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曾经对我说过，我不是他的学生，而是他的朋友。然而，在我心目中，我始终把他当作是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启蒙老师。从我十八岁那年认识张老师，至今已经四十三年了。四十三年里，我同张老师相处的时间并不长，确切地说只有四次，但就是这仅有的四次，却令我非常难忘，在我的记忆深处历久弥新。现记录如下，以资纪念。
　　 一见张老师。
　　 1975年初春，我正在农村插队。县上通知公社，公社通知大队，要排练一台节目，在5月23号（毛主席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纪念日）这天，参加全县农业学大寨文艺调演，必须要有一个自编自演的戏曲节目。大队支书见我平时喜欢读书写作，就将创作戏曲节目的任务交给我，并给我出具介绍信、报销路费、发给生活补助费，让我到七十公里外的一所农村中学去找张老师，说他是剧作家，发表过小戏曲剧本。请求张老师的指导帮助，向他学习，在半个月之内完成创作任务。
　　 我搭乘当时一天只有一趟的长途班车，一路颠簸，来到了张老师任教的甘泉中学，找到他，郑重其事地向他出具了大队开给我的介绍信，并向他说明来意。张老师对我非常热情，安排我与他同在学校的大灶上吃饭，同在他的床上一起睡觉，但并没有像老师教学生那样，给我讲述怎样写剧本，而是晚上在宿舍里来来去去地度步，不时地推一下鼻梁上的白框眼镜，三天后，写出了戏曲剧本的提纲，包括剧名、主题思想、戏剧冲突、故事框架、人物身份关系等详细内容，交给我，让我带回去填写上几个人物随着剧情发展的唱词就行了；还叮嘱我，武都的高山戏很有名，很有地方特色，让我就按照高山戏的样子来写。
　　 回来后，大队支书安排每天给我记10分工分，外加两包甲级香烟，激励我完成创作任务。我用了十多天时间，按照张老师的要求，完成了这个名叫《棉苗茁壮》的小戏曲，请地区剧团著名的高山戏专家、作曲家杨老师作曲，竟然获得了县上和地区文艺调演的剧本创作奖。就这样，在张老师的指导参与下，在这个小戏曲成功的诱惑下，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从此后，我便把张老师当作了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启蒙老师。初次见他的三天内，我得知，张老师是陕西长安人，65级兰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初中语文教师，发表过《丰收哨》、《百花蜜》等小戏曲剧本。
　　 二见张老师。
　　 第二次见到张老师，是八年之后。当时，我已经在康县县委报道组工作。一天，我的两位同事偶然说起，张老师因为妻子在康县气象站工作，张老师也调到了康县文化馆，两人相约了去张老师家看望他。我提出也要去。他二人说他俩都是张老师在他们家乡任教时的学生，询问我咋也认识张老师。我向他们说了原委，说张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也要去看望他。
　　 到了气象站的山上，见到了张老师，张老师特别高兴。说起当年《棉苗茁壮》小戏曲的创作，他说他那时非常担心，怕我是初学者，完不成任务，说自己几次请假想来帮我，因没有替他代课的老师，都没有来成，没想到剧本竟然取得了成功，还获了县上和地区文艺调演的剧本创作奖。唏嘘中，对我多有表扬。我告诉他，我现在不写剧本了，而是专攻短篇小说，并将随身带来的发表有我的作品的几种文学期刊递给他，他看了，说：“这样的小说，我是写不出来的，后生可畏，坚持住，一定能取得成就！”我得到张老师的鼓励，觉得心里暖融融的。
　　 张老师不让我们走，非要留我们在他家吃饭不可。却说他和他老婆都不会做饭。把拿出来的菜刀递给我们，说他和他老婆都不会杀鸡，让我们杀。这也就罢了，更不可思议的是，他还让我们自己做，把主宾搞颠倒了。我们三人身为学生，也没有把自己当作客人，就分工做起饭来，与张老师和他的家人，吃了一顿很有意思的饭。
　　 时间不久，我就调到了地区文化处，离开了康县，也离开了张老师。
　　 三见张老师。
　　 又过了九年，我在地区文化处担任艺术科科长，已是省文艺研究所研究员的张老师，来陇南专题考察研究武都高山戏，文化处指定由我接待，使我第三次见到了张老师。文化处有两位同事曾经在中学时代做过张老师的学生，在陪同张老师吃饭时，张老师请求他们陪同他去高山戏的流行地武都县鱼龙乡，但都被他们以另有公务推脱了。我说，张老师，我陪你去。于是，我向处里要了车，陪同上张老师去了那里。正值大雨过后，道路泥泞，小车一路摇摇晃晃。张老师很感慨，说，我不是他的学生，而是他的朋友，这样陪他让他过意不去。我说，你就是我的老师，于公于私，我陪你都是应该的。
　　 在武都县鱼龙乡，我们在高山戏的传人家里住了三天，张老师得到了第一手资料，高兴地对高山戏的传人和我连连道谢。离开陇南时，他拉住我的手，长时间的握着，一再表示感谢，倒叫我心里非常的过意不去；还对我说，去兰州出差，一定要去他家。
　　 时间不长，我收到了张老师的厚厚的来信，信里夹着两本他们单位办的《文艺研究》季刊，里面有一篇《浅论武都高山戏的历史传承》学术研究文章，在他的名字后面，还署有我的名字。他在信中说，之所以也署上我的名字，一来，是我陪同他去考察研究的，吃了不少的苦；二来，写作时采纳了我对高山戏的许多很有学术价值的观点看法，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读了他的来信，我觉得很惶恐，也从心底里感激张老师。
　　 四见张老师。
　　 我听到张老师骑着自行车去单位上班，被一辆大卡车撞了，正在医院里治疗，便去了一趟兰州，一来是去看望一下他，二来《飞天》编辑部的主编有意调我去他那里担任小说编辑，有些具体的事项需要进一步洽谈。
　　 到了兰州，去省文艺研究所一打听，张老师已经出院了，就去电影制片厂他的家里见到了他。他给我讲述了出车祸的经过，他老伴多次插话，说便宜了那个卡车司机，只付了全部的医疗费用，其他的一分钱也没给。张老师就笑着摆手打断老伴的埋怨，说司机又不是故意的，谁愿意撞人？付了好几万医疗费，已经不容易了，不能再给人家雪上加霜。我听了张老师的这些话，觉得心里沉沉的，不知该说什么好。
　　 张老师要请我到饭馆里去吃饭，我提出还是由我来做饭，在他家里吃。他经不住我的一再请求，就勉强答应了。我和他、他的老伴一边吃着我做的饭，一边闲聊。他得知《飞天》编辑部想调我来兰州，但又无法给我解决住宿问题时，便对我说，他单位给他分了一个小套，闲置着，就借给我住，让我不要因为住宿问题错过了这次机会，一定来省城发展，争取在文学创作事业上有一个更好的环境。我说我回去后考虑。便怀着对张老师的感激之心，离开了他。
　　 后来，由于我的工作又有了变动，便放弃了去兰州工作的机会。那次见面，便成了与张老师的最后一次相会。
　　 又后来，偶然听到来陇南出差的一位省城朋友说，张老师已经去世了，还听他说了张老师的一个趣闻轶事。有一次，年近古稀的张老师到北京去参加一个笔会。临行前的头天夜里，老伴因他出了车祸之后，记忆力严重衰退，怕他把差旅费丢了，就把三千块钱缝在他的内裤里，并反复叮咛他不要忘了。第二天，张老师在火车上上了趟厕所，出来时自言自语道：这贼娃子手艺高得很，刚才摸着还在，解了个手的工夫就不见了！这时候，他见一位乘警从身旁走过，忙拉住乘警，报了案。乘警听后说：我破了半辈子盗窃案，第一次听说隔着长裤子把内裤脱走的事。便作了笔录，又向张老师要了他单位的电话号码。背过张老师，乘警给他的单位打电话，了解张老师是否有说谎的习惯。得到的答复是，张老师是具有高级职称的作家，是个书呆子，从不说谎。乘警便来安慰张老师，请他不要着急，一定帮他破案。但张老师提供不出一丝线索，使乘警无从着手。眼看快到北京站了，还是没有着落。忽然张老师的手机响了，他接听，是老伴打来的，声音很大，乘警也听见了：老张啊，我给你说了多少遍，你还是把裤衩忘到家里了！把乘警听笑了，张老师也笑了，对乘警连说对不起。
　　 听了关于张老师的这个近似于搞笑小品的段子，我没有笑。而是鼻孔里酸酸的，渐渐地，觉得眼睛有些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