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老家的规矩，父亲的堂兄弟，比父亲年龄大的，我应该叫伯，父亲和比父亲年龄小的，我应该叫大。在我们蓝玉县细河大队第六生产队，支家是老姓，大姓，后迁住到我们队的人户都低我们一辈，这是古来的规矩，后迁来的同龄往往尊先住的人叔。我们支姓分两支，我们这一枝“志”字辈九个，另一枝“志”字辈兄弟十个，我们叫另一枝“志”字辈都按“名字+叔”的喊法，也可以用“绰号+叔”或“排行+叔”的喊法，比如我可以把志勋叔叫成“帽帽叔”，但父亲的堂兄弟绝不能喊绰号，我志勤二伯的绰号叫聋子，我们从来不敢喊，连想他这个名字都觉得不道德。
　　 二伯从小受孤离家出走。刚解放，二伯从队伍上回来，孤身一人，据说是从共产党的队伍回来，村上很重视，给他分了一眼很特殊的窑洞，我家最穷，父亲把我三姐过继给了二伯，帮二伯做饭洗衣，我便常到二伯家吃饭，虽只有十岁左右，二伯的事我印象却很深。二伯耳有些背，可能是枪炮声震的，跟他说话时，他要把脑袋伸过来，问两遍“嗯？嗯？”二伯鼻子有点大，有点红，中等身材，长得敦实，说话慢，其实他就不爱说话，给我吃个红苕，都是递过来，说“嗯，吃！”我爱去二伯家还有个原因是听说他当过游击队，在白鹿塬上打过仗，对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来说，一个在队伍上打过仗，而且是老解放军是多么有吸引力。
　　 那时候，我们那儿的人把当过兵的都叫队伍上的，解放前有军队经过都叫过队伍。二伯在游击队呆过，村上自然也就另眼相看，给他分了一眼特殊的窑洞，特殊是因为队上五家地主这里住四家，分別在二伯住窑洞的左右和前面，四家地主住的院子梧桐树多，院子潮湿，满院子的地主都不爱说话，院子阴气沉沉，二伯住进去，队上的干部们大概想借二伯的光辉压住牛鬼蛇神的阴气，让他们不敢乱说乱动。二伯住进去，走在院道中间我跟在后面，院道很窄，地主们便靠墙站立，面带微笑，等我们过了，才猫着腰走开，二伯不爱说话，地主们像等着地雷炸响一样等着二伯训斥自己，可这地雷迟迟不响，我开始还享受这点头哈腰和微笑，这些微笑尽管是挤出来的，但挤得很到位，反到觉得很亲切。后来，我便不觉得享受了，我有两个女同学长得洋气又白净，一个叫婉萍，一个叫宁君，我们很和睦要好，她俩也住在这个院子，让她们也挤笑容我便觉得太残酷，于是，看到地主们靠墙站着，我便走到另一边墙根低着头，二伯走路总是急匆匆的，抬着头，不让地主们低头微笑的时间太长，二伯的煤油灯点起来时，隔壁的灯光也跟着亮起来，也时不时传来浅语低笑声，二伯满意的鼾声代表着他对周围环境的满意。
　　 二伯的这眼窑洞特殊在它的位置，我们队上的窑洞和房子分两层，崖上一层为一组和二组，崖下一层为三组和四组，二伯的窑洞居于四个组的中间，第一层三四组的崖畔成拱形，二伯的崖脑居于拱顶，拱顶有五米左右宽，上挂着着队上的大钟，队长披着棉衣敲钟时像敲在二伯的脑袋上，二伯耳聋也不觉得闹，反正他是队上起得最早，上工最早的，我们家在第二层正对着大钟，大钟是队上的标志性建筑，谁站在那儿谁就是队上的权威，我们这一等子人的孩子王的名字常常盘旋在大钟下，军娃就是我们的娃王，每天饭点，军娃妈就在钟下高声喊叫“军娃——啊军娃，军娃——啊军娃”，我们要是回家晚了挨训时，这喊声正好传来，我们就正好找到回来晚的理由了，我们会说，你看，人家军娃还没回来，我们知道，军娃还在灞河里练狗爬呢，军娃虽然是我们的孩子王，但军娃害怕我二伯。
　　 军娃怕我二伯是因为我二伯是不认人的，队上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我二伯在队上的活路主要是看果园，我们队上有一片桃园，又大又香的蟠桃、利核桃，村内村外谁都垂涎三尺，谁从桃园过都把口水打几转再咽回去，二伯拿着个弹弓子在园里来回转，一有目标，弹弓子专打屁股一但中弹屁股非乌不可。最早中弹的是我二哥，二哥觉得是我二伯看桃园，实在经受不住白里透红的桃子的诱惑，大中午天气最热的时候匍匐着爬进桃园，摘下一颗最低的桃子，舌苔沉浸在香脆甜中时，突然觉得屁股火辣辣地疼，他中弹了，“谁家的崽娃子？”二伯低沉地吆喝由远而近。我父亲为此还和二伯大吵一顿，“咱自家的娃你也下狠手，你这伯是咋当的？”二伯在二哥屁股上给了一脚，“把你咬了一口的桃子吃完，下次再逮住你，你你还得挨狠打！”二伯说话有点结巴，回头对我大说，“队里分桃子时你少，少分一个，生产队的东西偷不得，咱娃偷了不——管，我还咋看桃园！”这事传遍队里，军娃也挨过一回弹弓，领教过二伯的厉害。
　　 二伯的活路是队上最稳定的工作，谁也不愿干，谁也干不了，二伯最后也就把命搭在这个活路上，这个活路成了他的死路。一九七八年二伯给生产队里看萝卜，冬天夜里下了霜，二伯听到有响动，穿起棉裤，披着棉褂子，从那个用玉米杆搭的草庵子出来，走到斜坡上，脚下的霜一滑，他便栽到地里，不知是碰到石头还是树杈上，便再也没有醒来。队里人把二伯用他睡觉的床板抬回窑洞时，他紫色的脸上一层冰霜，红鼻子青乌青乌的，我们家抬埋了二伯，三姐哭得死去活来，二哥也撅着屁股抬着二伯的棺材流着泪。二伯的窑洞里极其简陋，一炕，一炕桌，一轻便车子，一堆杂物，两床铺盖，两个破箱子，屋外有间灶房。我家为二伯花了丧葬费，也就得了这孔窑洞。二伯去世后三姐被照顾到渭南发电厂工作，这孔窑洞就归我住了。
　　 我住这孔窑洞，家里人几乎一致同意，一则大哥二哥成家了，我上高中了和爸妈住在一个炕上不方便，二则窑洞时间久了不住人漏雨渗水也要人看管，我住里边周围开始平反的地主也就打消了要回窑洞的念头。我住窑洞也有自己的打算，住窑洞避免父母唠叨，可以不洗碗，二伯神秘的革命经历吸引着我在窑洞里寻找遗物，譬如八角帽、五角星之类的。但住这孔窑洞也有极大的风险，一是恐惧，好像二伯的咳嗽吐痰声、瓮声瓮气的老在窑洞深处跳动，周围平了反的地主好像老在深夜里拿眼睛瞪着这窑洞的清净，这院道特别深特别窄，有四百米长的样子，黑咕隆咚啥也看不清。二是潮湿，一段时间不住人，炕上堆着麦糠，地下一堆杂物，不见太阳的时间长了，院子的梧桐树遮住了阳光，整个窑里黑暗潮湿，但为了有个自由的空间，为了寻找二伯的秘密，我打算在窑洞里住下来。
　　 我仔细的收拾屋里的杂物，除了几本发黄的《毛选》，没有收获，窑洞静静地任我翻找，我被一堆劈材乱树枝绊倒，我踢开树枝，靠窑墙根处一把大马刀规规矩矩的站着，大刀有一米三左右长，刀把上缠着小拇指粗的麻线绳，像二伯上坡时扎紧的裤腿，刀背处已大都生锈，依然厚重精神，刀刃依然严阵以待，寒意逼人，我想二伯深夜磨刀的声音也许对窑洞里的老鼠有震慑作用，不然，窑洞年久老鼠何以不多？这把马刀像二伯一样少言寡语心事重重，我端详着马刀，想着二伯和我的心事，马刀窑洞照亮了些许。
　　 起初我晚上走进窑洞有些恐惧，主要是院道长，堆有杂物，靠墙站立的苞谷杆，依墙根生长的杂树丛，有没回家的鸡狗猪躲于其中，在我不注意时窜动，会惊醒鬼神的故事中坟堆上的萤火。惊魂未定回到窑洞手哆嗦着打开铜锁，窑里一片漆黑，用脚步丈量着，摸索到炕沿的火柴，点燃煤油灯，煤油灯一亮，大马刀也就睁开了眼，忠诚的看着我，我也便开始与马刀对话。
　　 我问的最多的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二伯长的不像潘冬子，脸上没有酒窝，为什么大家会说他是红军？第二个问题是，二伯为什么打仗干革命了，却回来看果园？第三个问题是，二伯一辈子幸福吗？马刀对这三个问题也无言以对尴尬地看看我，只是给我壮壮胆吆喝恐惧走开。我只好自己回想周围人的言语，自己寻找答案。
　　 二伯自小成孤儿，吃不饱饭，当兵了，有碗饭吃，起先在保安队也许是土匪里，受人欺负，不善言谈，知道受欺负的滋味，也欺负不来人，到了革命队伍里，受人尊敬，二伯说过，解放时，他们睡在街道上，老百姓第二天早上瞪着眼睛看着自己，那眼神里，充满了钦佩与感激，打仗时，官兵同命，互相关爱。二伯说这话我能想象到他背着大马刀激动的神情，他是革命队伍中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军人，不打仗了，也就是一张介绍的纸条，又回来种地，半辈子还是个老兵，他把大道理都听完了又交给了军官老师，只是街上那感激的目光点燃了人生的道路，坚持原则，多做好事，人们就会付给他感激的目光，这就是我看到的革命军人的样子，电影里看的总落不了地，二伯在部队里耽搁了婚事，耳聋不语影响周围女子对他的好感，照顾好女儿，看好果园，就是他要做好的事。他就像一片云，聚在一起天就下了雨，人们感激于神的布施，却很少看云的孤独，人们感慨于大海的波澜壮阔，却不知道每朵浪花的名字，他们便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老兵，我想二伯也和浪花一样参加了革命，掀起了波浪，从不以波浪自居，一场社会变革，是无数个鲜活的生命付出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二伯也只是变成了背着马刀的二伯，受人尊敬，就是人生的目标。当兵时往前冲，看果园不徇私情，没有现时的聒噪与奢望，这就是二伯和他的马刀的责任。
　　 在一个纪念军人的日子我想起了二伯和他的马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