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之一：红薯片
　　 “红薯片”在我的记忆里就似红军时代的“南瓜汤”，它让我们永远记住了那个艰难地岁月，又给我们这代人记忆的长河里写下了浓浓的一页……
　　 --题记
　　 1974年在古浪县的乡村道路上出现最多的是古浪县汽车队的解放牌“嘎斯车”，“嘎斯”是代号，前苏联汽车工业的支柱。是英文GAZ的音译，后来因为这个系列的汽车中国人广泛知晓，“高尔基”汽车厂也被我们中国人叫做“嘎斯”厂。
　　 从古浪县城到横梁、干城、新堡公社这段长达一百多公里的山路上，几乎每天都有“嘎斯车”来往，当时“嘎斯车”主要承担着给全县人民运输“救济粮”——“红薯片”的重任。跑山区的汽车有两辆，其中一辆车的司机是庄浪村的俞吉贤，他的车号为：25-40979，另一位司机叫党宝荣是干城人，那时我们这般年龄的人基本都是十岁左右，一年的吃粮多数靠救济度日，一日三餐除了生产队里分配的洋芋、小麦（极少）外，红薯片成了主粮，吃的久了我们知道那种薄而厚的“红薯片”吃起来是，除了生吃、烤吃外不知谁发明了“红薯片”的各种做法，为了让家里人吃出“花样”、吃出味道，将它用石磨碾成红薯面粉，可擀红薯面条、蒸发糕等，即使是主粮但也不够一家人“大吃大喝”，为了能吃饱肚子，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个能解决午饭的良机——“扒车取薯”，而我们看见“嘎斯车”就如“救世主”来了一样，兴奋的不得了，因为我们的“午餐”全靠着它……
　　 下条村坐落于大靖峡水库上游，从古浪驶向干城、新堡的车辆必经下条村中央穿过，经过村里的这段公路约2公里长且为上坡路，村里的学校紧靠公路，运输“红薯片”的车辆一般在12点左右必会到达，也是我们下课吃午饭的时候。学校的下课铃声响过后，我们一般大小的同伴在路旁慢慢地走，等到车辆爬坡的时候，快速奔跑接着一个猛跳，将右脚踩在车后拖车的铁钩上迅速上车，我专门扒俞吉贤的车，因为他是我亲戚，称他为尕爷爷，即使抓住了他也不会打我，有时吓唬一下就开着车走了，其实他也知道我们肚子饿，也知道我们中午扒车拿车上的红薯片。
　　 扒车也是一门技术活儿，必须掌握好车速、瞄准脚踩的位置且准确，不然就会摔跤。村里的祁子河、李能愉他们年龄、个子都比我大，但不敢扒他的车，常常杠棒（古浪方言，意思是鼓励、吹捧、纵容）我去扒车，记得第一次我扒车时脚踩空了，一个马趴摔得鼻青脸肿，一个红薯片都没拿到，从那一次我吸取了教训，通过多次的操练终于将扒车的技术练得熟能生巧，上车后立即将麻袋的扎口改开，装满书包，现将书包丢与地下，然后转身抓住车后栏，一只脚踩稳车下的拖车挂钩，丢开双手后必须随车的速度奔跑减速，接着将红薯片分给一块儿的同伴。我们都知道吃生红薯片绝不能喝水，如果喝了水一会儿就肚子涨且上吐下拉，所以我们边走边吃着红薯片，家里都不去直接回到学校里，一顿午餐便“自食其力”了，记得当时的校长祁典（笔者姑爷爷）知道后说我们是“小扒路”……
　　 就这样我们一直靠“扒车取薯”解决着自己的午餐，直至1979年再也没见过拉红薯片的“嘎斯车”了，如今想起那辆车牌号为25-40979的车，总觉得后面的“979”的谐音就是“救起救”，或许是上天的安排吧……
　　
　　 故事之二：挖地道
　　 60年代出生的我们，永远记得那时“挖地道”的情景……
　　 --题记
　　 1969年，在全民备战的紧张气氛中，中国积极转入了地下防御。全国大中城市普遍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活动，参加者数以亿计。“深挖洞、广积粮”运动几乎影响了整个70年代。据资料统计全国挖洞的轴长度超过万里长城，挖掘土石的体积超过了长城的土石方总量。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响亮口号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组长的中国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全国立即掀起了一场“深挖洞”的群众运动。“深挖洞”是一场真正的全民运动。人们以愚公移山的精神，用锄头、铁锹和斧子，挖出了一个个深洞。当年涌现出了很多挖洞标兵。
　　 那时我们这般五六岁的孩子，每天早晨便能听到祁会队长、张槐副队长，站在村西边的山上“嘀嘀嘀……”使劲地吹着哨子，“挖地道了……”大声地喊着，村民们便拿着洋镐、铁锹、背篼，推着自制的“三轮车”向西边的山上集中，然后根据各自的分工开始一天的劳动，我们这些顽童也跟在大人们的屁股后面看他们“挖地道”，他们总是“吓唬”说里面有妖怪之类的不让我们进去，其实他们怕出危险以免伤着孩子们，村民们除了春种秋收外，主要的劳动就是挖地道，有时晚上还要提着“马灯”加班加点地挖，我们村的地道从村庄最上面开始一个洞口（原李文仕家院子前），直到村庄最下边的（原生产队时的羊圈内）为出口，地道内有躲避道、上下暗道、死道（诱敌杀之）等等，地道大部分地方高宽约为三米，小的地方仅仅能容一人爬过，七拐八弯全长五公里左右，中间有几个出口，因为挖地道的山全是黄土从来没用过炸药，不知哪年挖成了这个地道，但记忆最深地还是七十年代我们在地道里打“土块仗”。
　　 放学后我们这些娃娃们便将村庄分为上庄子和下庄子，上庄子有我的几个叔老子组织，下庄子有李能蒯、祁子河等组织，两帮开始“打仗”，主要的“武器”就是土块，一次在上庄内地道里“打仗”时，我八爸李成武他藏在地道内的一个偏窑里，他是左撇子甩土块顺手一下撩出相当地准，我跑到地道口内张望，他认为是下庄子的哪一个，“嗖”的一声，一块土疙瘩“啪”地一下，不偏不倚击中了我的左眼，我大声地哭了起来，他跑出来一看我的眼睛已发青，他赶忙给连揉带说：
　　 “我以为是下庄子的谁了.....”他一个劲儿地解释着。
　　 “李文仕，李文仕……”，我连哭带“骂”地喊着八爸父亲的名字李文仕（我二爷），那个时候谁喊了自己父亲的名字，就代表了他在骂你，而村里“骂人”最厉害的还是比我们大十来岁的张勇、祁子海、李能谨、李佩武等这些我的长辈们，他们不管在何处，“骂起来”声音可大了……他们甚至喊对方时不叫对方的名字，直呼其父亲的名讳。一次我亲耳听到我的姑舅爸爸祁子海大声地喊我的另一个姑舅爸爸李能谨：
　　 “李强”（李能谨父）……
　　 “哎！”，“祁典……”
　　 李能谨大声地连答应带回“骂”，其实他们的“骂”或叫其父亲们的名讳，真正地并不是心底里骂人，而是一种关系密切的一种另类表达方式，从此后我们也听习惯了，再不觉得吃惊……
　　 地道挖成后我们也没见过打“地道战”，反而成了我们这帮人“打仗练兵”、玩耍的地方，有时候每到夜晚，大一点的小伙子们，在木棒上帮着皮轮胎或胶鞋底，点燃后走在前面领着我们串地道，跟在后面总觉得有点怕，每次溜完后只见每个人的鼻孔都被皮胶烟熏得黑乎乎的，长大了再也没进过地道……
　　 如今那些地道口早已被早年修公路时取出的黄土掩没，那弯弯曲曲黑暗悠长的地道仍在那座山的腹中盘绕，与大山的生命共存！那弯弯曲曲黑暗悠长的地道似如我肚中的肠道，虽然看不见一丝光明，但于我生命共存！
　　 每每回乡看见那座山，自然会想起山中的地道，地道里那群顽皮的孩童举着胶皮火把胆战心惊地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