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本家人小聚餐，座中，我大妹妹向我四叔提到了她小时候的一件事儿。
　　 “四叔，你还记得不？有一回，我从杀猪场墙头上拔玻璃碴，手一滑，割流血了。正好你走到那，看见我正捧着手哭，急忙把我从墙头上抱下来，对我说：‘咱不拔啦，咱回家！’那时候，玻璃碴也能卖钱。”
　　 我大妹妹说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事儿。当时，她大概也就上小学一二年级。那时候，家里穷，为了不饿肚子，全家人都得为糊口出力，七八岁的小女孩儿也不例外。
　　 我大妹妹1963年出生，二妹妹1965年出生。她们俩上了小学之后，下午放了学，姊妹俩经常一前一后，擓个小篮子，就出去了。等回到家里，篮子里总不空着，要么是玻璃碴，积攒多了，可以卖钱；要么是从煤渣堆里拣的没有完全燃烧的煤核，可以放进灶里，和新煤掺和一起，进行二次燃烧；要么，是从地里拣的麦穗头、豆棵、小玉米棒、小红薯头或者花生角。最不济，装满一篮子柴火。有时候，篮子装得柴火多了，只看见两个篮子移动，几乎看不见两个小人了。
　　 当时，广播喇叭里整天播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的一句话，听得我们耳朵里都起了茧子：“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俩妹妹，早当家倒不至于，早早就勤劳持家，却是真真切切的。
　　 我家搬到东关外之后，有一个印象特别深刻。姊妹俩拣煤核回来，两双小手黑乎乎，脸上也横七竖八，一片片的黑煤灰印迹。
　　 娘看见了，总是急忙说：“饿了吧？快洗脸洗手去，洗罢喽，赶紧吃饭。”
　　 心里的疼爱，都包容在简洁的叮咛里。
　　 “咣咣咣！”
　　 这声音，是我轮动大铁锤敲击铁砧的声音。
　　 “叮当叮当！”
　　 这声音，是我二哥手拿小铁锤，敲击铁砧上的圆钢条的声音。
　　 我们哥俩在打铁，制作铁扒钉——我们这里方言叫扒锯——过去建土木房时用来连接和固定房梁、檩条和椽子用的，一根圆钢条，七八厘米左右直径，两头弯成直角，再把顶端锻造成锥形。
　　 我哥俩打铁制作扒钉的时候，我应该是在化肥厂当工人；我二哥在大队副业组，和两个老头合开一个铁器维修和加工门市，维修自行车，加工简单的铁器。
　　 当时，我大概还没结婚，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八小时之后，有充分的自由，可以另外干些活儿。我二哥，在大队副业组学会了简单的铁器锻造技术，他接到一单扒锯订货，就想在自己家里锻造。原因很明显，这样，可以为家里增加经济收入。
　　 火炉自己盘的，大铁锤、钢锯、铁砧和铁钎是从别人家里借的。托人买了一批圆钢，按要求用钢锯截成一段段。然后，烧旺火炉，将圆钢条烧红了，在铁砧上用大锤和小锤敲打，先将圆钢条两端敲打成锥形，然后用力拗弯，拗到大约直角的角度，就可以了。
　　 除了简单的技术，这确实是个力气活儿。
　　 用钢锯锯钢条，本就不是个省力活儿。钢锯是极普通的尺把长的钢锯，锯条也极细，两手按着钢锯两端，用力地来回锯，“吭哧吭哧！”锯一个截口，没有十几分钟下不来。几百段钢条锯下来，得多大功夫啊！
　　 十几斤的大铁锤，用力抡圆了，再重重落下，一抡就得几个小时，那个累啊，真是腰酸胳膊疼！
　　 但是，我们哥俩却并不以为苦，反而异常快乐，因为我们是在出力赚钱，是在靠我们的力气努力改善我们家里的生活。所以，那“咣咣咣！”和“叮当叮当！”的击打声，在我们听来，就像美妙悦耳的交响乐。
　　 后来，“四人帮”倒台以后，斗争观念逐渐淡薄，经济上的管控放松了，一些老百姓开始在家里偷偷搞副业，也不再被当做“资产阶级尾巴”割掉。一般老百姓，想改变拮据生活，只要多动脑筋，勤快，就行。我哥俩也顺应时代潮流，在家里干了些副业活儿。
　　 除了打铁，我和二哥，还有我的一个最要好的朋友王大哥——他是县电器厂的技术骨干，在家里搞过电焊，为机关里焊值班用的铁床。因为我学过焊工技术，自然就成了主要的技术骨干。王大哥和我二哥下好料，我管焊接。在焊花闪耀之中，一大堆钢管和角铁被焊接成一张张床，一张张床换来一张张钞票。
　　 还有几次，我们曾经在院子里挖个大坑，大坑里放进焦炭，燃起熊熊大火，大火上面，坐着一个坩埚，坩埚里放进铜料，铜料烧成液体状，又加进一些锡料，混合一起，烧到合适的状态，端出坩埚，往预制好的模坯里浇铸，浇铸成铜套——轴承的粗坯。技术师傅，一个是我王大哥，另一个是电器厂里技术更高的老师傅——七级工赵叔。我们弟兄俩，干些重体力活，烧火，浇铸，除砂。半成品出来了，卖出去，也一样赚了钱。
　　 当然，这样一来，家庭生活就改善了许多。
　　 恢复高考之后，我考上了专科学校，上学放假期间，偶尔还拉着架车给人家运送货物，挣点儿运费。有一次，在某仓库取货，里面的保管员是我过去在化肥厂的同事，她问我：“你不是考上大学了吗？怎么还干这个？”
　　 言外之意，当了大学生，就不能再干让人瞧不起的力气活了。
　　 我笑答：“不就是想挣点儿钱吗？”
　　 这大概就是穷则思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