我的历史问题只要去大西北两年再回到上海，那黑锅就去掉了，历史问题全就解决了，就再也不用再背黑锅了。再难再苦不就是两年嘛！”妻子哭得更厉害了。
　　 他转过身，目光里全是无助和悲凉，说：“这样吧，咱们离婚吧，四个孩子各分两个。”他们有四个儿女，老大是男孩，起名小文，八岁；二的是双胞胎是女孩，大的叫平平，小的叫安安；最小的四岁，名叫梅梅。
　　 孩子们看着他们的母亲在嚎啕大哭，也跟着哭了起来。此时此刻，一家人哭成了一团，天渐渐暗了下来，到了吃晚饭的时间，孩子们见母亲如此嚎啕大哭还是第一次，懂事的安安擦干了眼泪开始做晚饭。
　　 没把米淘干净就下了锅，也难怪，孩子才七岁；安安见篮子里还有两个鸡蛋，就在粥锅里磕下了两个荷包蛋。粥煮好了后，默默地给每个人都盛了一碗，父母碗里各放了一个荷包蛋，然后端起粥碗送到母亲的面前说“妈先喝碗粥吧。”她接过粥碗，泪水落进了碗里，把这碗泪水粥喝完，似乎意味着已经决定了什么。
　　 他从小就酷爱读书，他的二哥刚刚大学毕业，就得了伤寒症暴死，那个年代伤寒是非常难治的病。他母亲说，他们的家族不能出有高文化的人，坚决不让他出去读书了，可他就是喜欢读书，不靠家里一分文资助，靠打工供自己读书。
　　 由于省钱读书，他在扛大包时竟饿昏了过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读到师范毕业，正赶上日本人侵略中国，他带着一腔热血参加了抗战队伍。本以为是队伍就打日本人，就参加了国民党，还进了军校学习。毕业后在某部当参谋，由于文章写得好，又被调到某部司令员身边当秘书。
　　 站错了抗战队伍，成了他终身的不幸。解放后在上海认识了妻子，妻子是上海人，他是山东人。妻子的父母一直反对这门亲事，妻子不顾父母的强烈反对，依然和他结合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离开了部队，开始自学针灸，经过几年的刻苦学习，开始给人看病针灸。那时刚刚解放，他和一眼科、骨科、内科医生合办了一个不大的诊所。诊所虽不大，可生意非常的好。
　　 她擦了擦红肿的眼睛说：“我不离婚，我舍不得孩子们，就是死也得死在一块！”他用感激的目光看着妻子说：“对不起，都是我害了你和孩子们，”从那后，她再也没有了唠叨，就只有默默无声地为他在做着去大西北的准备工作。
　　 岳母听说他们要去大西北，给孩子们每人做了件厚厚的棉袄，送了过来，不无伤感地说：“孩子啊！这路可是你自个选的，妈也帮不了你多少。”于是母女俩抱头大哭。老母亲老泪纵横，一步一回头地望着女儿和孩子们离去。
　　 临去大西北，他们还拍了全家福。60年秋天的某天，他们全家告别生活多年的上海，坐上了开往甘肃的火车。
　　 在去西北的那节火车厢里，都是有历史问题的“黑人”。他们大多是独身一人，在火车上兴奋得不能入眠。
　　 火车在不停地前行，说话的人开始了平静，都慢慢地进入了梦乡。此时此刻，火车喇叭里响起播音员的声音：“各位旅客请注意，现在有位乘客突发急病，有医务工作者请到某某车厢。”就这话播出之后，见他站起身走向病人的那节车厢，他的中山装上衣口袋里有一支钢笔样的针灸针管。
　　 来到病人身边，他镇定自若地给病人把脉，然后拿出针管里的银针给病人针灸。针下去不到几分钟，病人竟然苏醒了过来。他对病人家属说：“没事了给他喝点水。”病人家属感激地拉着他的手说：“你等等。”说着，便从包里拿出了好多糖果和饼干，往他手里塞。
　　 他说：“这年头都不容易，这些就留着给病人吃吧，我也是举手之劳。”就这么推来让去，他还是没收。
　　 他又坐回了自己的座位，病人家属后来就跟着找回了他的车厢，放下糖果和饼干就跑了。
　　 又是一天的早晨，火车上，卖开水的叫卖声也开始了，“开水洗脸水喽！开水洗脸水喽！”由于天气冷，想弄点热水洗洗脸，五分钱一盆。说一盆也只有半盆不到，他们全家洗的是一盆水。
　　 火车开始进站了，缓缓地停了下来，不知烦恼和忧愁的孩子们高喊着：“到啦！到啦！我们到啦！”他和妻子开始在收拾东西准备下车。一起来这里改造建设边疆的，也都在准备下车，他们一路上都成了朋友，分手时都互相报了住址，他和妻子都和同来的朋友们握手告别。
　　 他们一家来到一山脚下的一个破屋子里，这里就是他们一家六口所生活的地方。屋里有个很大的土炕，别的就啥也没有，生活用品都是从上海托运过来的。
　　 他被安排在某林场做会计，妻子安排在一小学当老师。不领工资都去食堂吃大锅饭，不上班不能领饭，每天领过来的饭，吃过饭连半饱都没有，一天两天都能过去，十天八天也能熬，要这样过两年，他们开始犯愁了。
　　 最小的女儿才四岁，还不能去学校，上面三个大的可以进学校。当时那里没有托儿所，也没有幼儿园，就只能把小女儿一个人锁在家里。不把门锁上有可能被狼拖走，所以每天他们上班就把梅梅锁在家里。
　　 一天他下班回家，无意中在山上看见有张牧民扔掉的半块牛皮，于是他赶紧叫上妻子，一块把那半张牛皮拿回家。
　　 不过一旦火点着，那臭味弥漫整个屋子。由于饥饿，哪还顾得上这些，夫妻俩不知从哪弄来了根鉄火钳，烧红了就往那张牛皮上烫。半张牛皮烫了大半夜，总算可以下锅煮了。
　　 由于忙活了一夜，去食堂领饭只能最大的文文去了，他们不放心就又叫平平一块去。
　　 领回了早饭锅里有煮熟的牛皮，他们一家来到这里，算是第一顿能半包的早餐。孩子们吃完后都在舔着那各自的破碗，他忍不住把自己碗里的几块牛皮和汤往孩子碗里倒，个个回答说：“爸，我们都吃饱了，是舔着玩儿呢！”从那，每次下班都留心那山上，是否还有扔掉的牛皮，或者狼吃剩食物。
　　 过年了，夫妇俩分到五斤青稞粉，和一只獐子，就算过年了，那五斤救命的青稞粉，不到万不得已是舍不得下锅的。
　　 那天礼拜天，老大文文出去拾牛粪去了，出去时天气还挺暖和，谁知出去不久，老天就翻脸，狂风暴起，雪花飞舞。妻子焦急地和他说：“这可咋办啊！孩子才八岁呀，就是大人也受不了啊！”说着，两人带上一块大羊皮就找孩子去了，“文文啊，文文呐，回答妈妈呀！”喊声里夹杂着哭的声音，风夹杂着雪花。
　　 孩子见起了大风，就蹲在了山脚下，这时，眼前的一幕，把她吓得站立不稳。是不知何时被冻死的一个孩子，也蹲在那儿。惊吓过度，便大声哭了起来。
　　 哭声被正在孩子附近寻找的老张听见，顺着声音找到了孩子。他和妻子紧紧地抱起儿子泪水尽情地流。
　　 长期的营养不良，他的腿开始浮肿，看着孩子那个个面黄肌瘦的面容，他想到了那几斤青稞粉，还有他给那里的百姓看病后，过意不去送给他的干萝卜菜，煮了一大锅青稞粉菜糊糊，家里只有从上海带来的两只碗，碗不够用，就用喝水杯子当碗用，他竟喝了五大杯子。
　　 这点青稞粉，算是燃煤之急，五斤青稞粉竟喝了十多天，浮肿的腿也好多了。每天食堂里领回的饭，有三个窝头，有时还有一小块豆饼，喝的汤自己烧。就这样的日子又过了半年，饥饿、寒冷、孤独，在如此可怕的条件下求的生存，是多么艰难的事。
　　 一起来大西北的单身户，死的没几个了，就是带家属来的，也有好几户扔下孩子和妻撒手人寰。他们一家多亏了上海的岳父母，时不时地寄些干鱼饼干什么的，可终究是燃眉之急。此时此刻的他们被死亡的恐惧所笼罩，妻子含着泪说：“看孩子都饿成啥样了，不行我就先带着孩子先回上海，到了上海再想办法，不能看着一家人都饿死、冻死在这里啊！”他没有回答，妻子又说：“你同意不同意我都带着孩子们走，走定了，我不能眼看着孩子们也死在这里！”孩子们见母亲在大哭，又都哭成一团。
　　 那天，妻子没等他从林场回来，就带上四个孩子上了去车火站的路，她一手夹着被子，一手夹着最小的梅梅。四岁半的梅梅由于长期不下炕，再加营养不良，原来会走的她走路开始摇摇晃晃了。
　　 文文手里一个帆布袋里面有几个青稞粉做的饼子，那是用家具和别人换的青稞粉。老二平平提的一小袋子里几件破衣服。就这么他们拼命地往车站方向赶，由于来的时候是林场的雪橇去接的，根本不知道有多少路。她一边走一边喊着孩子们每个孩子的名字：“文文、平平，安安，你们要手拉手走啊！”
　　 那晚天气晴朗，但气候非常寒冷，月亮高高地挂在天空，好像有意给这苦难的一家子照着路，又好似在嘲笑着他们愿望不可能达到。此时周边的山上的狼在呜---呜吼叫着，叫得令人毛骨悚然。
　　 梅梅被母亲拽着一只手，不知摔了多少跤，却仍然一声不吭的半托半走的往前跑。就在此时远处传来了马蹄的声音由远而近，骑马人说：“到车站还有十多里路呢，你们还是往回赶吧，你们才走出了四五里路，太危险了，不等你们赶到就冻死在路上了。”那骑马人是他林场的一个同事，怕出事，闻信赶来的，于是她边哭边往回走，回到家中已经是半夜。
　　
　　 第二章
　　 在1961年春天，他们家在大西北受尽了种种磨难终于回到了上海。所有家当就两个小包袱，他的岳母在信中千叮咛、万嘱咐卖家具别心疼，有人要就卖，只要人都活着，一个不缺就好。
　　 听说女儿女婿都回来了，老岳母带上了好多好吃的，来到了女儿所租的小小亭子间里。孩子们见外婆来了都高兴地迎了上去，老外婆老泪纵横的，疼爱的抚摸着每个孩子的头。他妻子见老母亲来了，妻子没有流泪，而且面带笑容地说：“妈你看我们都很好，一个也没少的回来了。”老母亲出乎预料地望着憔悴了许多的女儿说：“好、好、只要人都在，那就好。”在大西北一年多，没看见老母亲，竟然是满头白发苍老了许多。她多么想上去抱住老母亲痛哭一场，可她再也不忍心让老母亲伤心了。
　　 孩子们都到了上学的年龄，户口落不下，不能上学，于是他去派出所办理户口登记。派出所的负责人说，上海户口只出不进，再说当时又不是我们动员你去大西北的，谁动员你的就找谁。于是他又去公安局，某负责人说：“现在有文件迁出去的户口，一律不能再重新落下。”他失望地说：“你们当时是说回来就给你们落户口，而且还答应我回来安排工作的，怎么可以样呢。当时你们早就这么说，我就不会去西北的呀，差点连命都丢在那里。”
　　 不论如何说好话，苦苦求他们，都无济于事。刚刚脱离苦海又似掉进了深渊，没有户口，孩子们就不能上学，而且没有供应粮，一家六口吃什么，又靠什么生活。光靠老岳母家接济，也不是长办法，于是妻子开始了埋怨，“你当时假如和我商量商量，再做决定，就不会这样了。”妻子说着，又伤心地哭了。在妻子的埋怨和唠叨下，他没有理由争辩，也没有想争辩什么，一家人落到如此境地都是因为他。
　　 于是就来到自己以前开创的小诊所，一年多时间，他没有进去，只是默默地站了很久、很久。回到家里已经是午饭时间，妻子煮了一锅稀饭，那点米也是老岳母家送来的。
　　 他站在亭子间窗户边，一边背诵这针灸穴歌，无论多艰难的境况下，他都不断给自己充电，边背诵边有意无意地往楼下看，看着自己的两个女儿穿着大人的破中山装自卑地站在一边，又见别人家的女孩子，和自己的女儿差不多大，都穿得花花绿绿的。孩子小，不觉得什么，可他当时的心情好像刀扎似的。
　　 他无数次去派出所，无数次碰壁。万般无奈下，他想到回山东老家。妻子是上海人，刚刚从大西北回来还没喘过气儿来，就又要与妻子商量去山东老家的事，真怕她承受不了，就一直没好意思提起。在全家人没有任何经济来源的情况逼迫下，他想到了给人摆摊看病。可他脸皮薄，生意虽然不错，他还是停业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碰到了以前在一块开诊所的同事，说起了自己的遭遇，那同事回去商量后，由于同情他的状况，就叫他暂时在那小诊所上班，来维持一家人生活。
　　 没有户口的日子过了一年，老大文文都十一岁了还没能进学校，最小的梅梅已经六岁，也到了入学年龄，他开始为孩子们的今后前途而忧虑、担心。他依然不断地往派出所、公安局、居委会跑，结果都是无望。
　　 那天他下定的决心，想和妻子提起回山东老家的事。“我们回我山东老家吧，农村户口肯定好落，落下户口孩子们就可以读书了，老家有我弟弟妹妹，可以帮助你。”妻子为难地说：“就怕孩子不习惯，还有我又不会做农活，针线活我也不会。”他听妻子回答得很平静，心里的担心除了一大半。“针线活不会，有我姐姐、妹妹，都会帮你的，到了家乡，我会继续从事中医针灸，你做我的帮手。”妻子就跟随他回了山东老家，在1962年的4月份他们一家回到了山东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