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已届不惑之年了。
　　 活到这个份上，梅依然觉得，今生今世里，最为令她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男人，除外爷之外，就是她的父亲了。尽管父亲留给她记忆的时光并不多。
　　 当然，丈夫则另当别论。因为，梅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范畴的概念。也就是说，她认为夫妻之情，永远都不能等同于父女之情。否则，人们时常赞叹于口中的“父爱如山”，岂不就变成“夫爱如山”了吗？
　　 是的。梅觉得父亲真的犹如一座默默无闻的大山一样，可以使自己永远无所顾忌地，依偎在他那宽阔而温暖的怀抱里，去尽情享受那无以伦比的，至真至纯的人间大爱。然而，可叹父亲在梅还尚且年幼，还完全沉浸在父亲一如英雄般高大而威武的身影的护佑之下，却早早地就走了。而且，走的是那样的痛苦，那样的令她心碎，魂飞。
　　 因此，在父亲离世将近三十年的悠悠岁月里，随着时光一点儿、一点儿慢慢地流逝，梅却总是不由得要梦到父亲，总是在那梦里的一种绵绵无尽的隐痛中，看到头戴火车头帽子，身着灰蓝色栽绒翻领棉大衣的父亲，呼喊着她的乳名，张开想要抱起她的一双手臂，向自己飞奔而来。而每当这时，自己就像是被父亲放飞的一只断线的风筝似的，却离父亲越来越远，越来越远，最终竟独自随风飘向了天空，飘向了那茫茫无边的远方……
　　 因此，时至今日，梅都一直很少与人提及父亲。因为她深深懂得，那种心灵上的伤疤被揭开的过程，其实远比任何刀刃对身体的突然地刺击与切割，或者别的什么意想不到的险境中瞬间遭受的重创与伤害，不知要疼痛够多少倍，实在是令人无法面对……
　　
　　 梅对父亲最早的记忆印象，应该说是来自母亲，来自母亲对她的那些反反复复的唠叨。至今，梅都依稀记得，还在自己很小很小的时候，也就是还在自己只能在炕皮上玩儿，还在妹妹没有出世，还在外爷还没有把她和妹妹像拦羊似的，严格看管在家里的那些令她无比懊恼的日子里的时候，或许，远在她对所有的自然事物还没有认知和记忆的时候，母亲就曾对她一次次自言自语似的说：“你爸爸可是八路军，解放军呐。他可是真刀真枪的上过前线，打过仗的啊。”母亲这样说着，还时不时地在口里模仿出枪炮交集的声音：“叭——勾——”、“日——咚——”的，来逗她玩儿。常常引得或在院子里或在脚地上，正在玩耍着的姐姐和哥哥，于一阵傻笑声中像鹦鹉学舌似的，效仿着母亲，也要“叭——勾——”、“日——咚——”的好一阵子。
　　 每在这样的情景中，母亲就那么地坐在土炕上，乘着窗户上照射进来的阳光，一边做着手里的针线活儿，或纳鞋底儿，或缝补衣裤什么的，一边接着又说：“你爸爸还参加过青化砭战役呐，那也是一场很大的解放战争啊。因为你爸爸打仗很勇敢，所以受到过领导的多次表扬呐。唉——，要不是俺和你们拖累了他，他早就跟大部队走了啊。唉——，为了这个，他可没少抱怨过俺啊……”
　　 母亲这样唉声叹气着，梅不是睡在母亲身边，就是坐在母亲面前。她实在是太小太小了，咿咿呀呀的还不会说话，所以她压根儿就听不懂母亲说父亲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自然也就不明白其中所隐藏着生死难料什么的巨大危险了。但是，只要是母亲说父亲，说父亲的这些事儿，她就会乖乖的，很是奇怪的不哭不闹，而且总是会睁着自己那一双毛格闪闪，水格灵灵的丹凤眼，好像听得十分的专注，十分的上劲儿。
　　 这些都是早些年一家人在家里闲聊时，母亲和姐姐告诉梅的。
　　
　　 母亲还不无伤感地告诉梅说，在她出生两三个月的时候，父亲就不得不丢下一家老小，乘人不备，于那夜黑人静时，就从家里跑出去东躲西藏，逃生避难去了。当时，正值那场令人胆颤的“大革命”的初期。
　　 本来，解放后，父亲一直在离故乡两三里地的一处国营煤矿上工作。那煤矿叫做“反修煤矿”，父亲还是厂部的负责人之一呢。可是，当那场令人胆颤的“大革命”，如暴风骤雨般袭来后不久，父亲就被打成了那狗屎不如的走资派加贪污犯，并被开除了党籍。而因此，厂里的造反派，和就近村庄里的各个造反派组织与红卫兵小将们，在一天比一天紧张激烈的运动形势下，便紧紧抓住父亲不放，每天争着抢着轮番批斗父亲。父亲虽出身为军人，虽亲历过血与火的革命洗礼，和一次次枪林弹雨的生死考验，但面对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运动，面对眼前那些被运动武装到了疯狂地步的造反派和红卫兵，父亲却在一片茫然中，第一次对人生感到了无限的恐惧，对自己的生命感到了无尽的堪忧。因为他觉得这不是什么战争，但比战争还可怕。而可怕的要命之处就在于，眼前看不到一个敌人，自己却变成了众目睽睽之下的敌人，而且随时都有被掠杀的可能。因此，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父亲便屈辱地选择了“右倾逃跑主义”路线，给母亲撂下“我不能就这么死，我要活着”这样一句话之后，就乘那月黑风高之夜，从家里逃了出去。
　　 父亲在延安人烟稀少的森林里，跟一个护林员躲避了一年多之后，听闻他们“反修煤矿”内部的几派造反势力，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誓死捍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伟大革命口号鼓舞下，实行了工人阶级革命群众“大联合”，并对本厂原有领导层的革命斗争，也大有缓解。因此，父亲才又钻出森林，小心翼翼地，一路打听着，返回家来。
　　 那天，父亲灰头土脸、胡子拉碴地走进家门时，一岁多的梅，正扶着坐在炕头做针线活儿的母亲肩上，挪来晃去地学走路。或许，一切都是源于血缘相通的缘故，当父亲走到炕栏边时，梅竟然睁着自己那一双毛格闪闪、水格灵灵的丹凤眼，一点都不显胆怯、陌生，而且很是奇怪地喃喃吱语，连着叫出了“爸爸，爸爸”的声音来。
　　 哦，父亲被梅这稚嫩的叫唤，突然地暖透了心。他愣在地上，看了看自己的这个女儿，这个后脑勺很大，分明是严重营养不良的丑女儿，不由得双眼湿润，一把将她抱起来，紧紧地贴在了自己的胸口上，一任泪水涌流。
　　 自此，父亲便很看重梅这个排行老四的女儿。只要一有闲暇时间，父亲就会抱着梅玩。有时还会在开心中，将梅高高举过头顶，连连逗着梅说：“我的丑女女好聪明哟！我的丑女女好聪明哟……”
　　
　　 在随后的两三年里，父亲所在的“反修煤矿”，像全国所有的厂矿企业一样，也彻底停产闹革命了。所以，父亲这个军人出身的工人阶级，便自觉下放到我们一家人所在的生产队，积极参加农业社的生产劳动了。
　　 农业社的活儿很累人，但每当收工回到家要吃饭的时候，劳累了一整天的父亲却像一点儿也不累，总是见他要先把家里的笸箩端来，放在炕中央，然后再亲着、抱着梅，将梅放进那笸箩里后，才会端起饭碗来，同母亲与姐姐哥哥围坐在笸箩的四周，挑出碗里最好吃的杂粮面节，很是耐心地，一口一口喂梅吃。大家吃饱了，母亲去收拾锅碗瓢盆，父亲躺在炕上没休息一会，有线广播就又响了起来。于是，父亲就又会将梅抱在自己怀里，不厌其烦地教梅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或者《东方红》。其实也不能说是父亲教梅唱，而应该说是父亲领着梅，在跟着广播唱。就这样，在父女俩和着有线广播里那满含激情的颂歌声中，梅常常会唱着唱着，就会慢慢地带着笑容，睡着在父亲的怀抱里。
　　
　　 梅三岁的时候，妹妹出世了。
　　 与此同时，父亲也回到了原单位“反修煤矿”，又成为了那真正的、“必须领导一切”的工人阶级了。父亲属以工代干，在矿场上也算小有职权，具体掌管着过称工作。
　　 父亲重新工作的第一个月，家里的生活状况就较前大有好转。尤其是妹妹，每天便有了一个鸡蛋的待遇。但梅却不行，因为母亲说，梅已经长大了。这便使梅感到很伤心。她觉得母亲对她极不公平，自己还这么小，怎么就能说是已经长大了呢？所以，每当看到母亲给妹妹喂吃鸡蛋的时候，她就一边咽着大口的口水，一边却认为那鸡蛋便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以致后来，到自己真的长大成人之后，每当想起这事来，梅心里依旧感到有些委屈和忧伤。她想，尽管那时遍地赤贫，家家穷困，但一个泱泱大国不优先考虑人们最基本的生存活命吃饭危机，和儿童的身心健康安全成长问题，却要一次接一次地大搞那些没完没了的人整人的政治运动，难道这符合天理纲常吗？难道“与人斗”真的可以“其乐无穷”吗？想到自己小时候的窘迫，她好像忽然明白了那是自己对相对论的亲身实践。她想，自己三岁了，没有鸡蛋吃，是因为自己比妹妹大；妹妹在三岁的时候，仍能有鸡蛋吃，那是因为妹妹是家里最小的；而凡事自己都应该让着妹妹，则是因为自己比妹妹大；而自己应该听姐姐哥哥的话，却是因为自己比姐姐和哥哥小。
　　 至今，梅都清楚地记得，小时候每到傍晚，她就会坐在自己家园硷畔上的石凳上，一边想着自己应该长得更小一点，比妹妹还要小；要么就长得更大一点就好了，一边却在等着父亲回来。妹妹也常来等，但一般情况下，妹妹没有她有耐心，等不了多长时间，就跑回家去了，而她却会一直坚持下去。
　　 对面山路上的一声咳嗽，她便能够准确地分辨出父亲的声音来，于是她便兴奋地喊一声：“爸——爸——”。随着对面山路上父亲的一声回应：“噢，梅——娃——”，她便雀跃着跑去迎接。“嫑过来。嫑过来。小心跌倒！”父亲焦急地提醒着她。但是，有什么还能阻止得了一个孩子小小的心灵对爱的渴望，对那些可口的好吃的东西的向往呢？
　　 就这样，每次梅都能够从父亲的手里或者衣兜里，惊喜地要么会掏出来一个苹果，要么会等来一把花生，要么是几个柿饼子，印象中从未落空。有时，等着等着，不知不觉中，梅便趴在石凳上睡着了。而次日天一亮，眼一睁，父亲早已又去上班了。可是，母亲却会掀起梅的褥子的一角，立时，一小堆可爱的红枣，或者一把诱人的糖果什么的，就会出现在梅的眼前。那是父亲头天晚上，给她和妹妹这两只馋猫带回来的美食。母亲看着梅满脸的欣喜，就说：“吃吧，你妹妹的在她的褥子下。你爸爸走到哪儿，也忘不了你们这两个小丑妖怪啊。”
　　
　　 那年，梅大约长到了六岁大小，她就觉得自己真的已经长大了，就不再愿意像早前被外爷牢牢看管在家里的那样，过那种受人约束的日子了，而时常想要走出去，走出村庄去，见识见识外面的大世界。她听人说，离家四五里路程的镇上，每逢集会，就会花红柳绿，人山人海的，特别热闹红火。而更为招人眼馋的是，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东西都卖着，尤其还卖着据说是很好吃的烩粉和油饼子呢。因此，她就谋划着，想到镇上去串串，看看。她决定在一个集日，背着母亲独自到镇上去串，去看。因为，她知道每个集日上，父亲都会和他的同事与朋友，一道去镇上喝酒。所以，她就想到镇上去找到父亲。这是她的主要目标任务。她想只要在镇上找到了父亲，自己保准就能够吃到那据说是很好吃的炒粉。对，还有那油饼子。
　　 这样想着，她就很兴奋。而她也不怕什么坏人和反革命。因为那时候，她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坏人和反革命的概念。她认为坏人和反革命都躲在电影里，一看就能认出来。周围哪儿会有呢？要有也就像外爷那样，完全是被别有用心的人在恶意陷害。外爷有多慈祥，多善良，别人不知道，她还能不知道吗？她想外爷那“地主分子”的帽子，戴的实在是太冤了。真是太亏人了。如此想着，她就在母亲和姐姐哥哥毫无觉察的情况之下，焦急地等来了、盼来了镇上逢集的日子。
　　 然而，当她兴冲冲独自一人赶到集镇上，在那尘土飞扬的人群中，随着如潮涌动的人流的涌来推去，推去涌来，大瞪着眼睛这瞧瞧，那看看，不知费了多大的劲儿，直至汗水将那张落满了尘土的小脸，洗刷的沟壑纵横，面目全非，她都没能够找到父亲。
　　 眼看夕阳就要西下了，她又累又饿又狼狈，不得不死了心，灰灰地走上了回家的路。而临到大理河畔时，她才忽然看到父亲和他的几个工人阶级弟兄，谈笑风生地朝她迎面走来。
　　 显然，父亲像是才下班，才去镇上。那几个父亲的工人阶级弟兄，梅曾在之前见过几次，都和父亲是“反修煤矿”上的同事。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父亲便叫梅管他们叫“干大”（干爹）。此刻，梅见几个干大簇拥着头戴公家发的火车头帽子，身穿公家发的栽绒翻领棉大衣的父亲，气派得就像电影《南征北战》中的部队首长一样，昂首挺胸，健步前行，立时，她便委屈似的，喊叫了一声：“爸爸！”父亲循声一看，顿时一惊，接着呼喊了她的一声乳名：“梅——娃——”，就伸开双臂朝她跑来，蹲下身，一把就将她揽进怀里，连连惊讶而担心地问她说：“你怎么在这儿？你去哪儿来来呀？”见梅垂头丧气的样子，不说话，父亲就停了下，换了种语气，和蔼地说：“没什么了不起的。要么你跟爸爸到街上去，我们去买好吃的。”这时，梅便稳定了情绪，抬头望着父亲，心里感到暖暖的，十分甜蜜，真想立即答应父亲到镇上去。难道这不正是自己所渴望、所企求的吗？她想。但她却又想到了母亲。害怕母亲说她人小心大，从此限制她的自由。所以，最终她还是对父亲摇了摇头，傻笑着说：“爸爸去，我不去了。妈妈在家等我哩，我回去了。”说完，她就从父亲怀里挣脱出来，也不再管父亲继续喊她去街上，头也不回，只管迎着夕阳那金色的光芒，朝家的方向跑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