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不敢写我的母亲，不是因为文笔笨拙，而是觉得写一个真实的、不走样的母亲，做儿子的更需要胆量。为了真实还原一个儿子心中的母亲，媳妇眼中的婆婆，我分三个时间区段来记述我的母亲。
　　
　　 一、母亲的剩女时代
　　 母亲生于1926年腊月十四，同我们党的第三代核心领导人江泽民主席同年出身。虽然母亲生于兵荒马乱的年代，可在爷爷奶奶的呵护下，战争似乎远离了这个不知愁为何物的农家少女。
　　 母亲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过惯了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她小的时候不学针线活，更不学纺纱织布，虽然她有奶奶这个高水平的纺织能手当师傅，但她就是不喜欢。即使奶奶硬逼她上机织布，她也只是玩玩梭子而已。面对这样一个玩家，奶奶只好送她去上私塾，念念《三字经》、《百家姓》、《中庸》、《论语》之类的书。在我小时候，母亲就会教我背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可见她的语文功课还是学得到家的。
　　 母亲几乎从来就不会料理家务，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小时候就没穿到过一双她亲手做的、适合我脚大小的布鞋。她缝的鞋底连她自己也不好意思拿出来给邻居们看，她帮我做的鞋不是一只大、一只小，就是两只一顺跑。在我五岁大的时候，她帮我做了双新圆口布鞋，让我坐在条凳上试穿，结果由于鞋子太小，她使劲地往上拔，拔得我人仰马翻，脑袋砸破了放在我身后的酱缸。后来这件事在村里成了她做鞋手艺的经典笑活。
　　 在那个时代人的眼中，一个姑娘家不会缝缝补补，不会针头线脑，是没有哪个婆家人喜欢的。所以当她的两个堂妹都相继有了婆家后，二十四岁的母亲还没人上门当她的红娘。直到贫农出身的父亲做了上门女婿，才结束了母亲的剩女时代。
　　
　　 二、母亲的主妇时代
　　 结婚后的母亲手中还掌握不到家庭指挥的权力，虽然她留在自己从小长大的家里，一切得依旧听从奶奶的使唤。在这样的家庭结构中，父亲难，其实母亲也难。
　　 最能佐证我判断的是一次发生在饭桌上的流血事件。那时我只有四岁，家里早上一般喝粥，咸菜只有豆饼做的黑酱，可有一次我就是不要吃那饼酱，要吃家里腌的咸瓜，那是要等到招待客人才拿出来的好东西。奶奶从坛子里摸出一条撕碎了放在我碗里。父亲和母亲都也没阻拦她，奶奶却破口大骂：你们都是活死人！乔乔就要条咸瓜为什么不拿？一边骂一边操起一条板凳朝父亲的腿上砸去，顿时鲜血染红了父亲的裤管。父亲还是没啃声，母亲为父亲顶撞了几句，却被奶奶连珠炮似的大骂压下阵来。
　　 我至今不再吃咸瓜，那是带血的记忆。因为我的嘴馋，父亲曾血迹斑斑；因为我的嘴馋，母亲泪流心伤。
　　 奶奶去世之后母亲成了家里的主人。母亲节衣缩食，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我多读点书，能考上大学。我上高中时，为了节省家里开支自带干粮（炒麦粉），一般是一个星期回家拿一次，母亲怕我吃不饱就隔三岔五地给我送饭。由于母亲对学校作息时间不太了解，所以有时赶不上点。有一天母亲来时，我们课间休息完，不到五分钟。母亲的身影在窗外晃了一下，很快就走了，我的心也静了下来。心想母亲走了就好，千万别冻着，外面可是寒天大雪啊。一堂课的时间很快过去，当我从教室出来时，母亲又闪了出来，从怀里拿出了被她用棉衣裹得暖暖的烧饼，而母亲自己，脸色特别地难看，嘴唇明显发紫，母亲的手好凉，当我抓在手里时，我竟忍不住眼泪掉了下来，“妈妈，你为什么不让老师叫我，你在寒风中可是等了近一个小时啊！”见我这样，母亲笑了，“哭啥，没出息，安心学习啊。”
　　 母亲就这么简单，习惯性地做着一些她认为很简单的事情。她很善良，待人也很热情，很多乡邻都会找母亲帮忙，小到油盐酱醋，大到别人借钱，只要自己稍微能行，她都绝不拒绝。收废品的、要饭的人，路过家门渴了、饿了，母亲都会毫不犹豫地帮一把。
　　 父母，都是最无私最伟大的。父母对我们的爱，作为儿女，我们倾其一生也无法报答。我们只有好好的生活，才是对父母之爱的最好回报。至今，我也想不起来：我为父母亲做过什么？好像什么也没有。
　　
　　 三、母亲的婆婆时代
　　 母亲当婆婆是六十二岁，都说婆媳关系难处，在我家也不例外。
　　 我结婚虽然不在老家，但我老婆生完女儿后的头三年住在乡下，我也每个星期回去看看，帮家里干点农活。我母亲跟我老婆性格的最大不同就是母亲做事粗手粗脚，我们农村叫“拉尿快”，而我老婆则不同，一件事非做得称心满意才为止，他们的交锋大多发生在带我女儿问题上。我母亲带小孩儿的原则是吃饱穿暖为主，脏点没问题，我老婆哪愿意呢，小孩儿脏了好象剥了她面子，于是矛盾由量变到质变，弄得我像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为结束这无需要又无休止的婆媳战争，我工作的调动后把新家安在了城里，把女儿送到县城上幼儿园，从而切断了战争的导火线。
　　 都说人是离乡草一点不假。妻子到城里上班后反而觉得婆婆好，不管婆婆粗手粗脚，多个人接接送送总省事得多。而我母亲呢，也放心不下孙女儿，便像走亲戚一样地经常来往。她把农村的蔬菜送到城里，我妻子也经常买些婆婆爱吃的东西、喜欢的衣服送到乡下去。自搬到城里后婆媳两人再没红过脸。
　　 父亲去世后，母亲的白发又新添了厚厚一层，额头的岁月痕更深了，手背上的血管，如条条蚯蚓在爬行。为了不让她一个人呆在乡下，我们像求菩萨一样地将母亲接到城里来住，可呆了不到一周她又回到乡下。她说她住不习惯，其实不用想我也知道，母亲是不想给儿子增加负担，但我又实在是无法勉强母亲不愿意的事情。
　　 母亲最后离世是在我们身边，我妻子手把手给她喂饭，端屎倒尿，洗擦身子，无论谁进到母亲的屋子，都很难闻到一点异味，这是我聊以自慰的。她老人家活了八十二岁，走得很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