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源县胜境关的鬻琴碑，是为纪念康熙年间平彝县第六任知县孙士寅而立。
　　
　　 这块碑，曾有学者这样写道：“胜境关处的清风亭中的鬻琴碑是为纪念富源历史上的县令、清正廉洁的爱民清官——孙士寅而树立的。鬻琴碑立于清代光绪年间，是平彝县令韩再兰与拨贡李恩光编修《光绪平彝县志》时，了解到康熙年间的孙士寅任平彝县官期间，把自己的俸禄接济穷苦百姓，离任无钱回老家，就把心爱的古琴变卖，用所得有限的卖琴钱作路费。民众感念孙士寅清廉爱民情怀，清代康熙年间自发捐银为其树立了遗爱碑以示纪念。韩再兰与李恩光他们，被孙士寅清廉爱民事迹所感动，便请当时石城的（石城即今曲靖）孙琼，为孙士寅书写了鬻琴碑三个笔力遒劲，苍劲有力，枯笔飞白的行楷大字碑文，又为孙士寅刊石树立了鬻琴碑，以颂扬孙士寅的清正廉洁的高尚爱民品德。遗爱碑和琴鬻碑两碑刻，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毁无存，幸运的是琴鬻碑在被损毁前的1955年，当时在富源县文化馆工作的王嘉谷老师，就拓制了一张鬻琴碑的拓片保存着。富源县人民为了缅怀孙士寅德高望重和高风亮节的崇高爱民品德，弘扬正能量，并警告和鞭挞现代贪官污吏，于1996年用王嘉谷老师拓制并保存完好的鬻琴碑拓片，按照原样重新镌石复制了一通鬻琴碑，作为反腐倡廉的实物教材。”
　　
　　 我读了这段文字后，为家乡有这样的文物而骄傲。我曾经六次去胜境关看这块碑，鬻琴碑位于富源县胜境关清风亭内，碑是半圆首长方形，青石质地，通高2.7米，宽，0.79米，厚0.16米，碑额半径0.4米。碑座为双层须弥座。碑面有“鬻琴碑“三个大字，在右下侧有“石城孙琼书”五个小字。碑的背面是曲靖地区行署专员李兵1995年撰文并书写的碑文。碑文如下：孙士寅，浙江钱塘人，康熙四十五年至五十一年为平彝知县。在任时奖励耕读，为官清廉，爱民如子，全境昌平，百业兴旺，黎民明贤。卸任时，囊空如洗，竟无返程路费，不得已割卖伴生之古琴。百姓感之，涕泪相送，人群长达十数里，孙君坦荡，面无愧色，抚老慰幼依依别。为煲其德、颂其功绩，村民捐银立遗爱碑于驿道旁。后拔贡李恩光改立鬻琴碑。为彰前贤、垂教后人，复制此碑以为志铭。乙亥年（1995年）李兵撰并书。
　　
　　 经过在富源实地走访我得知：鬻琴碑于“文革”期间被毁，1995年，曲靖地区行署专员李兵同志在开展廉政建设活动中，拨款六万元，明示富源县委、县人民政府复制“鬻琴碑”，并建碑亭一座，命名“清风亭”，碑亭在1998年建成。以上就是鬻琴碑的现状。1998年建成的鬻琴碑的碑文和本文开始我引用学者的文字都认为这块碑是康熙年间平彝县人民为孙士寅立的遗爱碑，到了光绪年间的时候，平彝拔贡李恩光撰文并又立了一块碑叫鬻琴碑，遗爱碑和鬻琴碑是两块碑。如果是这样，问题来了。
　　
　　 据民国十二年平彝县公署编撰的《平彝县地质资料》记载：“胜境关有鬻琴碑一轴，康熙中邑人纪前县令钱塘孙士寅遗爱碑也。系孙琼书，董玘撰。后李竹虚咏有《鬻琴碑》，录列于后（这首诗在《光绪平彝县志》中可查阅，本文不再赘述）……”。这个民国十二年的资料说明鬻琴碑是康熙年间石城孙琼书写的，碑文是一个叫董玘的人撰文的（当时人写当时事，事实可信）；光绪年间的李恩光写的是《鬻琴碑》诗，而不是又立了块碑叫鬻琴碑。
　　
　　 据史料记载：孙琼的故居位于今天的麒麟区西门街打油巷23号。孙琼（1666年—约1750年），字蕴石，号耕坞，晚年自号鹤髯老人，世人皆称孙髯翁，是清代著名书画家、篆刻家，存世作品有《鹤髯老人草册》、《松韶关记》、《梅花百咏》、《红叶楼鸣玉集》、《淡一斋印谱》等，祖籍安徽休宁（古称新安）。孙琼年少博学，饱读诗书，写得一手好字，十五、六岁在曲靖鹤立鸡群，十八、九岁选为郡博士（府学学官），不到三十岁，成了誉满滇中的“石城（曲靖）隐士”。传说清康熙三十年（1693年）前后，朱耷（八大山人）被清廷通辑，历经艰险，流落到曲靖，化名“晴不夜”，隐藏在东山寺（即后来的东门外粮食局）。为了生计，他摆摊卖字画，孙琼见到朱耷的字画时，赞叹不已，于是他们有了交往。孙琼自从得到朱耷点拨后，字画技艺得到很大提高。过了三年，朱耷的“晴不夜”化名被人识破，说是晴字拆开是“明、主”二字，“不夜”有“恢复明朝”之意，就向官府告密。官府也认为“夜不晴”这人有可能是通辑要犯，决定抓来审讯。恰巧衙门里经办这事的一个公差和孙琼要好，将消息透露给他。孙琼让朱耷化装成马夫为他牵着马，夜里从曲靖南城门逃出。到了越州下桥村时天已拂晓，即将别离，孙琼触景生情作《送晴不夜》诗曰：“越州城外下桥西，无数杨花亲马蹄。惆怅故人分手处，青山一路鹧鸪啼!”这诗录于《南宁县志》（南宁县即今曲靖麒麟区）。乾隆六年（1741年），四川乐山人江宏道来曲靖任知府，撰写了《耕坞先生传》、收录在《南宁县志》。《耕坞先生传》记载：“孙琼一生潇洒绝尘，不与俗伍”、“守土当事每每有求而来”、“门前布满车”、“几于踏穿门限”。江知府笔下的孙琼在乾隆九年（1744年）时已七十八岁，还坚持坞上耕作，他貌皎如童，美髯飘飘，虽古稀之年，步履如风，是一位道骨仙风的美髯公。
　　
　　 了解了孙琼生于康熙五年、死于约乾隆十五年，大约活了八十四岁，而李恩光生活在光绪年间，据他写的《续修平彝县志序》记载写《光绪平彝县志》是从光绪二十年（1892年）始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共花了十四年时间，从孙琼逝世的乾隆十五年（1750年）算起，到李恩光完成《光绪平彝县志》的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已相隔一百五十八年了，请一个一百五十八年前的过世人来写字是不可能的。鬻琴碑是康熙年间始立的，在光绪年间李恩光读它时就模糊不清了，故李恩光在《鬻琴碑》诗中写道：“我来剥藓访碑辞“，说明当时碑虽然在，但已长满了苔藓，能够看清的文字不多，但是碑正面的“鬻琴碑”三字和“石城孙琼书”五字仍然清晰可见。又据道光《云南通志》记载：”孙士寅,字羲宾,浙江钱塘人,举人。康熙四十五年,知平彝县事,弦歌雅化,有古遗风。解任时,琴书而外,别无长物。士民思之,立‘鬻琴碑’以志其德。”这说明在道光时这个碑就叫“鬻琴碑”了，光绪时仍叫“鬻琴碑”，富源县历史上最古老的县志《康熙平彝县志》没有记载“鬻琴碑”是因为这本县志是第二任县令任中宜写的，成书于康熙四十四年，为纪念第六任县令孙士寅而立的“鬻琴碑”在写《康熙平彝县志》时还没有，而富源第二古老的《光绪平彝县志》也没有记载李恩光和当时县令韩再兰重新立碑的事，只有李恩光写的《鬻琴碑》诗录在《光绪平彝县志一艺文志》里。康熙年间始立的“鬻琴碑”歌颂的孙士寅在富源做了什么呢？
　　
　　 孙士寅所处的时代，按规定县令的年俸是45两银子，外加45斛米。此外，县令一年还有1200两的养廉银，这才是县令收入的大头。不过孙士寅只有一年45两银子的俸禄。养廉银是为清朝特有的官员之薪给制度，是1723年（雍正元年）才创建的，本意是想通过高薪来培养和鼓励官员廉洁习性，避免贪污，因此取名为“养廉”。养廉银的来源来自地方税赋，因此视各地富庶与否，养廉银数额各地不同。平彝县从来不以经济繁荣而闻名，而是以地势险要、民族众多，处于交通要冲而出名。孙士寅在平彝县任县令的时间是1706年至1712年，而养廉银制度是1723年才制定的，孙士寅没有赶上这好时光。平彝县在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合并平夷卫与亦佐县而设置平彝县，平彝县初建制情况是：康熙三十四十一月总督王继文上疏建议合并平夷卫和亦佐县设置平彝县被批准，才过了一个月即康熙三十四年十二月，下半县（原亦佐县）的安边营彝族首领沙鼎臣和沙营的彝族首领沙维屏就为争夺势力范围而互相攻杀，沙鼎臣杀死了沙维屏。康熙三十五年沙维屏的岳父，贵州彝族首领礼申信到官府控告沙鼎臣。总督王继文下令把沙鼎臣缉捕到案，用杖刑处死，还下令把互相攻杀的这两个沙姓家族逐出亦佐。而上半县（原平夷卫）的今墨红、竹园、大河三个乡镇是海土司地盘，这三个地方原属越州，由海土司管理，明朝时并给沾益州，清康熙五年并给平夷卫，康熙三十四年属平彝县。明朝廷授给海土司的官职名称为亦佐右土县丞，世袭，其实海氏土司自身并未到亦佐县任职，仍在越州原来的地盘上管理土著居民。明代海土司衙门在今越州水城，清康熙时海土司衙门在富源竹园。亦佐县在明代时实际管理者是沙土司，明朝廷授给沙土司的官职名称是亦佐县左土县丞，亦佐县左土县丞到明末的崇祯十三年时因无后取消世袭。康熙三十四年建立平彝县时，亦佐县右土县丞改为平彝县土县丞，民间仍称海土司。平彝县县官是流官，平彝县土县丞是土官即海土司，康熙时的平彝县实行土官和流官共同治理，是土流合治时期。第一任县令赵忠武是正白旗身份，苏州府吴县人，在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才上任，康熙三十七年二月降低官职离任。第二任县令叫任中宜，他于康熙三十七年八月上任、康熙四十五年十月离任，在任平彝县的县令之前，他在马龙州、寻甸州当过知州，任中宜在平彝县八年，很有作为，后升为云南的澂江府新兴州知州（在今玉溪），他还修撰了《康熙平彝县志》。任中宜在县志中描述平彝“僚（少数民族）多汉少”，“甚属难治者也”。根据《富源县志一平彝知县名录》（1986-2000）记载第二任县令任中宜后，第三任、第四任和第五任县令只有三个名字而没有任职期限，然后就是孙士寅上任，上任时间是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是接着第二任任中宜的时间，是不是第三任、第四任和第五任没有到平彝县上任？其中的原因待考。据《鬻琴碑》诗中说孙士寅来到平彝县时“春满河阳花正开”，当是康熙四十六年春才真正来到平彝县任上。孙士寅上任不久，即康熙四十六年，城东关和石岑铺（今多乐铺）发生过火灾，城东关又发生水灾，淹死十六人。初到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要恢复灾后重建在当时得付出多少努力啊。所以李恩光在《鬻琴碑》诗中曰：“三年课绩循良奏，百姓见肥使君瘦”。孙士寅在《游青溪洞》中也感叹自己：我来平彝县当县令，才到来的时候感觉孤单寂寞，如兽落陷阱、鸟投罗网，自己又瘦弱，还患了疟疾。但自己也不喜欢差役催交租税时的大声呼叫和恐吓，鄙视官吏敲诈勒索。自己也曾经自卑俸禄少得像个临时雇用的书吏，但不愿厚着脸皮出外摆官架子。可见孙士寅当平彝县的县令俸禄并不高，初来乍到就碰上境内有水灾火灾，自己又瘦弱，还患了疟疾。想来他除了自己的衣食住行要开支外，医病也要开支，难怪他手中拮据。但是他对老百姓的怜悯热爱之情也溢于他文中的字里行间，把自己所剩不多的钱拿出来接济受灾的穷苦百姓也是极有可能。在又是火灾又是水灾的情况下，能把一个县治理得“外户不闭庞无吠，中泽既集鸿何哀”。在当时那种条件下，社会安定，流民得到安集，人心稳定。这就是他的政绩。难怪平彝县人民在他离任时听说他出售随身携带的古琴做路费，感动郗歔，在他离任后，为他在胜境关立下鬻琴碑。连孙琼这个“一生潇洒绝尘，不与俗伍”、曾经大书一个“哑”字贴于门上、大隐于市的孤傲之人孙琼也佩服他的清廉正直、在看了董玘撰文的鬻琴碑文后愿意为孙士寅书写碑文，故鬻琴碑正面有“石城孙琼书”五字。
　　
　　 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时，王嘉谷老师在富源文化馆工作，怀着对故土的热爱之情，他很关注富源的风物，对绘画、书法也颇有研究，很注意收集。记得在他在世的时候，笔者跟着一伙人从曲靖去胜境关观光，有关人士请他去讲解，他讲过胜境关古驿道在“农业学大寨”时被埋于地下，是后来才挖出来的，所以胜景关古驿道才保存得这么完好。1955年，“鬻琴碑"这三个字是王嘉谷老师往康熙年间立的鬻琴碑原碑上拓下来的无疑。到1996年的时候，鬻琴碑已不存，王嘉谷老师手里有“鬻琴碑”碑面的拓片，就按拓片原样重塑鬻琴碑，重新树立的碑在1998年完工。
　　
　　 综上所述，结论是：鬻琴碑始立于康熙年间，董玘撰文，石城孙琼书，光绪时李恩光看见鬻琴碑有感而作诗《鬻琴碑》，并没有重新立碑，1955年，王嘉谷老师拓康熙年间立的”鬻琴碑”碑面并保存，1996年按原碑拓片重立鬻琴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