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海滨城市利物浦的公共墓地里，一座外形状如利剑欲刺苍穹的陵墓中，长眠着一位中国人。寒暑交替，斗转星移。至今，这座陵墓矗立于此己经有一百年了。虽历经百年风雨侵蚀，但铅灰色石块砌成的墓碑上，仍清晰可辩地镌刻着：“中国蹈海烈士杨公守仁墓”。墓陵为何人所立似乎已不可考，但据史料可靠记载，墓陵的修建应是民国初年由国民政府指派的人施工建造的。
　　 恐怕没人统计过，上上个世纪未以及上个世纪初有多少华人因各种原由离家去国，如蝼蚁般散落在欧洲的各个角落的苦难经历。他们有的通过辛勤劳作，与当地的社会融为一体；有的或因求学，或因政治原因浪迹天涯，直至长眠在异国的土地上。陵墓中的主人显然属于后者。这座墓陵沫浴着历史和自然的风雨，依傍于大西洋海湾向东方遥望着自己的故乡——中国。
　　 这是一位具有什么传奇色彩而又客死他乡的旅欧者？
　　 这位旅欧者身后遗有一女克恭，一子克念。按中国人传统的称谓，对外婆的父亲，作为晚辈应将其称之为“老外公”。他，即是笔者的老外公。幼年时承欢外祖母膝前，曾很多次听她老人家讲过老外公“毁家革命”和“海外筹集革命军费”的故事，也曾只爪片鳞地读过一些记载老外公的历史资料。对于老外公的想象，大脑中存留下的是除了敬畏还是敬畏。很多年来，曾不止一次地想过作为其后人为他写下点文字，要么是赧颜于自己的学识浅陋，恐难描摹先人形象之万一；要么自愧建树平庸，对先人恐有掠美之嫌，总有惴惴然的理由不敢握笔，生怕自己笨拙的文字玷污了这位令后人景仰的先祖。我常常想，一代人如一阵风，在自己的人生疾行中裹挟了下一代的几个、下下一代的数十个，冥冥中总会企盼子孙们继承先辈遗落的期盼和心思，至少，总应该还记得有这么一位先祖罢。我算是见过这位先祖长女的人，幼年的耳畔常常流淌着他的那些古老而动人心魄的故事，这些故事渐行渐远地敲击着我的耳鼓，一如山谷中濒弱的回音。于今，外婆也故去多年，唯一能搜寻到先祖在历史过往中的痕迹只能如同考古者那样悉心联掇那些史料的碎片。我敢断定，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只怕对先祖更加毫无印象了。在辗转徘徊中，也就踏进了一条俗得叫“抢救”的胡同中去了。于是，我写下了这篇追忆。
　　
　　 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未，笔者外婆杨克恭携当时仍属幼儿的我参观湖南烈士陵园，在中国近代革命陈列馆参观时，一眼瞥见一帧西装花结的男子照片时，外婆竟泪水盈眶，不能自已，嘴里喃喃地嗫嚅着什么，当时令我大惑不解。
　　 及至我长大成人，从外婆的嘴里才陆续拼凑出先祖清晰的历史图案——
　　 先祖杨毓麟，另名守仁，字笃生，号叔壬，笔名寒灰、樵印寒灰、三户愤民、湖南之湖南人。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生于长沙县高桥一个家道殷实、人口众多的望族之家。早慧，很小即入长沙城南校经书院读书。先祖幼年即勤奋好学，遇事多思，很为校中老师同学拥戴。他尤其喜爱文学历史，留心经世之学，注意时事。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是中日甲午海战硝烟散尽，维新运动兴起之时，全国各地学子为救治民族沦丧纷纷办报宣传鼓动维新运动。当时盛行于湖南的《湘学报》即刊载了杨毓麟不少重要的文章，他和唐才常、邹代钧成为了该报重要的撰稿人。并且受学人拥戴，是时担任了湖南时务学堂教习。
　　 先祖杨毓麟在长沙城南书院读书的这段时期，结识了后来同为湖南名人的同学杨昌济（即杨开慧之父）。虽说两杨同为族人，先祖小杨昌济一岁，在族中却小二辈，先祖应称杨昌济为“叔祖”，长沙城南书院成了他们建立深厚情谊的友谊之桥。
　　 杨昌济对先祖印象极好，曾向人介绍先祖“幼颖悟强记，年十二、三已遍读十三经、史记、文选及各名家诗古文辞。十五岁补博士弟子员，后肆业湖南省城之岳麓、城南、校经三书院，益泛览国朝人经说、本国文学、历史，尤留心经世之学，欢迎人所著关于时事之书，独具深念，辄感愤不能自已。”一八九二年的一个日子，杨昌济专程去城南书院看望杨毓麟，俩人抵足而眠，畅谈学问，纵论时事，忧愤天下。此次交往成了杨昌济一件印象深刻且颇为快意的事情。后人读杨昌济写的一首诗佐证了这件事：
　　 一夜城南宿，阿麟文战酣。抛书谈杂事，携伴上青山。
　　 棋借钱为子，床连睡为安。清明好事节，何惜醉愁颜。
　　 两杨所处时代：中国的天空阴沉欲坠，清廷腐败昏聩，官吏贪邪自保，百姓生活于水火之中，外敌窥视，蚕食中华肌体。正是国事多艰，民族濒危之际。他们幼年即饱读“匡时治弊，一济苍生”之类书籍，立志以天下己任，愿蹈仁义而赴水火，抱忠信而出波涛。因此，他们既思想相通，也就相处如兄弟了。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进入高潮。先祖与杨昌济同在岳麓书院读书。两杨常相邀去听浏阳谭嗣同演说的变法之道。在书院也积极地参与变法之事。书院山长王先谦却顽固地反对变法。年轻气盛的杨毓麟少不了要聚集些激进的学子围着王先谦辩论，好几次弄得王尴尬不已难以脱身，大骂这些“乱臣贼子目无师长”。
　　 杨毓磷此时己初步具备激扬引领的领袖风采。
　　
　　 二
　　 杨毓麟从小“精研佛理，及经史百家”，惟非常人，做非常事，即是他立世的风格；而杨昌济则是另辟蹊径，专究心理学。就其学术思想来说，两人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俩人之间年轻气盛有时免不了一些争执。性急好辩的杨毓麟可就顾不上有“叔祖”之尊的杨昌济有什么失了颜面的时候，也会说出一些“格乎不入”的犯颜之言。但豁达厚道的昌济也并不计较，只是劝劝毓麟多看点宋儒之类的书也就罢了。应该说，他们之间这些学术上的差异并未妨碍俩人之间的思想交流。争也就争了，俩人以后仍一如既往地刻苦好学，相互切磋，互勉互助，关心时局。他们的友谊随时间的发展而与日俱增。
　　 1900年（光绪廿六年）三月，先祖杨毓麟二十八岁即东渡日本留学。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研习文学，后转早稻田大学政冶经济科学习。入学不久，即闻老友唐才常在国内筹划自立军起义反清，声震东南。杨毓麟得信后即毅然回国，相助参与其事。辗转几月，不幸起义失败，唐才常被捕牺牲。先祖侥幸脱身，再度亡命日本。
　　 在日本这段期间，毓麟经历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思想上，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影响，追求民主民生民权，思想愈加激进，痛感中国必须彻底推翻帝制，创建共和国体；同时，杨毓麟得以结识了很多后来成为中国政坛上名声显赫的人物。加入兴中会后，更是常与蔡锷、杨度等人到孙中山寓所拜谒，共商天下大事。1902年冬，与湘籍留日学生杨度、黄兴、梁焕彝在东京创立湖南编译社，编辑出版了《游学译编》，并担任主编。该刊以译述国外学术、教育、军事等为主，兼发其他富国强兵的文章。次年，历史上的“拒俄”运动爆发后，《游学译编》更是公开刊登宣传鼓吹革命的文章。在此期间，杨毓麟撰写了《新湖南》一书，署笔名为“湖南之湖南人”。此书正式出版发行后，流传甚广，声震海内外。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确实为辛亥革命准备时期宣传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著作之一。
　　 在“拒俄”运动中，杨毓麟加入到留日学生所组成的“拒俄义勇队”，日夜筹划宣传鼓动，不遗余力。但因日本警察的武力干涉，拒俄义勇队被迫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杨毓麟和陈天华被推为本部任事。以后，他又和黄兴、陈天华等人均被推选为该会的“运动员”，分头回国进行发动和筹款工作。杨毓麟回国后主要负责江南一带的联络和筹款工作。我曾听到外婆讲述其父“毁家革命”的故事，正是发生在这一时期。据说他回去后，为筹集革命军费，即瞒着自己的家人将田契偷出，托人偷偷卖掉了近六十亩田。当他父亲知晓此事后，跌足大哭，迅疾着人四下搜寻这个“败家子”时，他已是早将银票放入袋底，连夜经长沙水路去了九江，投奔革命党而去。
　　 令外婆生前最为庆幸的事，便是多亏了对封建礼教嫉恶如仇的父亲让她的一双天足得以了保留。外婆少女时期虽至为痛恨封建家族为她缠足，但严厉家规之下，遭此封建残酷陋习实难幸免。正当她一双天足被白布紧裹，肿痛难忍，步履艰维，倍受煎熬之时，被父亲发现，急令家人将女儿双足“松绑”。此刻女儿“缠足”已过七天，脚趾已然变形，再迟就很难“物归原主”了。一向与夫人俪鸿相敬如宾的父亲，刹那间动了雷霆之怒。为此事，夫人丽鸿少不了受到丈夫的一番严历呵斥。据外婆后来回忆，在当时封建旧礼教严酷压迫之下，全县稍有身份的家庭中，仅她和几位“开化”家庭女孩的“天足”能独善其“身”。由此可见，先祖与数千年封建礼教正面交锋所处环境之孤独和恶劣。显而易见，当时社会无论贫富，女孩大都无缘读书。先祖以此事为契机，明令责成家里应允了女儿的读书要求。若干年后的文革期间，作为晚辈的我，当看到年届耄耋的老外婆偷偷地躲在纹帐内读书消遣时（非常时期的“黑五类”分子只能如此），我感到了一丝惊讶。
　　 令人震惊的另一件事，即是他回国之前与黄兴、苏鹏、周来苏等赫赫有名的革命志士（湘籍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并在横滨研制了十余种爆炸物。此次制造炸弹一事开中国革命党人自造炸弹之始。杨毓麟回国后，即与直隶的张继和上海的何海樵多次聚会，策划以革命的暴力“与敌相搏”，相机潜入颐和园炸杀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很多时候，仁人志士们对历史的矫正可能会是一厢情愿的事，历史仍然会惯性地循着原有的轨道行驶，他们功败垂成。不然也不会有谭嗣同临刑前虽有“我自横刀仰天笑”的豪气却不免有“以我为始”的悲情浩叹。当时酿成了当时轰动京师的炸弹之谜的结果，却是因党人泄密先期就遭到清兵的围捕，慈禧和光绪安然无恙而揭秘。不然，中国的历史会怎样重新写过，却是后人难以预料的。
　　
　　 三
　　 黄兴等人在长沙筹划组织华兴会后，杨毓麟即于1904年春在上海设立爱国协会，作为华兴会外围组织，与章士钊分任正副会长，负责沪、宁、江、淅等方面的联系。不久，华兴会在长沙起义计划先期暴露，遭到清兵搜捕，黄兴化装逃往上海，避居在爱国协会。
　　 长沙起义失败，导致多名革命党人暴露。当时杨毓麟正主持启明译书局。鉴于情况紧急，此时改名守仁，连夜逃往北京。在京期间，得张姓友人相助，任京师译学馆教员。按杨毓麟的“从事中央革命”的理论或是“发难边区不如袭取首都收效之速”的革命构想，他千方百计地想进入京师政界发展，以蹈晦之计“蓄芳以待来年”。
　　 通过在北京一年多来联络旧友，钻营官场的努力，终于有了点“从事中央革命”的征兆。来北京的次年夏秋之间，趁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机会，杨毓麟谋得一个随员的职位同赴海外日本。甫抵东京，即听闻友人盛传同盟会刚刚成立，他即赶紧与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人等老友联系上，正式加入同盟会。此时的同盟会刚刚开张，极需人手。经过大家多方紧急协商，杨毓麟随即借病推托了随员的任务，滞留在东京与同盟会战友们一起开始了紧张而有序的革命工作。杨毓麟所担任的工作仍为老行当：反帝反封，宣传革命。次年，与陈家鼎、宁调元、仇式匡等创办了一份《洞庭波》的杂志，刚出一期，即亮出该刊反帝反封的旗帜，干脆将刊名改为《汉帜》。极富战斗力的《汉帜》主要揭露清朝统治者立宪愚民的骗局，大力抨击梁启超等君主立宪主张，强调反清革命。这本杂志偷运到国内后，不啻给当时民智未开的封建中国注入了一剂强心药，也为封建中国的反帝反封吹响了民主革命的号角。
　　 1907年奉同盟会差遣回到上海，杨毓麟又与于右任等创办《神州日报》，并出任主笔（总撰述）。该报是当时同盟会在国内东南八省进行革命宣传的重要言论机关，特别重视主版社论一栏，该栏目多为批评时政、切中弊害著称，杨毓麟为社论主要撰稿人之一。当时，于右任称：“杨笃生是对于《神州日报》最努力的一个。长于小学，熟谙国史，血性尤热烈过人，故其文，能以坚确之词义，抒其真挚之感情，深切地注入读者。”先祖与杨昌济交往时，将其文章美为“才情并茂”，似乎在于右任这里得到了佐证。
　　 杨毓麟遗有给家人、朋友的信扎近百封，诗词若干。读着这些记载先祖的史料，我不禁想到：一个国家乃至一个人的命运走向有时会因为一个小小的转折而出现面目全非的结局，这也许是冥冥中的命运使然，很难猜透是偶然还是必然。
　　 先祖杨毓麟十年中奔波于革命，仅四天在家奉母。为进一步考察欧洲各国政体及到海外筹集革命军费，1908年这一年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赴英考察。然而，这一决定却带来凶耗而留下不为人知的伏笔。
　　
　　 四
　　 这年，清廷派大臣蒯光典为中国旅欧留学生总监出使欧洲，杨毓麟被聘为秘书，同赴英国考察中国留学生学习状况。次年冬天，蒯光典因欧洲留学生风潮而被罢免总监职务，随即杨毓麟亦辞去秘书职务。究竟缘于何因详情己不可考，只是从他1909年11月4日写给夫人俪鸿的信中，可略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