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婶儿走了，走得那么突然。
　　 冬月的二十五日晚间，天黑得早，夜幕早早就裹住了大地。远山近岭以及横七竖八的村庄，都淹没在夜色里。天上飘着雪花，衰草在朔风中瑟瑟发抖，山村的冬夜，就像熟睡中的婴儿，恬静安然。村东头在寒风中矗立的两间水泥小屋，发黄的灯光一直亮着，九旬的三婶儿静静的躺在小土炕上，右手紧握着剪刀，左手里的花布已经攥成了布团，一动不动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是等待？是期盼？还是哀怨？等到第二天上午大家闻讯来到这个小屋，为三婶料理后事，看着三婶儿那不闭的眼睛，谁也猜不出，谁也不知道，大家本来也就不想知道。
　　 三婶儿（大爷家堂婶儿）是一九四二年春天嫁到我们老田家的，她的到来，成为了田氏家族的一道靓丽的风景。高挑的个头，乌黑的头发扎两条羊角辫，白皙的瓜子脸面带微笑，笑时旋起两个小小的酒窝。薄薄的嘴唇嘴角微微翘起，走起路来嗖嗖嗖脚底生风。
　　 很快，三婶儿进了村里青年抗日先锋队，成为青抗先宣传队的主角。唱歌、打霸王鞭、扭秧歌、跑旱船、演话剧样样在行。到邻村、到部队驻地、到军分区演出，赢得了很多掌声和好评，很快三婶儿就成了大名人。三叔老实木衲，干庄稼活是一把好手。只是头脑简单，任何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只要一坐下来就鼾声如雷。老人们开始担心了。担心归担心，三婶儿一如既往，洗衣做饭、侍奉公婆、开会演出，小两口依然亲密无间。老人也就慢慢把心放回肚里，不再心存芥蒂。
　　 三婶儿脑瓜儿灵透，能看风使舵。母亲和大娘人都很实在，舌尖上的功夫很差，什么巧言令色、口若悬河、天花乱坠、能言善辩，天生和她们不沾边儿，没有一点儿缘分。在二十多口人的大家庭里，三婶儿占主导地位。那个年代，家家户户生活困难，过年能杀上一头六七十斤的小猪就很不错了。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当家人当然是老太爷，老太爷在家中很专权，甚至有点儿霸道，每当杀完猪煮好肉，就端到自己房里，独自享用，唯有三婶儿能到他的房间，和他一起分享。大娘和母亲理所当然被拒之门外，只能在煮肉时闻闻荤腥味儿。在这个大家庭里，大娘和母亲不仅要看老人们的脸色，还要看她的脸色行事。
　　 三婶儿最让人捉摸不透的是在家里呼风唤雨，而到了外边像换了一个人。那是六十年代人民公社时期的一天，大伙在田里锄地。天近晌午，火辣辣的日头挂在当空，人们的头上就像顶了一个火盆，炙烤得实在难受。大家都锄到了地头上，准备下班，母亲刚刚锄到地中间，汗水已经湿透了衣裤，额头上的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淌。大姐和七婶赶忙跑过去给母亲搭把帮手，帮她锄完。三婶儿站在地头，手拄锄把，左脚不安分的点着地，正在与外号母夜叉的五婶窃窃私语，“你看二嫂（我母亲）那个熊样，一天干多少活儿？和我们挣一样的工分，不公平！一会儿咱俩找队长去！”说话间三婶儿脸上往日那几分庄重早已荡然无存，呈现出来的全是讨好和谄媚的微笑。“对，我早就看她不顺眼！一个碌碡压不出个屁来，还想和咱们挣一样的工分儿？没门！”五婶的一双大眼露出了几分凶光，长脸上的肌肉变得僵硬起来。
　　 这样的事情发生在她们俩的身上是屡见不鲜的。五婶刺儿头，蛮不讲理；三婶儿的欺软怕硬，助纣为虐，两个人一拍即合，常常搅得田氏家族乃至整个生产队鸡犬不宁。那年的冬天，狼牙山林区开山（在规定的时间内对上山打柴的人放行，不再禁止），生产队规定，每人每天必须打一担，打的柴一律交生产队记工分。父亲、七叔、堂哥几个人天一放亮就赶到了山上，每人打了两担，计划一天交一担，第二天就不用上山了。谁知三婶儿知道了这个消息，一阵风似的到了五婶家，马上告诉了五婶，五婶得到消息也不怠慢，风风火火来到队长家，唱了出大闹金銮殿，把几个人隐瞒的几担柴全部抠了出来。
　　 三婶不仅脑瓜儿灵透，手儿也巧，灶上灶下、缝补浆洗、针头线脑、锄地扬场无一不精。只是命运不济，三叔下世的早，膝下又无有一儿半女，孓然一身，孤独无依。一九七一年的深冬，生产队里的羊身上长了疥疮，要用大山上的崖柏烧出来的油才能治好。崖柏崖柏，生长在高山的悬崖峭壁上，要搞到崖柏，必须要胆大心细手脚灵活善于攀登的人，队长首先想到了三叔，认为他是砍伐崖柏的不二人选。三叔极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三婶儿心头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那薄薄的嘴唇翕动了几下，把话又咽了回去。默默地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一点儿白面，烙了两张白面饼，掰了半块递给三叔，让他趁热吃了，把其余剩下的全部装在一个帆布挎兜里递给三叔，三叔收拾好要上山了，三婶再三叮嘱：“千万要注意安全！”说着话眼里滚出了两颗晶莹的泪珠。三婶儿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久的生死诀别。那天傍晚，西风呼啸，残阳如血。当大家把三叔的尸体从山上抬下来的时候，三婶猛扑过去，抱着血淋淋的尸体，哭的死去活来。她哭丈夫竟然狠心离她而去，再不会有人嘘寒问暖、为她遮风挡雨；她哭自己膝下无儿无女，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到头来谁来为她养老送终？从晚上一直哭到天亮，有从早上一直哭到天黑，只哭的昏天黑地，两眼目光呆滞，嗓音嘶哑，脸色蜡黄，丰盈的身体像是缩了水，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从此，三婶儿没有了笑声，腿脚也没有了往日的勤快。那白皙姣好的脸上早早就留下了岁月的沧桑，刻下了一道道皱纹。人前总是唉声叹气，“像我这样活着，不如早早死了的好啊。”一句口头禅，常常挂在嘴边。只是那双灵巧的手更加勤快了。不管是哪家添了孩子，忙不过来，三婶儿一定会主动去帮忙的。她娘家弟弟孩子多，身上的衣服该换季了总赶不上，三婶儿拿来布料，夜间在昏黄的灯光下裁剪缝制，常常是通宵达旦。小叔子家儿女们多，三婶儿对孩子们一个个视如己出，喂水喂饭，擦屎擦尿做衣裳。当她抱着孩子玩耍的时候，你总会看到她在孩子的小脸上啧啧亲上几口。
　　 小叔子的孩子们长大了，女儿出嫁了，儿子们又都娶妻生子。三婶儿周而复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工作。忙啊忙啊，孩子们渐渐长大，三婶脸上的皱纹也越来越多，腿脚也不那么灵活了。但她却依然如故，忙里忙外，她那不足三平米的小土炕上，经常摆满了各色各样的花布和裁剪好的小孩子衣裤。有时，在树林或公路旁也会看到三婶儿肩挎背筐拾柴的身影。
　　 一年冬日的一个星期天，我回家休假，进门就把棉大衣甩在客厅的沙发上，一下就倒在沙发上。我还没把屁股坐稳当，三婶儿来串门了。三婶住村子东头，我家住村子西边，相隔有半里路，三婶儿是很少到我家来的。说实在话，我是很瞧不起三婶儿，也懒得理她的。又一想“好汉不打上门客”。三婶儿毕竟是稀客，又是长辈，我和妻子赶紧站起身来，打招呼让座。寒暄一番，三婶儿在我的对面沙发上落座。问我：“今天没上课？”“星期天，休假了。”我回答说。“那、、、、你家里活、、、、忙不？”看三婶说话怯怯的，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样子，我尽量把调门放低，轻声问道：“三婶儿，家里没有要紧的活，您有啥事吗？”这时，妻子把一杯茶水递到三婶手里。三婶儿喝了口茶水，抬起头来缓缓地说：“我想让给北京的你老姨写封信，我们老姐俩有十多年没见面了。”说话间从衣兜里掏出一沓信纸和信封。我接过信纸信封说：“那就现在写吧，您说我写。”不一会儿，信写好了，我一边把信装在信封里一边说：“三婶儿，明天我去上班，顺便把信放到邮局里，您就不用跑路了。”“那感情好，就麻烦你了。”三婶嘴里说着感激的话，脸上绽出了久违的笑容。
　　 随后，我们又拉起了家常。说着话，三婶儿的目光落在了我的大衣上，我那棉大衣是我刚调到镇中学时买的，已经有年头了。大衣的外表沾满了油渍，脏兮兮的，已经看不出大衣的颜色。“这件大衣我拿去吧，拆洗拆洗。”三婶儿站起身来，把大衣抱在怀里。“哪能呢？您都多大年纪了，我们怎么能麻烦您呢！”妻子实在是感到不好意思。我也婉言谢绝。“没事，我闲着也是闲着，没事做我心里空落得慌。”说着三婶儿迈出了房门，“你们忙，星期日休一天假不容易，赶紧把家里的活干完，回去上班心里也就踏实了。”三婶儿说完已经走出老远。我们站在大门口，挥手和她道别。
　　 又是一个星期天，我回到家里，看到一件深蓝色的大衣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沙放上。这就是我的旧大衣，经过三婶儿的一双巧手，和新买来的大衣一般无二。那细密的针脚，洁净如初的衣面，里面暖暖而松软富有弹性的棉花，无不浸润着三婶儿对晚辈的浓浓爱意。婶娘婶娘，三婶儿就是娘啊！她和千万个母亲一样，把所有的爱，都奉献给了晚辈，奉献给了孩子们。三婶儿若在眼前，我真想扑到三婶儿的怀里，亲亲的喊一声“娘！”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对我的大衣又多了一份感情，对三婶儿多了一份牵挂。路过三婶儿居住的小屋，总要驻足看望三婶儿，有时把妻子做的好吃的给三婶儿带去。每当冬季来临，我总是小心翼翼拿出大衣，穿穿在身上，回到屋里小心翼翼的脱下，从不让大衣沾染一点儿尘土。
　　 三婶儿走了，带着遗憾，带着疼爱，带着期冀和万分的不舍，永远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