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九年是一个让青少年热血沸腾的年代。“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激动了千千万万的初、高中毕业生，一批又一批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论南方北方，不论汉族回族……他们都有一个时代赋予的共同名字：“知识青年”。
　　 我家先后有五个弟妹上山下乡到农村落户。父亲是普通铁路工人，母亲是小脚女人，都没文化。我当时在汉口车站公安派出所工作。作为家中长子、也是唯一工作者，五个弟妹从在校读书、到分别下乡，他们的生活、劳动、思想、直到返城、成家……都浸透了我的心血与脑汁。时至今日，点点滴滴都记忆犹新，止不住热泪盈眶。特别是大妹，当初她小学毕业时，父母曾问过我怎么办。我家弟妹多，父亲收入少，考虑到这些情况，我让她报考不需要学杂费的“武汉第一师范学校”。“文革”中她思想最活跃，在江城第一批徒步长征到北京串联，参加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她有一双秉承父母的大眼睛，一对长长的黑辫子。“破四旧”中带头剪掉长发，留着两条当时最时新的羊角辫。头戴绿军帽、身着绿军装、袖戴红卫兵袖章，肩背军挂包，腰束军腰带，用现在的时尚词汇就是“超酷”。在当时无论哪张宣传画上，都可以找到她的影子。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激动不已的她第一个在学校报名，和同学小C一起来到位于湖北S县的大桥公社。临行时不要我们送别，一大担行李由曾经一起“文攻武卫”的“战友”小Z自告奋勇将她送到……公社领导见她与小C青春靓丽，又是师范生，就分到《大桥中学》当初中老师。大桥公社离S县城很近，更在火车站旁，交通很方便。那里气候温和，土地肥沃，在武汉市民全凭“菜票”购买蔬菜时，那里的蔬菜却十方充足，这些情况让我们都非常高兴。在《大桥中学》，大妹发挥了专业特长，教学非常认真，很快从初中部调到高中部。在当时的农村学校，初中学生都比她高出一头。她热爱教育事业，更喜欢这些纯朴的农村学生，相处非常融洽。一个高个子学生小H见她只身一个武汉知青，常常将自家蔬菜什么的接济大妹……
　　 到初中部不久，又调到高中部教高二。起初她很顾虑：自己不过处在高三水平，怎么能带高二呢？后来听说这里的老师还没一个高中毕业文凭的，都是凭实践经验。正在兴致勃勃钻研教育课程时，她却不得不回武汉说了一个令全家震惊的事：她要结婚。
　　 我当即表示坚决不同意。将她喊到我的房间谆谆开导：“当初我是怎么送你到的师范学校？‘文革’动乱、到处武斗，你三个月不回家，母亲哭死哭活，我和女友是怎样不顾同事们的极力反对，冒着生命危险武汉三镇到处找你……如今大好青春年华正待鹏程猛进、为国效劳时你却考虑个人问题！你对得起北京串联、对得起毛主席检阅吗？”
　　 大妹一言不发，只是泪流满面。母亲在旁无奈地告诉我：“不结不行呵，她有了……”
　　 我顿时怒火中烧：“你是知识青年啊！怎么如此糊涂！如此轻率！他是谁？”
　　 无论我怎么训斥、吼叫，她始终不做声、任凭我发威，大颗大颗的泪珠像断线的珠子不断地垮下来。母亲无奈轻声道：“小Z……”
　　 我就知道这个当初自告奋勇送她下乡的那个小Z不是个好东西！我知道，将她送到S县农村举目无亲，当时当景只有他才是最亲的人。一个远离亲人的孤身而单纯的女学生，怎么看得破小Z借“文革”之机的用心！怎么经得住不怀好意男人的花言巧语啊，我只有深深叹惜。结婚那天我忍着心痛没回家，只撕了一块布料作为礼物……
　　 随后，大妹情况直线逆转：学校将她调往偏远山区。而后，一个学期至少要调动2、3次；甚至刚到校报到又被调另一学校……这是明显地折腾，而大妹除了忍气吞声，又能怎样？
　　 孩子快出生了，学校领导和老师们却没一次见到孩子父亲：那个小Z因“文攻武卫”人命案被判刑3年，在湖北沙洋农场劳动改造。
　　 1971年孩子临产，学生小H等四人抬着大妹送往公社卫生院。走到一条河边，涨了水，小H等四人将担架顶在头上过河……到孩子出生也无人来接，还是学生小H将大妹母子送到武汉。
　　 听说学生小H如此照顾他的老师，我十分感激，带他游览了武汉三镇。
　　 见到襁褓中红扑扑小脸蛋的外甥，我很高兴，关心地问：“你回来坐什么车？快车还是慢车？有没有座位？”想有的地方可以帮她一下。
　　 “小H认识下乡知青，知青认识一个列车长……把我们带回来的。”大妹告诉我。
　　 “老去麻烦别人也不好。”我说，“走的时候还是买车票。”
　　 “走的时候我们到新货场坐货车。”大妹很轻巧地说。
　　 “扒货车？还带着一个孩子？”我大吃一惊道：“这不是你串联的时候……再说人家也不让你坐的！”
　　 “嗨！哥，你是不知道：坐货车的人多得很！”大妹说，“那些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来来回回都是坐的货车！有几个有钱坐客车的？”
　　 “那车站就没人管吗？”我在车站工作过，那是绝对禁止闲杂人员进入的。再说，那么多的人坐货车，出了事怎么办？
　　 “哎呀哥！你不知道哇：上山下乡该有多少知青呀！他们管得了吗？再说那些运转车长呀、列车长呀、服务员呀、站务员呀，一看是下乡知识青年，问都不问……车站也好、货车也好、客车也好，他们自己的儿子、姑娘哪个没下乡？哪个不同情哪……”我听得热泪盈眶，感到真是难为大妹了、难为这些知青了……
　　 从此，大妹母子二人就靠她30元工资生活。好在我在铁路工作、来往方便，可以时常看望、接济和照顾。孩子三岁时，我将他带回武汉由母亲带养。日子虽然艰难，倒也平静……
　　 几年后的一天，突然收到大妹学校发来的电报：“女儿投河速来”，全家顿时慌成一团。父亲急匆匆打电话将我从遥远的鄂东线路工地叫回武汉，母亲边哭道：“你赶快去哟！是为么事要投河……伢儿才这小，冇得大人怎么办哪……”都说“养姑娘操60年的心”真是不假啊，我一边极力安慰母亲、一边心急火燎赶往S县。
　　 原来，是邢满释放的小Z来到大妹学校。几年不见，大妹割了肉，杀了鸡，炒了花生米，买了一瓶酒，接待从监狱出来的丈夫：“你在那里受苦了……听说‘牢饭’一天只两餐，怎么吃得饱……”平日大妹自己开伙做饭，从小捡菜、捡炭长大，知道怎么勤俭度日。小火炉，小汤罐，鸡汤很快熬好了，她接着烧肉、忙忙碌碌……
　　 这个小Z一边冷眼瞧她忙这忙那，一边暗想：这几年里她30块钱、两个人生活，竟还煨汤烧肉过得这么滋润……如果外面没有相好的，她的日子怎么过？住了几天闷闷不乐返回农场。一个星期后，他再次悄悄来到学校，偷偷潜伏树丛，监视大妹等待“捉奸”……也是凑巧。这天，一贯帮助照顾她的学生小H扛了一袋新米，趁晚上不上课给老师送来。刚进屋，急不可待的小Z便跳出树丛大喊“捉奸哪！快来捉奸哪！H老师偷人了……”
　　 操场立刻围满了学校领导、老师和晚自习的高中学生……大妹听人喊“捉奸”不知怎么回事，跑出来却猛地看到不声不响的小Z，这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她顿时怒不可遏，指着他痛声骂道：“你这个不讲良心的东西！孩子冇出生你就进了大牢……这几年，我们母子俩是怎么过来的！我辛辛苦苦抚养你Z家骨血，你却不知报恩反而血口喷人……你不让我活、我也就不活了！今天我以死表我清白……”
　　 小Z没有丝毫悔愧，仍然歇斯底里狂叫道：“我血口喷人？”他一把拉住从大妹房间走出来的学生小H喊道：“他是谁？深更半夜跑到你屋里干什么？”
　　 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看到是已毕业的学生小H，纷纷道：“你冤枉H老师了！他是H老师的学生……”
　　 “你这个杀千刀的！不是这个学生，你儿子的命都没有了哇……”大妹悲愤之极。在这么多领导、老师以及人高马大的学生面前出自己的丑，以后还怎么做人？大妹羞愧难当、万念俱灰，一头扑进滚滚的溪河……
　　 “糊涂啊糊涂……”我只有爱怜地大声训斥大妹：“你是人民教师啊！应该有教师的觉悟。遇到问题怎么就寻短见呢？人生一条河九曲十八弯，什么时候都要坚韧不拔……”
　　 1975年，下乡知青开始陆续回城，可我家五个弟妹没一个回汉。母亲哭道：“‘儿到三十岁，老子往后退。’只有指望你了……”
　　 “有权的走前门，有钱的走后门，我们无权又无钱的只有等天安门……”我说。想了许多办法回老家找生产队干部，请他们看在乡亲份上帮我一把。求爷告奶、曲线迂回……总算如愿将弟弟弄回，惟大妹毫无希望。
　　 “哥啊，快帮我想想办法啊！和我一起下乡的同学们一个个都回城了！那个小C已经在江岸车站上班了，我就是回来扫厕所都愿意呀，哥……”大妹发出了这样的哀求。
　　 我与大妹从小一起捡炭、捡菜长大，感情非常深厚。她令人心碎的哀求使我心如刀绞，说：“你和他们不同，是知青、是下乡，但又有正式工作，没有理由回城……”听我这样说大妹眼泪不断。我一向心软，接着对她说：“如果作为工作调动，可以尝试……”
　　 经过反复思考，她决定离开小Z，为回武汉做准备。
　　 说到离婚母亲又不同意：“离婚，你好过，我还做不做人哪？自古‘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老鼠就跟老鼠走。’姑娘伢，菜籽命，撒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母亲的话让大妹泪流滚滚……
　　 “宁拆一座坟，不毁一个婚。”大妹要离婚，在那个年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说亲人的旧观念，离婚申请要双方单位即学校和农场领导同意、签字，大妹还要由学校出具书面证明报公社文教站批准，再交当地法院审批……这些环节除了自己，没哪一个可以办到。
　　 在这种情况下，我义无反顾地站在大妹一边，从思想上、精神上、行动上都给了大妹积极支持。在作好父母思想工作后，绞尽脑汁与各级领导、执法机关作无边际地、持之以恒地较量，耗费了巨大心血。
　　 1979年4月，大妹正式向S县法院提出离婚。这是一个有几千年封建历史的中国，在一个远离大都市的山区县城，又正值“文革”，一个弱女子要想离婚果然是天方夜谭！几年过去了，虽然大妹跑断了腿、磨破了嘴，但S县法院根本不理采。无奈中，大妹反复和我商量。经反复考虑思索，我感到要想与小Z打赢这场官司，首先要和有严重旧思想的当地法院打赢“官司”。
　　 “给省法院，给妇联，给《人民日报》写信，请求国家机关和新闻单位帮助……”我说。
　　 不料半年后，那些寄给省法院、妇联和《人民日报》的信，一封封均都转到S县法院。县法院更为恼火，立即转给大妹学校、学校还互相传阅……
　　 这该是一场怎样的较量！
　　 得知这个情况，我气愤填膺。那时，我自己也尚处监督劳动是“泥菩萨过江”啊，可为了同胞骨肉我别无选择，立即辗转赶到那个偏远的山区学校。茫茫旷野，老远就看到一棵张牙舞爪的黑老树竖在坡顶，树旁一处土屋……
　　 一间土屋，两张用土砖坯搭的两张床；一个土灶，也没烟筒。土墙挂着父亲“赶鱼”得来的一挂小鱼干及一串尖辣椒，连桌子也没一张……
　　 我和她一起来到县法院，面对面毫不妥协地再次提出离婚申请。
　　 “我是H老师的哥哥……”我据理对法院严肃道，“法院同志的觉悟比我们高……现在不是封建社会‘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现在是婚姻自由……”
　　 接着又到公社文教站……
　　 知道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思想较量、法律较量和人权较量，我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尽管几处活动都没任何进展，但我深信即是较量，那肯定是个过程：争取的过程，斗争的过程。
　　 “‘猴子不上树，多敲几遍锣’”我给大妹写信说，“你只有亲自多跑几遍。”
　　 “值日法官对我拍桌打椅大声吼道：‘你有权到处写信告状，我们也有权就是不办。你又咋样？你去找省里吧，找《妇联》吧，想找哪儿找哪儿……’”大妹无奈回信道。
　　 这哪里是人民的法官啊，简直是把自己当土皇帝：他的一句话就是天、就是法……我立刻给她回信道“你不要怕！可以很严肃地对他们讲：‘站在你面前的不是犯人，是人民教师！不允许拍桌打椅……”
　　 怎么办？是不是大妹的离婚申请书理由不充分或文笔、措辞不够？只得自己替大妹慎重地重新拟一份离婚申请，阐明离婚理由，强调感情破裂，据理力争：
　　 “……我是XX中学教师H，1969年由武汉第一师范学校下乡到大桥公社，被安排到中学任教至今。‘文革’中，武汉铁路职工小Z利用我是在校学生年轻、单纯和幼稚的弱点，并隐瞒重大案情骗取成婚。后来他判刑入狱，我每月以不足30元的收入克服种种困苦抚养孩子，同时忍受巨大精神折磨与社会歧视从事教学……而小Z刑满不但不同情、反而毫无根据污蔑怀疑我作风不正，经常对我进行训斥和打骂，且拒不抚养孩子。甚至深更半夜窜至学校、信口雌黄当众诬蔑我与人‘私通’，致使我的声誉遭到极大损害，精神受到巨大刺激。教学也受到巨大影响，悲愤几欲自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