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中说“到了东汉，政府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了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于是从师学道，也和很多美好的事物一样，都逃不掉被阉割的命运。有人说：最美丽的花朵是思想的火花，最伟大的事业是要不断激起创造的热情。思想的火花被灭了，创造的激情也被扼杀了，于是物极必反，老师也成了臭狗屎。六朝以后又盛行骈文，写文章讲究的是对偶声韵和词句华丽，思想的权利被剥夺了，甚至知识性内容也被抽空了，“传道受业解惑”还有什么必要？唐代也沿袭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贵族子弟入国子监读书，学业并不重要，他们所要的仕途也已经安排就绪。所以，唐朝的吕温说“公卿大夫耻为人师，至使乡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则勃然动色。”吕温二十岁跟陆贽学《春秋》，以后他的族兄吕皋又想跟他学《春秋》，于是吕温给他写了《与族兄皋请学春秋书》。这封书信里，他谈到了魏晋以后，求学者耻于从师的情况：“学者皆以不师为天纵，独学为生知。”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指出：“唐代上层社会重视师生关系则是科举制度之下的‘座主’与‘门生’的关系，这是与政治利害有关的‘师’与儒家之‘道’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当然也谈不上师生关系。
　　 然而，柳宗元在《师友箴》中一方面说“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他还指出过“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但另一方面，和《新唐书》说韩愈“成就后进士，往往知名。经愈指授，皆称韩门弟子”一样，向柳宗元求学者也不少。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铭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他为师，而且经他指点，都有所成就。潭州刺史韦彪之孙韦中立，虽出于“高门”，但亦能“不拘于时”，不仅要求拜柳宗元为师，还不辞道远，从长安到永州去拜访求教。为此，柳宗元写了《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说：“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还借孟子“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的话说事，但接着他又提到了同道者韩愈：“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当时，三十五岁在国子监任教韩愈，在名义上为十七岁李蟠写所写的《师说》，可谓汪洋咨肆，却不知道，接着他就不得不东去任洛阳令了！而且多次受到这样的挫折。值得欣慰的是，他们以光复“师道”为己任，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提倡古文运动，在当时就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韩愈《答崔立之书》说“近有李翱、张籍者，从予学文。”后来李翱成了古文大家，张籍则是著名诗人。
　　 马科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中说：“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本身的因素外，还有一层文化的背景。”思想意识在历史的实际进程中发生的推动作用无疑是重要的。所以有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如韩愈、柳宗元等人，包括一部分清醒的青年学子，不能坐视社会风气的沉沦而无动于衷，于是他们起而抗争。这不仅仅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传统的师道尊严，对于批判社会现实和推动进步，也都是居功至伟的，他们推行的古文运动，也决不仅仅是文学的运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