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0后的年轻人，知道你们的祖辈是怎么过来的麽？那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日子。
　　 那时，村前大树上，都有一口大钟（也有铁板的）作号令。人们下地干活，由队长敲钟。准时出工，迟到十五分钟就扣工分；收工由队长吹口哨。
　　 .每年冬季，修水库、筑围堤，就更严格，简直是军事化管理模式。这种岁月竟然长达三十余年。
　　 水库是将山沟壑口堵上，用以蓄水灌溉农田；围堤是将江湖岸边低洼农田、村庄筑坝围堤，加以保护。水利建设是好事！可靠人力担土堆垒，劳动强度太大。如果是机械作业，再大的坝，几台重型铲车、挖土机，很短时间就能修好，易如反掌。那时国外早已机械化，可我们是封闭年代，不搞那洋玩意儿，爱愚公移山精神，大雨大干，再加拼着性命干嘛。不过比起古代修筑长城可能要文明些，没有凶三恶四手挥皮鞭的工头在监督劳工；指挥部、公社干部、各大队干部，只用军号作出工、收工号令；喇叭筒、丈量计算、任务进度表等来抓工作进度。
　　 从1958年开始，我有十岁，听说是修大港水库。忙完秋收冬种，一声令下，人们捆被子、挑土筐、带米菜，走上百里路到大港。每天天未亮，军号嘀嗒的响。早中饭工地上吃，饥荒年，半饱的粥（做坝的人才有得吃）。
　　 我村有个叫胡大文的大伯，过去家里富裕，当过甲长。因赌博把家当都败光了，解放时评了个富裕中农。和现任的队长有点宿怨，这队长一直是有意整他。他食量大，吃不饱还要干重活，身体很快就不行了。在坝上做了一个月，终于挺不住了，倒在工地上，当晚死了。他五十不到，家里有七十岁的老母，两个几岁的小孩，唉！
　　 1964年，我在张岭中学读二年级。张岭水库正在加固，老师带我们参观。技术员介绍，坝基宽有一华里（500米），坝的长、高已记不清了，不过当时我是站在坝顶，看下面的人只有几寸大小，看得我心里发怵。记得是65年吧，我的快五十岁的父亲，也来这水库做坝，可能是请了假，买了双黄色的皮鞋给我。勤劳朴素的他，平时舍不得吃穿，却给我买皮鞋，在那时真的算时髦。
　　 每年全县总有一两个大型水利工程。通过计算土方，按比例分給各乡，乡政府又按比例分给大队，大队分给小队。施工时，小队按挑土的竹牌担数记工分。
　　 那时在工厂的职工，学校的老师，他们的家属叫单帮手。又要按时出工，又要赶时间管点孩子啦家务什么的，晚上还要记工，不到场，不给记，有时别人也不清楚嘛。所以，这些人的家属最苦。
　　 我是1971年结婚，正是十年动乱期。初出茅庐的我，对社会很是陌生，又是教书，还要自身学习（文革时紧跟形势造反嘛，哪有时间学文化课），还要支农。我感到很困惑，真的需要精神安慰。但是，她也身不由己呀。她也是读了几年书，搞农活也是勉为其难。白天干活，晚上记工到深夜。小夫妻俩那有时间沟通？我们两个年轻人都是要强的，火碰火的能不破裂？结果是俩人命运都不好，更苦的是三孩子，没有得到很好的教育啊（按说，凭我俩的基因，孩子培养起来，能不有出息？）！
　　 自1981年土地承包后，工地的土方分到户。老师可帮家里做坝，也好统一进度。不过在坝上，也只有老师上第一线挑土，其他像医生啦，可能是因职业关系除了土方吧。老师调动课轮流去。泗山围堤、矶山湖我都做过，有自行车也方便。
　　 早晨五点钟军号响，漱、洗、上厕所约半点钟。驻地到工地有一里路，我们是摸黑走呀。秋冬季，五点多些，天还是未亮嘛，真的是两头摸黑。早、中饭工地上听军号吃饭，上下午中间也休息半个钟头。一天下来还是有十几个小时干活吧。
　　 工地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有货郎担，有卖甘蔗、卖小吃的；高音喇叭经常播放先进单位、个人标兵或者一些歌曲。大坝上，时不时的有指挥部的人检查在转悠着；大队的干部在不断地插标签、划界线、拉皮尺丈量；小队长、出纳、记工员捏铁耙疏土或招呼本队人怎么倒土。
　　 坝越做越高，一担土七十斤左右，转弯抹角晃晃悠悠的几百米后，再蹬坝有点吃力，脚关节酸疼。我很惭愧，一个男人还真不如女人有耐力。
　　 每年要三个月做坝，年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队里锄草管冬苗。人们又得习惯听队里的钟声出工、哨声收工。
　　 这样的岁月，大概到九十年代后期才结束吧。整天忙碌，谁家都是乱哄哄，脏兮兮的，小孩子更没时间关照啊！
　　 年轻的朋友，你们的祖辈父母疲惫麽？几十年的时间，我们老百姓真不知是怎么挺过来的。好紧张，简直没有一点时间是属于自己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