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我们小学入学的年龄也是七岁，原则上六岁不许上学。父亲看我还算“精溜”，就在六岁时把我送到学校跟着一年级先“跑跑”。小学校离家不远，只有二三百米。几间草房，坐北朝南，稻草屋顶下的是有些破败的土墙；老师只有一位，学生二三十个。老师（我们都叫先生）瘦瘦高高，说话慢条斯理，讲课时不时会在句尾用一个“哪”的语气词停顿，因而常有学生在背地里“哪，哪”地学着先生的语调。先生的年龄与父亲差不多大，论辈分却是我的本家哥。队里人没老没少都叫他“金国先生”。二三十个学生，分成一二三年级在一间教室。学桌不够，就十多个学生围着不知谁家的一张饭桌上课。老师先教一年级，布置了作业后再教二年级；二年级教了，再教三年级，依次循环。后来才知道，这种教学叫做复式班。
　　 先生看我年纪虽小，学的却是有模有样，进步很大，于是就让我做了一年级的一个小干部。不时让我到黑板前手持小棍带着一年级同学朗读。我们那时入学还不像现在是从暑假开始，而是过年时寒假后开始。那年夏天下了很多雨，以至于教室的后墙，在一个雷电交加的雨夜轰然倒塌。我们第一天放晩学时还看教室好好的，早上到学校时却惊见整个后墙已经没有了，幸亏墙倒时学生都不在校。虽然如此，却仍在这样没有了后墙的教室里上课。有一天上课时，我拿着小教棒站在黑板前正领着一年级的同学读着“天上星，亮晶晶，站在桥头望北京。望到北京天安门，毛主席是我们大救星”的儿歌，教得正起劲，不料一个土块从已倒塌的墙后飞出来，重重地砸在我的左额，鲜血应声而出。我扔下教棒，捂着前额，哇地哭了。正在批改作业的先生连忙查看，并往教室后望去，一个姓李的学生仓惶而逃。先生看我只是前额的外皮破了，无有大碍，这才放心下来。当然，那个高年级的学生自然由先生告他的老师那里，狠狠地被“处理”了一顿。
　　 在这样的危房中上了一阵课，先生与大队干部说，房子倒下来砸着学生可不得了。大队就让生产队腾出两间库房做我们的教室，于是我们就抬着桌子，搬着凳子搬到了我们队的社场上。社场是整个生产队庄稼成熟了打稻打麦的地方。四间砖墙草顶房门朝南，六间土墙草房门朝东。朝南的是仓库，朝东的南边四间是养牛的牛屋，北边两间原来也是仓库，现在被腾出来做我们的临时教室。这两间教室又低又矮，又破又湿，但因为没有其他的空房，因此只好将就着用了。
　　 社场的南边是一片不深的水塘，水边则是一片农田，这些农田是春夏之交育秧苗的地方。育了秧苗以后就闲置着，因而总有不深的水积着。冬天来了，地里结满了冰，我们最快乐的就是在水地里去滑冰。或紧跑几步，突然站住，一下“哧溜”好远；或一个蹲着，一个推着，在冰面上滑行；或将自带的小板凳面朝下，坐在上面左右脚蹬着前滑。因为这是一片农田，水并不深，而且天又冷，冰都已上到底，并不存在安全问题，所以先生对我们滑冰并不怎么过问，那里，成了我们真正的天堂。下课时我们会排在墙根“挤盐豆”取暖嬉闹，也会捧起左腿“斗鸡”，还会不时钻进那又臭又骚的牛房里逗一会小牛。
　　 我们这个大队以我的姓为村名，所以来自本大队的新先生也是本家，先生叫海洋，大家都叫他“海洋先生”。他个子也瘦瘦高高，常背个从部队带回的黄帆布包，整天笑嘻嘻的一点都不“坏”。有几次我竟调皮地在他改过的作业上用铅笔描他的红字，他打勾，我也画勾；他打叉，我也打叉；他打“甲”我也画“甲”。海洋先生把我叫去处理了一顿，又告诉与他同学的我小爷，回来后小爷自然又把我狠狠训了一顿，我这才彻底不敢了。
　　 三年级开学时，先生又让我们搬到五六里外的学校去。我们只得扛着桌子，搬着凳子进行又一次的迁徙。这是一所已有几十年历史的老学校，破败不堪，厕所的墙都己倒了不少。一路上的沟边长着很多洋柴。这种洋柴应该是外来物种吧，外表与本地芦苇相像，却更高更粗。虽然它们又高又粗，但其实华而不实，除了搭搭豆角架子之类，并没有什么用处，因而我们并不喜欢它们。先生姓洪，我们都叫他洪先生。洪先生态度十分和蔼，教学很有方法，因而我们都很喜欢他。在这里读了一年，四年级时我们又搬到了建在靠近国道旁的新学校，在这里，我们一直读到初中毕业。值得一提的是，这三位老师不仅教过我，还教过我的孩子，是我们两代人共同的老师。
　　 小学五年，就搬了四个学校，那是真正流浪的小学了。那些迁徒里有淡淡的苦涩，也有温情的回忆。十多年前，在老家，特地将一直保存着的那只陪了我小学几年的板凳带回家中。那墩实的身材，那憨厚的外表，那五十多年前用刀子刻下的名子仍然依稀可辨。看到了它，那些坐着凳子滑冰，扛着凳子迁徒的场景在脑海里顿时鲜活生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