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靠武装政变当上皇帝的。在玄武门之变之前，魏征的老板是太子李建成，太子是什么官?太子是王储，是国家接班人，是未来的皇帝。这时的魏征前途光明，为了太子稳坐龙椅，也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魏征建议杀掉威胁太子前途的老二李世民，可惜太子优柔寡断，结果反被李世民所杀。李世民杀太子的理由是：太子欲谋反，篡夺皇位。这是一个很冠冕的借口，太子的人马当然都成了反革命集团了，成王败寇是不破的定律，魏征接受审判在所难免。
　　 大局已定后，这一天，李世民要亲自审问这个反革命集团的重量级人物魏征：“你这个土包子，为什么明目张胆地挑拨我们兄弟关系？你死到临头，还有什么话可说！”这时，满朝文武都替老魏捏把汗，认为他必死无疑。谁知道老魏早有思想准备，只见他不卑不亢、从容不迫地说：“我说李世民呐，假如前太子听了我的话，哪还轮到你今天来审判我呢？”这时，满朝文武都认为老魏死定了，一点悔过表示都没有，还在这里大放厥词，真是死不改悔呀，怎能不死？出乎意料的是，太宗竟然“为之敛容”。只听魏征接着有条不紊地说：“我替老板打工，当然替我老板说话，你杀了我，我还落个忠臣的好名声；我的命没了，你呢，落了个杀害忠臣的坏名声，永远载于史册，那咱俩就是双输；不杀我，我捡条命，如果给点工作干，我还可以做个良臣，你呢，还可落个爱惜人才的好名声，那咱俩就是双赢。爱杀不杀，你就看着办吧。”
　　 果然，唐太宗不仅没杀他，还“厚加礼遇，擢拜谏议大夫”。
　　 那么，魏征果真是忠臣吗？如果把他的档案扒出来看看，他的这个“忠臣”称号就大打折扣。在他的整个工作过程中，先后自觉或不自觉地五次跳槽，换了五个总经理：他最先投靠反隋的武阳郡丞元宝藏；接着跑到瓦岗寨给李密当高管；李密投降唐军李渊，他随着也跟了去；不久，他成了另一支义军首领窦建德的俘虏，在这里，他并没有大义凛然的表现，更没有慷慨就义的准备，而是积极为窦建德出谋划策；窦建德失败后，他又回头投靠李建成。所以，他被当时人们嘲笑为有奶便是娘的典型。李建成失败后，他成了李世民的阶下囚；根据当时的形势，他再无路可走了，所以在李世民审问他时，他觉得成败在此一举，只好冒死一拼，结果，他靠耍嘴皮子获得了成功。
　　 那么，魏征哪来这么大的胆子呢？我们说他靠的是心理学：你李世民杀太子，杀太子就是杀了国家接班人，而这个接班人又是皇上钦定的，杀太子就是违抗圣意，违抗圣意是杀头之罪的。咱俩比比谁的罪大？你今天杀了我，指不定哪一天冒出个不怕死的，率众而起，揭露你搞武装政变，篡夺皇位，那你的丑行就会载入史册，你就遗臭万年了；不杀呢，我还是个招牌，还可以帮你掩盖罪行。当然，这都是他心里话，庭审时并没有说出来。他正是靠这种心理推测捡了一条命。
　　 李世民为何不杀魏征？他的想法正如魏征的推测：他要用魏征来掩盖他宫廷政变的罪行。按照儒家思想，他杀了自己的亲哥哥，还大兵压境，逼迫父亲让位，这当然是大逆不道的。留下魏征，就可以起到漂白作用。
　　 在后来的工作中，魏征的确尽职尽责了，以至于他死时太宗打破惯例，亲自到魏府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并对魏征的成绩作了极高评价：“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鉴，用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鉴矣。”
　　 在教科书上，魏征是一个敢于直谏的贤相，太宗是一位从谏如流的明君。其实，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上，从来都没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有的只是成王败寇的理念。当朝人写当朝史，粉饰的成份远远高于实际情况，他们粉饰这对君臣，无非是告诉后人，李世民篡权是合理合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