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个长于京郊的女同事问我小时候骑过牛没有，我说骑过，然后她天真无邪地笑着说：“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多美啊!”因为熟悉，所以我很实事求是地回应了四个字：“你想得美。”
　　 我清楚记得小时候骑过牛，且仅有一次，骑得不是黄牛而是水牛。而且认为自己战战兢兢的画面实在没什么美感。如果可能，我甚至想问问袁牧同志，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呢？还是为了平仄、韵律之类的美感非拿水牛当黄牛？后者很好理解，评价某人“革命老黄牛”，他听了会高兴，一边摆手一边假惺惺地说“不敢当”；但如果你非说他是“革命老水牛”，他很可能会说：“你全家都是。”前者的判断起先源自我的经验。我们生产队既有水牛也有黄牛。黄牛毛色棕黄或纯黑，圆锥体的牛角短而直，适用于旱田；水牛毛色深灰，新月状的牛角长而弯，适用于水田，所以队里的耕牛以水牛为主。在我的印象中，黄牛的眼睛黑亮深邃似乎透着一丝狡黠；水牛虽然体型大力气大，但目光柔和，再加上中性的毛色，则显得敦厚老实。所以借我几个胆儿，也不会去骑黄牛。后来求证于网络，也发现有关“牧童骑黄牛”图片上的牛基本上都长着一对长长的镰刀似的角，如果你硬说这就叫黄牛，我也没办法。就像刚工作那会儿，四十多岁的同事崔师傅亲切地拍着肩膀叫我“老弟”，拉着我去给他上六年级的儿子补习功课，可是，一到家就让他儿子叫我“哥哥”。
　　 跟牛的“亲密”接触始于放牛。放牛是过去农村小男孩儿的必修课，尤其是没有爷爷没有哥哥的男孩子。我第一次放牛完全是被骗去的。说好是带着我，但到了地方母亲随便找了个理由就留下我跟牛小眼瞪大眼。六岁的我面对如此庞然大物，真想借用猪八戒讨好“青年妇女”白骨精时所说的“我不是妖怪，你也不是妖怪，大家都不是妖怪”的这些话。可惜当时的我未必知道这句台词，而且牛也听不懂。我儿子倒是能懂，但在他眼里，我发起脾气来不只是妖怪那么简单，简直就是恶魔。幸好这次我碰到的是水牛而不是黄牛，因为除了外观，还常听大孩子们说水牛温顺而黄牛好斗，惨烈时牛角都能斗断。尽管孩子间口口相传的话未必为真，比如，传言说在牛的眼里，人的体型比实际巨大，依据是人在牛眼里的影像远远大于在人眼里的，所以牛会怕人。听着似乎有些道理，但牛完全可以拿眼中的同类作为参照；传言还说竹棍是蛇的舅舅，所以，拿根竹棍边走边敲蛇就被吓跑了。打草惊蛇好理解，但卵生的蛇类连它妈都未必认识，更何况舅舅！再者，有外公、外婆撑腰舅舅又有什么好怕的？不过当年的我哪能这般“理性”，相反借助这些传言壮胆，一直坚守着岗位，牛兄也收回它蔑视的目光垂下头津津有味地啃着草皮。
　　 老实说，第一次放牛时的年龄出于我的推断。我能确定上小学前的那个夏季为生产队收割水稻共计十天挣了四十工分。那是一九八零年，此后生产队解体分田到户，再无工分一说。那个时候，七岁能下田割水稻，六岁从事相对轻松许多的放牛劳动，再正常不过了。我们生产队解散初期还保留着四个生产小组，共有一些不好分割、尚且有用的财产，比如耕牛。不过也只保留了四头水牛，每组一头，其余的卖给了有耕犁需要的个人。多亏了耕牛受法律保护的传统，即使后来有所放宽，要把耕牛变成牛肉也只能等到它因病或老得无力回天。总的说来，无论帮家里放生产队的牛还是后来生产组的牛，次数加起来都不算多。考虑到牛的短暂记忆力，即使连续间隔的两次碰到同一头牛，如果它能开口对我说话，也多般是“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或许，没能建立亲近感是我胆战心惊只骑过一次牛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我坦白一下当年骑牛的情形。一次放牛的回家途中，心血来潮想要试试，于是我勒住缰绳让缓缓行进的牛停下来。观察了一会儿，发现牛体光滑牛毛细软找不到手抓、脚登的地方。因身高不够，我举起双手勉强搭上牛背，跳了几次，根本蹿不上去。牛都不耐烦了，回过头大眼珠子瞪得我心里直发毛。而且此刻坚实如铁的牛角也仿佛熠熠生辉。我只好放弃骑牛的冲动，赶着牛继续前行。快到山坡底时发现路边有块大石头，于是计上心头，将牛停在旁边，同时用手指轻轻抚摸牛腹稍作安抚。牛再次回头瞪我，似乎在说：“少来这套！你小子到底有完没完？”犹豫片刻，还是借助石头跨坐上了牛背。感觉牛似乎并不在意，于是壮起胆子指挥着牛继续下坡，只是牛背太宽、牛肚很鼓，我腿短根本夹不住，想必骑无鞍马时的情形也该如此。我颤颤巍巍地骑着牛走了一小段路，还来不及得意就到了队里的水库大坝，这时牛突然加快脚步大有奔水库而去的意思。经验告诉我，尽管水牛平素温顺，但如果因为天热它想滚水（在水里打滚），小孩子只能乖乖地松开缰绳，除非不介意“共浴一池水”。我顾不上我光着的脚和地上的石子，纵身跳下牛背，眼睁睁看着它下水而去，才百无聊赖地从堤坝上捡石子打着水漂等它尽兴。如此扫兴的开始也就断了我再次骑牛的念头。顺便提一句，我没见过黄牛游水，应该不会，至少不擅长。
　　 元末明初著名画家王冕或许有过愉快的骑牛经历。他自小家贫经常给地主放牛，跟牛建立了良好感情，别说当马骑，连牛角都可以送你作飞船，牛郎就是借此一飞冲天会的织女。不过课文里只提到失学儿童王冕一边放牛一边刻苦读书、学画，迫切希望“知识改变命运”，而我“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有学可上，衣食无忧，因而放牛时更多的是对着天空和远方发呆。当然，若能穿越我一定会忽悠小桂同学说：“小帅哥目光坚定，志存高远，前途不可限量。”为了证明自己是预言家而非神棍，我会送给小桂同学一套一九九一年高考试题，并深谋远虑地附赠一麻袋手纸，以免因为他完全看不懂题而拿去上了厕所。
　　 当年，我父亲就是这样忽悠我的。他到处跟同事说我是我们大队第二个大学生，第一个是我堂姑父。别人听了客气地敷衍两句，我却傻乎乎地信了。或许真正的原因是他老人家看出我如果留在农村，很可能会饿死。对此，我理由充分：一、就算看出我有读书天赋，怎见得大队其他人没有？而且后来事实证明我是第五个；二、他还忽悠过其他人，利用自己既教过初中又教过高中认识好几个学校的校长，把我不少堂哥、堂姐弄进中学，只不过我这些堂哥、堂姐们心灵手巧、吃苦耐劳，完全有能力立足广阔的农村，最终都三心二意中途辍学；三、他亲口说过我爷爷就曾经发愁他三个儿子都不会用牛犁田、耙田，也就是说我父亲自己都当不好农民而去读师范做了教师，又怎能把我培养成一个合格的农民？
　　 可惜无缘见到种田能手——我的爷爷。不过，我倒是观摩过队里其他长辈如何用牛犁田、耙田。作为外行，虽无力专业地进行评判，但也不至于像电影《刘三姐》里的罗秀才那样“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至少从气势上判断我认为兹根伯父不输他人。兹根伯父是我六爷爷的长子，自己在一干叔伯兄弟中也排行第六，嗓门洪亮，孔武有力可归为张飞、李逵一类。在这么一尊“凶神”面前，牛自然服服帖帖。犁田和耙田是前后相连的两道工序，如果我将犁形容成一个煮熟的大虾，向下、向前弯曲的尾巴说成铁制的让泥上翻的犁剑，但又必须再加上一个向上翘起的猫尾巴——扶手；耙的形状则可以相对简单地说成一个平头梳子，只是上面再加一根作为扶手的横木。犁田时左手扶把，右手拿一根竹条指挥牛的方向，耙田时则双手扶把，同时右手夹着竹条。犁田是将田泥翻转成一行行泥垅，而耙田是将这些凸起的垅逐个破碎，重新恢复平整以便插秧。兹根伯父用他的大嗓门游刃有余地指挥着，“哦哦”代表前进、“哗”表示停止，手中的竹条轻拍牛的左右腹部表示左转和右转。而从事本职工作的牛，肩上拉着沉重的牛轭依然表现得随遇而安，只是在碰见丰美的青草，碍于嘴上的铁罩子和身后的竹条子而不得已才显出一丝委屈，有如你兜里装着零食却震慑于单位“上班时间不许吃零食”的规定。
　　 同牛一样，在平辈们看来兹根伯父脾气暴躁蛮不讲理，但在我眼里，他很孩子气。赢了我（当时还是个几岁的孩子）一盘棋居然能把眼睛笑成一道眯缝。以我现在非专业的眼光都知道当年就是两个臭棋篓子在下棋，完全没有套路。什么“屏风马”“反宫马”“顺炮”“列炮”全无概念。同时，或许因为兹根伯父只有一个已经出嫁的继女，所以对队里的孩子们还算和蔼，尤其对我，就不仅仅是和蔼了。比如，有时他家里来了客人也会邀请我，不完全当我是个孩子。他家还是队里最早买电视机的，天刚擦黑就搬出来放在屋檐下，等着大人、小孩儿围过来看。一九八七年的上半年，父亲调去县一中，我暂时还留在镇中读初二。于是重新搬回农村。记得当时正播放连续剧《乌龙山剿匪记》，兹根伯父在他家门口大着嗓门喊：“保奶崽，剿匪了！”长辈盛情相邀，我放下碗筷拔腿就跑，即使母亲有心让我刷碗也只能免开尊口。
　　 在兹根伯父喊我“剿匪”时，队里早已没有了牛。我已说不清最后四头牛没了的具体时间。而且一九八四年下半年我离开村子随父亲住进了县五中的校园，只依稀记得我们组里的那头牛病死后，我毫无愧疚地分了一杯羹。失去了耕牛，村民的生活依然继续。有人花钱雇用别的队里的牛，我甚至见过队里一对父子一人扶犁一人拉犁，此情此景，刘三姐应该不会再纠缠罗秀才的“牛在前还是后”了。最后，大家都只能借助一种宽刃的锄头，一锄一锄地将田泥挖转过来。我不知道村民们是否会怀念耕牛，正如他们未必会知道我在父亲的忽悠下自认为“读书人”，认为那句唱词完全是在“抹黑”那句“秀才不出门，但知天下事”了。
　　 耕牛没了，只剩下牛棚在风雨中飘摇。想当初，生产队的牛棚笔直一排七、八间，蔚为壮观。每头牛有自己的单间，除了被村民们轮流放牧还有专人喂养，“伙食”是装在木桶里的碎米糠糊拌干稻草段，滋味如何我不好评价，只是在看《西游记》第十一集《智激美猴王》时突发奇想：认为震惊于白龙马依然保留着小白龙意识的猪八戒完全应该慰问一句：“哥们儿，吃了这么久马饲料，受委屈了！”到了生产组，耕牛有没有专人喂养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每次放牛回来会按照母亲的吩咐往牛棚里扔些干稻草。看着牛趴在稻草上有滋有味地咀嚼，总禁不住想象自己早上一起床就把床垫子吃掉。
　　 再后来，牛棚也没了，在那一大片平整的地基上，兹成伯父盖起了一排红砖房。兹成伯父是我八爷爷的长子，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十，为人老实本分。粗通木工的他和妻子张玉华伯娘为了给四个儿子准备足够多的房子，大张旗鼓地烧了一窑红砖，建成后一排七间宽敞高大的砖房。房子盖得高是因为他们打算将来铺上楼板就成了两层十四间。对此我倒没什么意见，毕竟他们的四个尚未成年的儿子还借住在队里一间破旧的公房里。就因为此，牛棚旁边那个上大下小的倒梯台形露天牛粪坑被填平，让我终于松了口气。我记得一九八二年底有个叫张华的大学生为救落入粪坑的老农而牺牲，从而在全国范围掀起一场生命价值的大讨论。当然，在现在的我看来，“生命无价”只是一定条件下的法律概念，否则，“无价”换“无价”，谁会无聊到比较两个无穷大，到底谁更大？同时，现实中也并非所有人都拥有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的荣光。而在当时，我根本不关心什么讨论，记住这件事只是为了提醒自己放牛路过时别掉牛粪坑里。
　　 在我眼里，耕牛的消亡才意味着生产队的真正终结，再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公共财产了，几间破旧的公房连分的意义都没有。对于生产队，我没什么可留恋的。分田到户时大人们的兴高采烈倒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对于耕牛，我怀有一份敬意，不仅仅与受的教育有关。有件事可以证明，我十岁时，父亲送了我一本《绝句一百首》，挑三拣四地背了不到一半，其中两首关于牛的一直记得很清楚。其一、“一粒红稻饭，几滴牛颔血。珊瑚枝下人，衔杯吐不歇。”其二、“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伤。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
　　 当然你也可以质疑我的真诚，因为我写牛的时候总是三心二意。比如，现在我就想起了我父亲当初不顾劝阻，非要重建已成废墟的祠堂。他的态度让我记起了中学课文《为学》：“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我还想起了父亲指着新祠堂配房里的一堆木料对我说，那是他为自己将来准备的，并问我木质如何。似乎在谈一件家具。我心口一堵，强作轻松说了三个字“很不错”，就借口带儿子去做竹叶船出门透气。我又想起了已经八十岁的兹根伯父，他说他要离开县城继女家，老家的房子塌了，他就去住祠堂的配房。我最后想起了张玉华伯娘，三十年过去了，兹成伯父已因病去世，她家的房子还是没能铺完所有楼板变成十四间。因为没有必要了，她的儿子们早把楼房盖到了公路边。
　　 笔随心动全不由我，不过我想好了答案，如果有人非问我这些与牛有何关系，我会说：“秉性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