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断续续利用空闲终于将《人生归去来》----陶渊明传一书看完了，掩卷而思，颇感良多，我觉得：人生真是变幻无常，有得有失。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在这春夏之交，不禁也想起自己已年过半百的人生，不由得又一次让我走近陶渊明，再次回顾这位千秋不朽的伟大诗人的人生经历。
　　 陶渊明出生于晋穆帝司马聃永和八年壬子352年，居住在江州浔阳郡柴桑县匡山蠡水之间的上京山下的上京里，即今天九江市星子县城西北面上京山下的斜川畈。在这里，一年四季都有不同的色彩，桃红，柳绿，紫葵，青松，景色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漫山遍野的鲜化和清俊秀丽的山峰，无不给人一种舒适爽朗的感觉，在那平和又欢快的日子里，陶渊明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幸福的儿童时光。
　　 在陶渊明八岁，妹妹四岁那年，父亲因久病难治，不幸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贤淑而又知书达理的母亲，只得带着他们儿女二人一起离开祖祖辈辈生活的上京里老家，回到生活条件尚可的娘家七里山。陶渊明的外祖父孟嘉是一位温润儒雅的文士，有学识，有气度，才思敏捷，更兼潇洒风流。病逝后，留下了许多书籍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外祖父在每一页书中所留下的气息都深深感染着如饥似渴吸收知识的陶渊明，母亲同时也在不断鼓励他，给他经常讲一些生老病死的规律，讲人生的一些道理，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影响下，陶渊明度过了他苦学成才的青少年时期。
　　 渐渐地陶渊明已成长为一位健壮的青年，二十岁时，他怀着“大济苍生”的志向，意气风发地走出七里山，开始了人生的游学求仕生涯，先是来到当时的国都建康，不久又到名士汇聚的会稽郡，吴郡等地。可硕大的建康城如同一顶深不见底的染缸，王公贵族在色彩斑斓的醉生梦死中沉沦，一些将领也不是为江山效死，纯粹是出于对家族的保护，对他这个怀有满腔热情报国的有志青年根本不屑一顾；在会稽郡，吴郡等地，那些所谓的名流贤士实在没有过多的时间去关注纷乱的朝局和时政，他们只知及时行乐，修仙炼道，私下里做着肮脏不堪的勾当，入仕为官是在为自己谋利，对他的爱国壮志嗤之以鼻，直言他不懂人生的乐趣。陶渊明绝不会违心地去奉承追随他们。一年后，在失望或近乎绝望下，青年陶渊明回到了七里山。可不幸的是，有一位曾与陶渊明的外祖父过意不去的人的后人，以安成孟氏庄田在当今皇帝赐给自已的封地内为由，强迫兼并了这片家园，自幼在老庄文海中遨游的陶渊明，于他而言只不过是身外之物。其实，人的命运不仅公平，而且公正，那位后人在一年后死在了会稽内史的任上，而陶渊明带着母亲和妹妹离开了外祖父的门第，又回到了世代居住的上京里，回到了那座本就属于他的茅屋之中，开始独自面对生活。
　　 作为一家之主，自从回到上京里后，一家三口的生活变得艰难了许多，不过却也自在了许多。母亲的身体并不硬朗，但常年的贫苦日子让她习惯了对艰辛无所畏惧。妹妹虽还年轻，有时却比哥哥更懂生活的真谛。有这两个女人的扶持，日子虽然清苦，但却能做到祥和安泰。一晃过去了三年多，陶渊明已是二十五岁了，古人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经媒人介绍决定结婚成家，当时女子相亲，不仅仅是门当户对，还要看对方是否有才华，以后是不是有发达的前程。陶渊明写了一篇洋溢着爱慕之情的《闲情赋》与聘礼一起让媒人前往女方。结婚以后，为了补贴家用，陶渊明举家暂时搬出上京里，来到浔阳城教书。他是当世才子，教学育人自不在话下，就这样，家中的情况倒也尚可。
　　 陶渊明一边教书，一边写诗作文，母亲经常给他讲起他的前辈：高祖父是三国时代的名将；曾祖父是一位传奇性的人物，壮年弃文从戎，屡战屡胜，在魏晋时期被朝廷封为长沙郡公，位极人臣，权倾朝野；祖父与父亲也曾担任过太守。这在陶渊明心中掀起不小的波澜，先辈的成就和声誉，为国家和家族作出的贡献，以及高尚的德行都让他深深佩服，他希望能像他们一样建功立业，造福国家和百姓，同时也想靠自己的努力改善家庭的生活，渐渐地又有着出仕的愿望。在这教书的三四年里，他认识了一些当地的名人，又因他的文章写得好，名声越来越大，二十九岁那年，江州刺史王凝之因喜欢他的文章，就为他提供了一个职位，在王刺史的手下任别驾祭酒，“祭酒”其实就是负责地方行政长官的参谋工作。可是，当他夹着一些工作材料，走进府中寻找刺史准备报告时，却总是看到王刺史披头散发地在道堂中装神弄鬼，对着张天师的神像赞拜，对自己的工作却不愿认真对待，更不要说收复故土，济世安民，这样的人也配做父母官？陶渊明不愿干这活，决不会与这样的人同流合污。一年后，陶渊明放弃了江州祭酒之位，回园田居。并作《劝农》，表达自己关怀天下黎民的意念。
　　 园田居是陶渊明入仕以后新置买的产业，在上京里老家之南边，离柴桑城较远，屋舍为草芦，有八九间室，前后三进，屋前栽有桃李，屋后种榆树，柳树，院中有菊花菜蔬。园门为柴扉，屋内陈设简单，门前有河，河边有树。草庐旁有自家十余亩地。屋旁边连接着十几户人家，不少亲旧也住在这里。陶渊明回到家里，见妻子已经怀孕，而立之年就要当爸爸了，自然很高兴。谁知妻子临盆难产，当时的条件真是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大人孩子送了命，这让全家人十分伤心。可生活还得继续，陶渊明又在西边黄龙山山下的南村种了十几亩高梁地。
　　 辞官后，尽管仍有人盛情邀请陶渊明出山当主簿，但仍被他推辞拒绝。他并不排斥做官，只是厌恶做没有自我的官。到三十四岁那年，陶渊明又娶了第二任妻子，结婚第二年，终于有了第一个儿子，母亲，妹妹还有陶渊明夫妇都十分高兴，陶渊明又按照自己的人生想法给儿子取名为陶俨。在三十七岁时，第二个儿子又出生了，取名为陶俟。在三十八岁那年，妻子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分别叫陶份，陶佚。他在夜晚读书的时候，看到几个睡眠中可爱的儿子，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作《命子》诗，表达对其子的慈善与宽容，并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自己已将不惑之年，还一事无成，希望儿子将来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天有不测风云，由于妻子过度操劳，在几年的时间里又生了四个孩子，在追随了丈夫不到十年的时间后，带着对孩子的眷恋和对丈夫的无限遗憾，积劳成疾，流着泪闭上了双眼。
　　 妻子的死对陶渊明是个严重的打击，由于对妻子的爱，伤心过度的他经常买醉消愁，有时流连于酒舍村野，操持家务的重担落在了年迈的老母身上，为了维持生计，陶渊明只得再次做起了教书的行当。被家务事烦扰的孟氏又找陶渊明的叔叔商议，又给陶渊明提了一门亲。第二年春，将第三任翟氏娶进门，虽比陶渊明小许多，但却贤惠能干，当看到陶家贫困和窘迫的情况后，更明白了一日三餐对这个家庭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连基本的物质基础都不具备的思想家，到头来只能是个空想主义，至于隐居，更不必提了。作为妻子，如果不想成为丈夫的梦想的陪葬，如果还想陪他走完余下的生命，她就必须做出改变。在她的妥善经营下，婆媳关系十分融洽，对四个孩子也尽心尽力抚养，翟夫人有付好身板，农田里的活都会干，每到农忙时，她让陶渊明帮着一起干。经过一番整治，家庭又井井有条，其乐融融。庄稼年年丰收，陶家迅速恢复生机。陶渊明写下了《荣木》，表达了一种自强不息的功业追求。
　　 结婚第二年，陶渊明四十三岁，翟氏为陶渊明生下了幼子，取名为陶佟。恰逢农田又是大丰收，陶渊明在外埋头教书讲经，回家后安心读书习字，孩子们围坐在后母身边，也不喧哗吵闹。此时，他也有消沉的时候，有时感觉自己已经老了，甚至有时还想到死，特别是两个年纪轻轻就去世的夫人。在东晋的时候，人的平均寿命大概只有五十岁左右，多少王公贵族，三四十岁就完命了，陶渊明想到自己已四十五岁了，不知哪天算不定就倒下了，但他不信命，觉得生死都是自然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他为自己写下了《自挽歌辞三首》。
　　 日子一天天过去，离第一次仕途又过去了近二十年，陶渊明四十九岁，此时，天下更乱了，经庐山好友高僧慧远介绍来到荆州，投入刺史桓玄门下当了个参谋。这年冬天，回寻阳休假，在家中过年，正月初五，与二三邻曲游斜川，作《游斜川》并序。不久又返回江陵桓玄幕府。七月初，母亲病重回家探望，七月末再返江陵。陶渊明很快发现桓玄是个想做皇帝的野心家。当时桓玄令陶渊明起草《讨海贼表》，实际上是为了造反，他觉得道不同不相为谋，绝对不想趟这谋反的浑水。恰恰这年冬天，母亲去逝了，他找到同事孟遵，请他替自己向桓玄告辞，因母丧回家，名正言顺，母亲的离去令全家人都陷入难以名状的悲痛之中，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长大，作了一首五言诗《责子》，以风趣幽默的口吻责备儿子们不求上进，与自己的希望的差距太大，勉励他们要好学奋进，成为良才，流露出他对孩子们的期望与深厚而又真挚的骨肉之情。在守孝的时日，觉得心情憋闷，有些话不吐不快，他向自己最要好的从弟打开心扉，挥笔写下《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这首诗，想起母亲与外祖父，又写下了《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
　　 世事弄人，五十三岁那年，正当陶渊明丧失了对于政治的兴趣的时候，刘裕赶走桓玄取得了东晋政权，以身作则，严格执行政务，一改从前腐化奢侈，政治败坏的风气，这又一次勾起他沉寂不久的用世之心。仕与隐在心中常常相持交战，脑海中经常想起祖父与外祖父的一些事迹。出于对桓玄篡晋的义愤，对晋朝皇室的忠贞，虽对刘裕不敢奢望，他还是三度出仕了，他不远千里地来到刘裕那里做起了镇军参军。自寻阳至京口，途中作《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他想：如果刘裕真能和自己志同道合，那就暂时委屈一下归隐愿望而继续从政。然而没过多久，他发现刘裕表面上还算客气，但同样是野心家的刘裕正雄心勃勃忙于征战，不会真正重用自己，刘裕虽有精明干练的一面，但其阴险毒辣，无信无义不减桓玄。他越来越怀念田园，五十四岁那年春天，他辞去镇军参军后，投入好友刘敬宣幕下，任建威参军，三月，奉刘敬宣命，到建康上《求解职表》，经钱溪时作《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刘敬宣被免职后，陶渊明辞职也回到家中。
　　 八月，在亲朋好友的劝说下，经叔叔陶逵的介绍，到离家不远的彭泽当了个县令，这是陶渊明对仕途的最后一次憧憬和希望。他通过清查户口，清查出数千名隐藏在土豪权贵家中的隐匿人口，更是毫不讳忌地宣布减免全县农户的税收。得罪了一些权贵，在短短两月，陶渊明已在彭泽声名鹊起，一些农家与小贩对他称赞有加。但在陶渊明进行户口调查的时候，浔阳郡丞何隆亲眷所在的何家是被查出来的权势最大的一家，就在他任职的第八十一天，浔阳郡负责具体监察和考核郡中各县官政绩的督邮突然来到，不仅没有收到行文通知，甚至连通报都没有，陶渊明慌忙外出迎接，连鞋帽都未穿戴好，他知道，那条线已悄悄缠上了他，在督邮的身后隐隐透露着何隆的影子，督邮指着他要他穿戴整齐去跪迎上差。陶渊明聪颖过人，连桓玄，刘裕都不放在眼里的陶渊明，会因为一个何隆，一个邮差而愤怒吗？岂能为了五斗米折腰。回到后堂，默默地脱下身上的官服，解下那块仅仅跟随他八十一天的官印，看着门外广阔的田野，仿佛退去了一身的枷锁，为了这份自尊与自由，为了那份良知与心安，他将一切整理好，昂首阔步地迈出了这座如噬人巨兽一样的县衙。之前存在心中的无数郁结都仿佛烟消云散，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波反倒促使他做出了最后的决断，纠缠在他心中的矛盾终于得以解决，特别是在这时，一个惊天的噩耗传来，他最心爱的妹妹在一场大病中逝去了，这更增强了他辞官归隐的动力，毅然决然地自免职奔丧，作《归去来兮辞》，从此归隐田园。
　　 当陶渊明乘舟归去，并且从此不再进入官途，有谁看到他的双眼中解含的那份脱离仕途之后的轻松，又有谁知道这份轻松之后，看到了生命的重量，看到了虚无空幻的世界本相的淡然和不忍，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现在妹妹走了，这让他心碎到无以复加，妹妹从小跟随母兄长大，成年后，嫁到武昌，给一户程姓人家做儿媳，她善良恭顺，孝敬母亲，懂得礼仪。陶渊明清楚记得，自己结婚时，妹妹换上多少年都舍不得穿的彩衣，搀着嫂嫂走人陶家的厅堂；陶渊明依稀记得，母亲孟氏去世，当自己借故辞去官职，星夜赶回家时，推开柴门的一瞬间，妹妹披麻戴孝失心疯似的跑出来扑倒在自己怀中；妹妹死前，给程家留下了一个女儿，现在外甥女没有了母亲，程家是否还会在乎她能否健康成长，陶渊明不知道，也不愿有更多的心思去想这事，因为他不愿意相信，曾经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妹妹，就这样没了。于是，像当年为母亲奔丧时一样驰往武昌，在哭声寥寥的灵堂中，对着写有妹妹母家姓氏的牌位叩头。怀着悲痛和落寞写下《祭程氏妹文》这篇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