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教师节了，此时此刻让我再一次想起了我的小学、初中老师——李文江。他是我的本族，因为在弟兄们中排行老六，所以我称他为“陆爷”，陆爷早在2001年的3月就去世了，享年59岁，但他的灵魂却在我的心里一直活着。
　　 ——题记
　　 1973年在学习黄帅的“反潮流精神”下，我们上学没有课本，但我们从来就没停止过学习，那是因为我们有一群很好地“民办教师”。下条村的小学是建在村北头那座“大殿”的院子里，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大殿拆的只剩下那座恢弘的殿堂，而东西两边是后来修建的两排土木结构的平方，教师办公室只有一间房屋，除了东边的一间库房其它都分为一、二、三、四、五年级五个班的教室，当时学校的教师只有5位：祁典、李文江、张万平、祁舜、李文华，校长是祁典。他们都是民办教师，每月的工资由最初的5元钱到后来涨成了15元。教室办公室的窗台上一直放着一只铜制的铃铛，那个小喇叭似的铃铛摇起来传着清脆的“当啷当啷当”声，不管是上下课还是搞活动，我们都听它的指挥，除了上下课的铃声一样外，如果发出“当啷啷啷……”的连续声就表明是集合了。
　　 之前学校的教学内容有语文、算数（包括珠算）、毛笔、体育、背诵毛主席语录等，而政治运动内容一直贯穿于教学中，“批林批孔”的运动搞得如火如荼，我的陆爷李文江一直给我们带着语文和算数两门课程，毛笔的练习主要在自习课程中，语文的课程主要是描写英雄人物，有邱少云的故事、雷锋的故事等等，根本没什么语法分解、文学修辞等内容，陆爷确在教完课程内容后，附加了语法修辞的教育，而且还专门研究出了如何在语句中划分“主语、谓语、状语、宾语、定语、补语”的方法，至今我都记得滚瓜烂熟：
　　 “主宾前边定语白勺的，谓前状地后补得”。意思是主语和宾语前边必是定语，且用“的”而修饰，谓语前边为状语且用“地”后边为补语且用“得”而修饰。
　　 一天，集合的铃铛声响了起来，我们站在教室前边，校长祁典（笔者姑爷爷）给我们大声地传达着关于“学习反潮流小英雄黄帅的通知”，其原因是一九七三年冬天，在北京市中关村小学读五年级的黄帅，与班主任发生了一点矛盾，黄帅的日记和来信被各大报纸刊载后，她一夜之间被树立成了“反潮流革命的小创将”，接着开始了一场席卷全国的“教育革命”，紧接着我们上学没有新书本了，语文课程中陆爷让我们表面上不学习，到老农那儿收集农谚，什么，夏至不种高杆糜，熟记二十四节气等等，而晚上给我们重点加课程，而且学得基本是五年级到初中的语文课程，真是受益匪浅！
　　 陆爷的珠算相当出色，他上珠算课时在黑板上挂一个大大地算盘，那些算盘珠子带卡，上下拨动不下滑拨到哪停在哪，陆爷给我们教了“九九归一”法、凤凰单展翅、双展翅等等，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小算盘，每当上珠算课时教室里“哔哩啪啦”的算盘声不绝于耳，我们那时的打算盘技术和窍门当时在全公社的小学里都属于佼佼者。粉碎“四人帮”后，我们上初中时必须考试录取，我们学校的学生没有一个落下全部考上了初中，上初中时旧学校拆了，初中学校的地址就选在下条村另一处修建，全大队的社员出工出力，我们这些学生娃娃也承担了任务，抱石头、拓土块、砌墙，至今那个学校靠路旁的石墙就是我们砌的。成立初中后学校里调来了公办教师，而我们下条村的民办教师全部在初中里教书，陆爷照样给我们带着语文课，陆爷很少休息，即使严重的感冒也照常给我们上课，一次陆爷讲课时由于感冒，鼻涕不止，但他仍坚持着上课，他在向一位叫张文兰的女同学提问时，将名字叫成了“张兰文”，惹得我们下条村的学生们哈哈大笑，因为我陆奶奶的名字叫张兰文。
　　 由于下条村的初中办得好，教育管理严格，教学质量高，横梁公社其它地方的学生不管路途有多远，都愿意在下条初中上学，包括当时的干城、民权公社，横梁公社的小直沟、尖山、横梁山、庄浪等地的学生娃娃，1978年全县初中考高中时，我们下条村初中的成绩名列前茅，其中中泉子村的祁延忠，数学以105分（附加题10分）的成绩名列全县榜首轰动古浪。
　　 陆爷，我尊敬的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