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0月，县委宣传部的潘部长和教委主管人事的张主任，亲自用车把我送到二职高。踏进学校大门，展现在我们眼前的真是满目苍夷：蒿草食路，落叶遍地，臭水横流，蚊蝇肆虐，人迹廖廖，犹如年久失修的古刹。张主任解套说：这也难怪，开学一个多月了，老校长谢任了，新校长没到任，没人管啦！
　　 到任后，我首先想到的是办个厂，增加经济收入，以厂养校，提高“造血功能”；单靠“输血”过日子，也不是长久之计。
　　 在配备齐领导班子后，我决定办一个服装厂，并亲自命名为“三阳服装厂”,取三阳开泰之义，希望有好的效益。首先是资金问题，钱从哪儿来，只能靠借。但是，越是有钱的人，借钱越容易，越是没钱的人，借钱越困难，这大概是不破的定律。更别说到银行贷款了。最后只能以3分的高利，从私人手里转贷了2万元。接着从已经倒闭的县残联服装厂，以每台500元的价格购了10台旧中速平缝机，另外还购买了两台高速平缝机。然后，又到武汉请了一位据说曾给蒋介石做过中山装的汤姓裁剪师傅。同时，又在县电视台作广告，招聘缝纫工人。万事具备，只欠东风，那就是办理各类证件。
　　 这一天，我带着厂长到税务局去办《税务登记证》，工作人员说，教育上办厂，需要教委文件。我们只好返回，针对教委写一份《请示》；第二天，我又带着厂长到教委，办公室人员说，需要主管副主任签字，但副主任去外地出差了，得等两天。我们从办公室跑到职教股，问股长有没有红头文件头，他说有是有，题头字体不一样，不过可以试试。我们把材料放在职教股就返校了。
　　 隔了一天，我和厂长直接到职教股，一看文件打印出来了，喜出往外，赶忙跑到税务局。工作人员看了看我们的文件和材料，皱了皱眉，好半天没说话；她每皱一下眉，我的心就咯咚一下，生怕她提出什么新的要求。好半天她才说:“好吧，先放这儿，主管领导开会去了，需要他签字，；等他回来签了字，办好了，明儿我电话通知你。”我这颗悬着的心才落地。
　　 可是，“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等了不知多少个“明日”，电话一直没来，心里有点急。就像佛教里讲的“顿悟”一样，信徒不烧香，菩萨咋显灵?这时我忽然明白过来，我们还有一道“程序”没走完，那就是请客。
　　 这一天，我带了两个人，到县城碧海蓝天大酒店，订了一桌酒席；因不知道客人有多少，就找了一个有大桌的房间，8号荷花厅。里面有个大圆桌，可以围坐20多人。当教师时间长，一向与政府职能部门的领导很少有联系，说来惭愧，就连如何请客都不知道；这时，我想到了经办人。
　　 经打听，知道她叫桂琳。她30多岁，模样很俊俏，说话时语气也很柔和。我到税务局后，把她叫到门外对她说:“今天我坐东，请你们领导喝酒，我不便一个个的叫，请你负责联系。”然后我又告诉她具体地点，她满口答应。
　　 荷花厅在二楼。下班时间快到了，客人也陆续上楼来；这时，桂琳对一个稍胖的人说:“这是二职高校长。”又对我说:“这是局长。”我赶紧与他握手，把笑容堆在脸上说:“欢迎，欢迎。”局长大大咧咧地说:“哎呀，花钱干什么，没必要嘛。”我连忙说:“应该的，应该的。”一边说，一边给他让座。
　　 倒茶是餐厅服务员的事，发烟是厂长的事；我把菜单夹恭恭敬敬地送到局长面前，说:“你们平时喜欢吃什么，自己点。”这时，桂琳说:“瘦子点。”我这才发现在局长的左侧有一个瘦高个儿；只见他拿过菜谱，指着上面对身边的服务员说:“小笼蒸乳猪，用刀划开，不要太辣，多放点葱花儿、姜沫；火锅:霸王别姬一个，羊腰一个，牛鞭一个；大虾一盘，其余搞点清淡的，你们自己调。”服务员一边记，一边应着。既然是请客，也不能吝啬；我接着问局长平时喜欢喝什么酒，局长说:“哎呀，不要太破费，就喝一般的吧，就拿五粮液算啦。”
　　 酒、菜点完之后，看看客人到齐了，一共12位，其中4个女同志；他们高矮不同，胖瘦不一，但大多西装革履,文质彬彬。听说有不喝辣酒的，又要了几件啤酒和饮料，这才开始用餐。
　　 一时间，杯盏交错，唇到酒干；有的细嚼慢啃，有的狼吞虎咽。就在大家都脸红耳热之时，“瘦子”开始发言，他对身边的服务员说:“小姐，你有奶吗?”服务员忙说：“有，有，我给你拿。”说着她就拿来一瓶酸奶。“瘦子”说:“不是这奶，是你那奶。”话音刚落，笑声四起。有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接着问:“你知道羊腰儿是什么吗?”服务员说:“羊蛋。”众人又大笑不止。有一个50来岁，矮胖矮胖的男人问:“小姐，你知道牛鞭是什么吗?”服务员还是个小姑娘，已经涨红了脸，实在不好意思回答。这时大家开始起哄:“说呀，说呀!”幸亏老板娘来得极时，说道:“就是牛屌，是专门为你准备塞嘴的。”接着又是哄堂大笑。这时，只听一个女同志说:“你们男人就是不要脸。”
　　 我们当教师的，面对的都是学生，从来不敢说脏话粗话，甚至连一句不文雅的口头语都不敢带，现在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所以，面对一个小女孩，说这种难听的话，开始时还真是不太适应。但是，正如青年马克思说的，我们每个人只能适应社会，而不可能让社会适应自己。
　　 就这样，穿着西装革履，品着美味佳肴，说着脏话粗话，在这“不要脸”的笑骂声中总算把饭吃完了。他们临走时，我问桂琳关于“证”的事，她说明儿打电话。
　　 送走了客人，我们去结账:980元。前台小姐说:“98、98，马上就发。”
　　 此前，我们在腾厂房时，把后面6间仓库里的破烂门窗、山架、大梁、檩子等都处理卖掉了；把农场承包给了私人，将一头耕牛以900元的价格掉了。当时有人议论说:“新校长把牛给卖掉吃了。”但他们哪里知道，我们今天的一顿饭就不止吃掉一条牛。
　　 当时有句流行语：“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白吃谁不吃，大家都来吃。”其实，大家不懂的是，即使你不吃，你得给别人吃，不给别人吃，那你就成了“白痴”。我县有位副县长说，我国有近八千万党员，让他们到一个发达的小国家去吃三天，保管把它吃成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真是耐人寻味。
　　 从教师到校长有一个角色转换，转换后才发现，教师讲台的圣洁与官场酒桌的混乱是不可同日而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