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命运坠入低谷，是母亲检查出了癌症。我不得不放下一切，停下来守着她，给她治病。
　　 母亲单位是大集体，没有医保。住院费要自己全额承担。磁共振检查，转院，筹措昂贵的住院费，我不清楚我是如何熬过来的。那时候弟弟正考大学，妹妹刚参加工作。父亲供养妹妹、弟弟的上学，还要赡养多病的奶奶，经济很拮据。我毅然向销售公司两位驻外经理求助，他们慷慨解囊，连夜让家属把我借的钱送来我家。虽然压力巨大，但在母亲住院期间，我和母亲的关系，却非常亲密起来。我激动又难过，常常使我落泪。那时候我只有传呼机，还没有个人手机，不能预约去探视她。几次我到了病房，她正安安静静地睡着了。我换父亲出去逛逛，静静地坐在病床边等待，母亲的皮肤白皙，几个月的养病，手就像婴儿般细嫩、光滑，我摸着她的手，她睡梦中的眉梢缓缓舒展，像是溢满了笑。我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
　　 住院半年，经过了前期的各种治疗和专家会诊，母亲的脑瘤长在左脑和右脑的交叉神经处，最终确定了手术方案，母亲做了脑动脉血管瘤摘除术。手术很成功，但暂时留下了后遗症，左眼睑下垂，手脚都不灵便，得架着她走几步。父亲教她打太极拳恢复，并做着化疗。中间有那么几年幸福的日子。
　　 七年后母亲的癌细胞严重扩散。她的下肢严重受脑神经压迫而致坏死，在我陪伴她的最后时光里，发生了挑战我心理极限的一件事。某日我和弟弟合伙背负她下楼透风，她的腿在门框上刮蹭了一下，顿时血像雨流一样，嘀嗒不止。我立即返家拿了剪刀，纱布，胶布，云南白药。弟弟在处理伤口，我蹲下来看到那么多血，顿时眩晕。弟弟要棉纱，我哆嗦着，闭着眼睛递过去棉纱。弟弟专注地在止血，我闭着眼睛颤抖着，手里的棉纱怎么也递不到他手上，弟弟忽然大喊一声：“棉纱！”我惊得立即睁眼，把棉纱递过去，弟弟给伤口上了药，把棉纱折叠好，用胶布固定好，我剧烈颤抖得几乎倒地，看着弟弟沉稳的动作，我对自己的懦弱和无用的自艾，旋即大哭。这是我果断在市场拼搏之外，第一次感觉到真切的、悲凉的无助。那一天我发誓：无论如何，我要克服晕血的毛病。之后我真的数次挑战自己，母亲不在了的几年后，我真的不晕血了。
　　 母亲病重后期的一天，我和母亲断断续续地聊天，母亲有些许的欣慰，苍白的脸上，硬挤出一丝笑容。我转过脸不敢一直看她，她的眼睛悠悠地转了一圈，似乎若有所思，渐渐抬起头，费力地看着我，郑重地对我说：“你呀，我要是不行了，你要记得我给你说的话！”我的心顿然沉了一下，不能接受她“不行了”的结果。我没有应答，立即岔开了话题。母亲摸索着摸向枕头底下，吃力地摸了半天，也没摸着什么东西，我问她摸啥？她回答：“给你写的信。”我很从容地伸手到她的枕下，摸出一封已经封口的信，是父亲洒脱的行草笔迹，想必是母亲口述，父亲代书的遗书。我没有立即打开，我不确定我当着母亲的面，读母亲的临终嘱托，我会如何失态。
　　 母亲睡着了，我去我的房间打开这封信。读到第一句手就颤抖起来，母亲说她口述，父亲执笔，给我写这她生命的最后一封信。信纸在我手里抖得看不清字，我停下来，看着窗外，平复了好一会儿，才拿起信继续阅读。母亲嘱托我的脾气不好，要改；嘱托我做事不要那么拼命，随大流就行；嘱托我要照顾弟弟妹妹。我感觉我的心被戳了一个一个的窟窿，疼得剧烈抖起来，眼泪溪流一样淌着，我不能挽救母亲生命的无能为力，沮丧又无助，我就那样坐着，手脚渐渐失去知觉……麻木了我的大脑后，我就那样全身僵硬“定”住了。父亲下班回来发现了我的异常，看着掉在地上的信，才揉着我的手指，尽力掰开，按摩着我的胳膊，努力让我恢复知觉……
　　 母亲后期几乎只能喝米汤，我给母亲喂米汤，看着她一天不如一天，看着她的生命之花在我眼前一点一点地枯萎。那是一种我没有语言可以准确表述的感觉。
　　 后来母亲去世了的一段时间，每到黄昏我就不由自主地出门，沿着公路走，走很远很远，车辆在我身边“呼呼”而过，我好像看不真切，也听不真切，直到我走得筋疲力尽了，在路边席地而坐，清醒了又走回家。过后回想，那是一种我想随母亲而去的下意识行为。
　　 父亲去世五年了，期间我写过四次父亲。母亲去世十五年了，我从来没有一次写过母亲。我对她的感情，不像对父亲的感情那么单纯，我对父亲只有欣赏加崇拜，父亲睿智地指导我的工作和生活多年，我常常感念他。
　　 我知道我对母亲有着深刻的感情，我恨过她，爱过她。写与不写，她都是我生命的至重。我愿母亲下一世强势一点，幸福多一点。如果可以，我愿意下一世以一个长子的形式，出现在她的生命里，做一个有能力的人，好好呵护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