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岁上的头一天，我离开工作10年的机关，深入到了基层。不同于人的是，头上没乌纱，仍就一位“革命军种马前卒”。看来，组织还是了解我的，深知我的德行，没有为难我。更应了我的天命，10年一改变。10年读书、10年军旅、10年混在机关。10年、10年的空度，的确，不是件难事。转眼又过了10年，眼看就要玩完了。
　　 工作之余，小同事戏言：×老师回头写写自传，让我们看看。自传也好，回忆录也罢，没敢想过。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名人才配使用这些字眼。坦白交代，当自己临死的时候，能写就写，不能写口说，把一生中有过的孬点子、坏主意、缺德坏良心的事，告诉我的独生女儿的想法还是有的。目的让她看清爸爸的丑恶嘴脸，以减少悲痛之情。
　　 按说，我是多留在这个世上做人的。出生那两年，不管“是猪是狗”，全村活下来的不过二三人。村前一家，狗年得一子，挨到猪年，一日断气，其母硬是不让扔去，死而复生。成年后，远比我“精致”多了。身高不足四尺八，体重最小的三位数仍缺斤短两。面黄肌瘦，出门见风倒，说话如懒猫。相比之下，算我命好。虽说母亲生下我就去走“集体化”的道路了，我却得到生产队里一位“五保户”老太太的照顾。她整天把我抱在怀里，用红薯片嚼碎喂我，幸免灭顶之灾。待我记事起，就十分善待这位住在牲口屋旁的棚子里，上眼皮系着一根绳子的“瞎老婆”。常常捞出别人放进她水桶里的驴粪蛋儿。她也自恃有功，常常开口向我讨要两棵小葱，一撮茴香。我每每跑进三爷家的菜园里为她摘取。也许是因为自己太小的缘故吧，关于她死的情景我已毫无印迹了。长大后只知道村前路旁的一个小土堆儿便是这位“老赵家”的孤坟。那时的记忆里，对这土堆儿胆怯中多了一份亲近。
　　 记得下学后，在公社工作的两年里，每次回家，进村便有婶子大娘，按辈分唤作嫂子的女人们对我说：××回来了。看看，都长这么大了，俺的孩子要是不死也跟你一样大了……咱庄儿有30多个和你一样大的小孩都没成人哩。
　　 母亲一生，生养了10个孩子。小孩多了，大人再勤劳能干也是管不过来的。我们家的发展史，也就成了大的带小的。这样一来，每人都跟自己邻近的两位感情最深，恩怨最多。对我来说，也有一点例外，因我前边是个姐姐，在记忆里打捞记忆，也只有一次跟在她后面拾柴火，一次跟着剜猪草。而故事最多的还是跟二哥。
　　 跟二哥在一起的好处真的不少。午饭时分，村里响起锣鼓，来了耍把戏的，我们俩端着饭碗去看，碰到挑担卖熟羊肉的，他就买两毛钱的切成薄片分放在俺俩的碗里。当然，他的多，我的少。
　　 春节过后，每天晚上睡觉前，我和二哥对着脚坐在被窝里，他便从铺下（那时冬天我们都是睡柴草堆成的地铺）摸出一个蒸馍，一分为二。当然，他的大，我的小。趁他不在，我掀开地铺，发现满满地排了一层，比仪仗兵的方块队都整齐。每年，这样的美餐我们都能吃上一两个月。
　　 一次半夜，二哥把我叫醒，拉我出去，记得天很冷又很黑，我很害怕。而我更害怕的是，他扒开邻居家的甘蔗窖，拉出一捆甘蔗让我帮他抬回去，藏在俺俩睡的小东屋里，我们俩整整吃了一个正月。
　　 二哥常在村后追撵人家的老母鸡，等那母鸡跑不动了，他抓着用左手抱在怀里，右手的食指并拢了中指插进母鸡的屁眼里，摸摸没蛋就放掉（这种技术至今我也不曾实践过），有蛋就在坑边挖个洞把母鸡堵进去，等下了蛋再放走。
　　 以上这些，大人们都是不会知道的。有次，不知为啥他打了我，打他不过，就站在我家的山墙根儿，边哭边喊他做的这些坏事。好像，这位挨打最多的二哥，并没因我这次揭发而挨揍。
　　 跟大弟弟之间留下的童年故事，仅有一次“战争”。战争的结果，他把我的脸抓开了花，伤势几个月没好。如今，对着镜子细看时，还能隐约可见当年战争的烙印。
　　 小时候，干坏事最多的算是下午放学后，在我家的“猪歌羊唱”声中急忙做完作业，整理好笔记，篮着子去剜猪菜，割羊草。每每是偌大一篮子猪草仅上面一层是真的，下面多是生产队种的红薯秧和庄稼叶。
　　 小时候，大人们下地干活时，村子里很是安静。若有一两个眼瞎耳聋的老太太看家护院，是无济于事的。这便是小孩们偷枣摸梨的好时候。我也不止一次地去摘东家的柿子西家的梨，南邻的苹果北舍的枣。
　　 小时候，学问最大的应数偷西瓜了。先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把毛主席语录活学活用。有诗为证：“下定决心去偷瓜，不怕牺牲往里爬。排除万难多摘俩，争取胜利快回家。”接着理论联系实际，约上俩仨小朋友，先钻进瓜园旁边的高粱地里，在距瓜地四五米处趴于地上，匍匐前进，直到进入瓜园，挑三拣四，摘下两三个西瓜，交替滚动，人随瓜行，待到高粱地深处，抱起便跑。运用此种战术多为百战百胜。因看瓜的老远处是分不清圆圆的脑袋和圆圆的西瓜。偶有失败，弃瓜而逃，也绝不会被老头们俘虏的。
　　 小时候拾粪，挖过人家的茅坑，铲过生产队的粪堆。对公家的几十头牲口拉屎的习性做了一番研究，掌握了一些牲口拉屎的规律。趁着早中饭时，背上箩筐，跑到田间停犁歇耙的地方，抓一抓大黄牛的屁股门儿，大黄牛拉出一堆；赶着毛驴走几步，毛驴拉出一堆；用铁锨铲个驴粪蛋让高大的红骡子闻一闻，红骡子拉一堆。一堆一堆的粪便，不一会装满箩筐，满载而归。
　　 记得，上初一时，老师在校园里上大课，发现我照了一下镜子，很艺术地说了一句：“知道你长得很漂亮，上课就不要看了。”一句他知我知人不知的话，不知为什么一直记得这么清楚。
　　 高中毕业时，我是几个准备留校者之一。记不清是给那位老师说了，××同学不愿留校，想回去接任他父亲的大队干部。对此，我至今耿耿于怀，内疚于心。
　　 生在农村，一身村相。
　　 在公社工作的两年里，大院里住着一位非常好看的女孩。见了，不敢正眼相看。看了，有话说不出口。自己常常躲在竹帘后面，馋馋地看着她从门前扭过。路上，相向而行，过去了，才不失时机地回头看她一眼背影。一次，骑自行车赶路，忽见她在前面步行，结果好几里的路程一直步其后尘。
　　 两年里，最怕的一件事，上厕所。那时，公社大院的厕所，大小便池皆为“通铺”，没有隔断，彼此无遮无掩。每有告急，再急也要东张西望，观察三五分钟，看看是否有人进出。常因判断失误，撞见领导干部蹲于茅坑，自己便久站小解不出，害得领导草草了事，匆匆离去。自己才得“大雨”哗哗一下。也常有领导随后进来，刚刚部好“龙门阵”的我，“不战而收兵回营”，闹得领导莫名其妙。后来，多少好些。遇此情况，小解也找一茅坑蹲下，兴许领导想咱多有干结，少了些尴尬。久蹲不起，无意同领导比赛蹲功，是想让领导先走，免得领导发现咱站着茅坑不拉屎。以至后来上厕所总爱“小题大做”，如遇“满座”，与人同立于小便池旁，就去打开冲池的水龙头以作引导，免得不畅。
　　 县城“城花”，恋爱四年，皆是“全副武装”。不敢同坐一床，搬把椅子坐床头，保持距离谈恋爱。“绿城小花”，从见面到分手，10天有余，形影不离，吓得我不敢回头。彼此倾心的“小芳”一块逛街，回到旅馆，躺于床上说：“你想干啥就干吧。”我，无动于衷。不几天没了下文。也许是我这木头大兵给人家吓跑了。迪化一女，美校同学，午餐硬要请客，席间说：“像我这样的好姑娘你上哪去找呀！”结果找不到我也没再找。昌吉同学，小巧玲珑，美不可言。大哥长大哥短喊了两年，缠着要到军营看看我住的“猫耳洞”。最终，军事要地，谢绝参观。军中“燕子”，同窗两年，真情两年，最后的午餐，电热杯里煮面条放了两个荷包蛋，送行时，她哭了。
　　 一次机缘，结识军中文学女侠三剑客（简称她们A、B、C），对门而住，两月有余。C换男军裤一条，当场试穿，脱到大腿处，羞答答忙转身说：“不好意思。”B坐在我的床上，欣赏我收藏的美术资料，不觉已近熄灯时间。她若无其事地拿起一幅油画《常青藤》说：“我非常喜欢这一幅。”我无意识的模仿了一下画面动作，在她面前蹲下，努力向上伸着脖子说：“这有什么好的？”“×干事你真有意思。”一语脱口，双脸绯红。晚饭后，B来串门，A随后进来说：“我就知道你在这！”A一日借我棉军帽上街，回来后将棉帽扣放在我的床上，她走后，翻帽生出一双棉袜。事后，总觉来而不往非礼也，回赠了一双棉皮鞋。穿着棉袜、棉鞋上街，保持距离，如走队列。A稍有不慎，摔倒在雪地上，等了一等，见我没有拉她一把的意思，怏怏不乐地自己爬起来说：“你这样，知道别人会咋想吗？”别人咋想我不知道，只知道孔先生曾教导我们说：男女授受不亲。但我没有说出口，只是笑笑。A串门，我有急事外出。她说你先走吧，一会我给你锁门。回来后早该洗的枕巾和床单都不见了。想了想，没报案。午饭，A跟我说：“你去吃吧，我这会儿不饿，在你这看会书。”走进饭堂，忘带饭票，回取。A急忙披衣起床，真的不好意思的说：“想…想你待一会才回来。”说着有些紧张，紧张得脸都红了。
　　 一连多日，熄灯号响后，门外总是响起来回走动的拖鞋声，害得我入睡不得。起身拧开暗锁，虚掩了房门。果然有用，门外没了拖鞋声。可是，屋里却多了说话声。一连多日接一连多日，日日近凌晨。凌晨时分，偶有四眼相视，我便立刻败下阵来，不敢抬头。堵不住的耳朵门儿钻进了一句话：“我都不怕，你还怕啥哩？”
　　 10年、10年的过去了。如今，自己的胡子见长，水平依旧。有人让帮忙戴上好看的胸花，我两只手无论如何不听使唤。有人告诉我，她家养有一条狗，问我敢不敢去，我沉默。沉默，就是胆怯。有人同坐于大厅，她近点，再近点。我却做着同距离的运动，远点，再远点。有人周末相约，我啃啃巴巴的告诉电话：请…请不了假。放下电话抬起头，只见墙上一面青春美丽的镜子看着自己。待我壮足胆子，不再犹豫地看她时，看到的却是丑陋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