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人编著的《百忍经》“谄之忍”说：“上交不谄，知机其神，巧言令色，见谓不仁”。这前两句是易辞上的，后两句大概是孔夫子的话。意思是与地位高的人交往不阿谀奉承，可说是悟到了交人的关键。花言巧语，察言观色，被讥讽为不仁的小人。可见阿谀奉承和花言巧语被古人视为谄。庄子在他的《渔父》中对于谄的解释更是一针见血：“希意导言谓之谄”，意思是揣摩别人的意思说话就叫谄。想想也是。言语很动听，观察别人的脸色，尽力修饰言行，用来取悦别人，人的欲望就能得到满足。因为如此，历史上才会有许多不顾仁德的人和事传下来令人深思。
　　 朱元璋在金水河边钓鱼，半晌不见鱼儿上钓，十分烦恼。陪钓的大才子解缙连忙躬身上前，赋诗一首：“数尺丝纶入水中，金钩抛去永无终。凡鱼不敢朝天子，万岁君王只钓龙。”本来十分烦恼的朱元璋听了解缙的诗句，脸色由阴转晴，心情逐渐快乐，于是对解缙愈加宠爱。明明是垂钓地点选得不准，或时机把握不好钓不着鱼，却被解缙解释为“万岁君王只钓龙”。解缙不愧是大才子，善于察颜观色竭尽说好话，从而得到主子的喜爱，使龙颜大开，得到了加官进爵的丰厚回报。解缙毕竟是用自己的才情恭维皇帝老子一番，且无伤大雅，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时代实在是无可厚非。但是明代的另一个巧言令色的故事就令人不齿了。
　　 户部侍郎王佑长得漂亮，却不长胡须。当时太监王振掌管司礼监，勾结内外官僚，擅作威福，权倾朝野，满朝大臣多称他为“翁父”。这王佑更是对他曲意逢迎，献谄拍马，拜这个被阉割而断了香火的宦官作干爹，自己心甘情愿当了干儿子。一日，王振瞧着这位嘴边无毛的干儿子问：“侍郎，尔何无须？”王佑答得特有意思，曰：“爹爹无须，儿子岂敢有须”！中国封建社会的宦官太监者流是皇帝及后宫妃嫔的贴身亲信，他们依仗着主子至高无上的权力，便能拉大旗作虎皮。指鹿为马的赵高，九千岁魏忠贤，大太监李莲英、安德海等等怪物，常常假传圣旨、结党营私、残害异己、卖官鬻爵、鱼肉臣民，甚至于杀害皇帝另立傀儡操纵朝政。宦官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的特殊权威。按说被阉了不算什么东西，却是炙手可热不可小觑的东西！因而这就怪不得嘴巴没毛的王佑，如此淋漓尽致地表现对宦官的献谄，让人欲哭无泪，欲笑无声。是该为王佑的人格悲哀还是应该耻笑造成这种现象的时代呢？
　　 仅仅停留在话语上献谄，倒也情有可原。史上最令人不齿的恐怕要算易牙竖刁了。《史记》里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管仲病，桓公问曰：“群臣谁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对曰：“杀子以适君，非人情，不可。”公曰：“竖刁如何？”对曰：“自宫以适君，非人情，难亲”。读后毛骨悚然。易牙为了献谄于齐桓公，烹了自己的儿子让他尝鲜，管仲说这不是人之常情，易牙既然能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儿子，又怎么会爱国君呢！竖刁为亲近齐桓公居然自己阉割，管仲认为人之常情没有不爱自己身体的，竖刁既然能如此残忍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又怎么会爱国君呢！于是管仲临死前把易牙和竖刁都驱逐了。失去了这两个人，齐桓公吃饭不香，心里不痛快了三年，埋怨管仲太过分，又把两人都召回来了。
　　 结果，三年后齐桓公病重，包括开方在内的三个被管仲定义为“不可”、“难近”、“难亲”的献谄者，最终决定了齐桓公的悲惨命运。齐桓公病重之际，易牙和竖刁相继发动政变，堵塞宫门，筑起高墙，不准出入。有一个妇人趁隙
　　 翻墙而入，齐桓公要求吃饭，妇人说没有。又要求喝水，妇人也没有。蒙在鼓里的齐桓公这才得
　　 知了易牙和竖刁的阴谋。可是悔之晚矣。只好用衣袂蒙面而死。死后两个多月都没有埋葬，尸虫泛滥，都流到门外了。齐桓公不听管仲的劝告，堂堂一国之尊，第一霸主，竟然落到用杨木门板遮盖尸体的地步，究竟谁之罪！
　　 献谄之徒的共同特点，是善于察言观色，投人所好，目的无非是获取功名利禄。这种人的私欲之所以可以一时得到满足，是因为有其适应繁殖生存的土壤，即使遗臭万年也无所谓。但是因为一个人的被谄而使国家民族百姓陷入灾难，就不是谄人的罪过了。亲贤臣远小人，治国如此，做生意如此，交朋友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