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谚语有：“男逢六吃鱼吃肉，女逢六穿红戴绿”之说。一般都认为称人为“六郎”就是因为排行第六，也有人认为北斗七星中第六颗是武曲星。《闻见录》说富弼称军中的范仲淹为“六丈”，作家梅毅在《百家讲坛》说杨业的长子杨延昭，却被称作了“杨六郎”，此事最早出自曾巩《隆平集》：“杨延昭威震异域，守边二十余年，虏情畏服，止呼曰杨六郎。”《宋书》说杨业死后，其子有官的升官，没官的给官。老大延玉也战死在陈家谷，延昭是老二，从原官职供奉官升为崇仪副史，另外“朝廷官其五子”，共七子。但《台怀随笔》说有五郎村，村名来自杨延昭，六郎变成了五郎。梅毅说杨延昭排行老大，他的佐证是蔡絛的“蔡六”之说。蔡絛的《铁围山丛谈》中说“政和初，至尊始踵唐德宗呼陆贽为陆九故事，目伯氏曰蔡六。是后，兄弟尽蒙用家人礼，而以行次呼之。至于嫔嫱宦寺亦从天子称之，以为常也。目仲兄则曰十哥，季兄则曰十一，吾亦荷上圣呼之为十三。”“伯氏”是指蔡家老大蔡攸，那么老大为什么变成了“蔡六”？其原因按梅毅的说法是：“六者，大之谓也。”以六为大的大概就是骰子了，于是蔡家兄弟就从蔡六往下排，到蔡絛实际是老八。但大哥第六、二哥第十、三哥十一，还是讲不通。
　　 如果这样说的话，唐朝就还有一个可疑的例子：武则天所宠幸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一个称“五郎”，一个称“六郎”。《旧唐书·宋璟传》说天官侍郎郑善果对宋璟说：“中丞奈何呼五郎为卿？”宋璟回答说：“以官言之，正当为卿；若以亲故，当为张五。足下非易之家奴，何郎之有？”《新唐书·杨再思传》提到杨再思拍张昌宗马屁：“人言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也。”唐朝诗人李洞有《龙州韦郎中先梦六赤后因打叶子以诗上》：“微黄喜兆庄周梦，六赤重新掷印成。”袁宗道的《唐医序》讲得更明白：“吾族诸伯叔兄弟多富人，好酣饮狂歌，呼五白，掷六赤。”五白六赤就是骰子不同面的颜色，所以又称色子。而且骰子以一为地，以六为天，六点最大。所以“面似莲花”的张昌宗被称六郎；“白皙美姿容」的张易之就被称作五郎了。
　　 “唐德宗呼陆贽为陆九”之说记载于《异闻录》，说唐德宗认为陆贽陷害窦参，“德宗至是大悟，因怒陆贽曰：‘老獠奴，我脱却伊绿衫便与紫着，又常呼伊作陆九。我任使窦参，方称意次，须教我杀却他。乃至权入伊手，其为软弱，甚于泥团。乃下诏雪窦参冤。”唐宋文学史上著名的还有“黄九”，黄庭坚之弟黄叔献撰文的墓志铭说，父亲黄公亚夫行三，娶李氏封安康太君生子六人，即大临、庭坚、叔献、叔达、苍舒、仲熊。黄庭坚排行第二，却也被称作“黄九”；白居易称元稹为“元九”。《宋稗类钞》中引刘敞的话：“好个欧九，极有文章，可惜不甚读书”；《苕溪渔隐丛话》亦引王安石的话：“欧九不学”。这么多名人老九，真让人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排行第九，如果不是，那么“臭老九”就应该不是出自元朝的“九儒十丐”了。郑恩肖《心史》说元朝：“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谢枋得的《叠山集·送方伯载归三山序》一文说：“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以为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之无益于国也。’”但事实上元朝并没真的有过这样的划分，郑谢两人的说法也不一致。
　　 但现在我们看到骰子最大是六点，如果真是“六者，大之谓也”，这个“九”，就应该出自方以智《通雅》所说：“或曰投琼，或曰出玖，或曰操橩，或曰六赤，或曰六么，皆骰子也。”中的“出玖”之语。而投琼又称“五木”，由五个橄榄形木块组成，其他如“出玖”之类，虽然可归为骰子一类，但并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骰子。
　　 不过为什么说：“踵唐德宗呼陆贽为陆九故事，目伯氏曰蔡六”，而不是“蔡九”呢？既然不是可以表示亲近的排行，也许唐德宗和宋朝的文人雅士，未必会像宋真宗对待武官，唐人对于面首那样，用出自赌具的语言来作对怀有敬意者的称呼。这个“九”，也许代表的是长者的意思，但蔡家也算是读书人家，也应该称“九”才说得过去。看来梅毅的说法未必能够成立。因为陈后山曾经说过：“今代词手，惟秦七、黄九耳，唐诸人不迨也。”秦观三兄弟秦观、秦觌、秦觏，秦观虽然居秦氏三兄弟之首，但在堂兄弟中排行为第七，所以被称呼为“秦七”了；清曾国荃排行老四，却称“曾九”，也是因为在族中排行第九。但《宋史》说杨延昭“在边防二十余年，契丹惮之，目为杨六郎。”这可能与三百余年前的隋荣国公来护儿第六子来整有关，辽地民歌有：“长白山头百战场，十十五五把长枪，不畏官军十万众，只畏荣公第六郎。”所以称同样是父子英雄的杨延昭为杨六郎。
　　 不过，事情都有讲不清楚的偶然性，比如张学良称“小六子”，是因为当时身体不好，按“跳墙和尚”的民俗，从庙里出来，算是把旧我留在了那里，以最先听到的人语为名而为新我。所以他开玩笑说：如果正好听到人家骂王八蛋，就要叫王八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