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在文人墨客笔下，是一首清丽温婉的诗；在旅人的行囊里，是充满诗意的出发；在热爱生活者的眼中，仍是一个斑斓的梦；而在我的少年时光里，每一个清晨却是必须把握住的生活希望。我的清晨，不是童谣的仙境，不是绚丽的图画，更不是可以恣意弹奏的乐曲，真像一杯微苦的酒，却飘着一缕缥缈的醇香。
　　 一抹晨曦，给清晨涂上了梦幻的色彩；一声鸡鸣，唤醒了每天的生活希望。清晨，少年的我，推着一辆独轮车，叉开腿，弓着腰，凝视着远方，前倾着身体，推开了弥漫的晨雾，也拉开了改变贫穷生活的帷幕……
　　
　　 一
　　 没有想到，我上高中那年，父亲居然对司晨的公鸡没有好感了，有一天还拾起一块石头，朝着傲立于墙头的公鸡扔去，还无端地恶骂了一通。
　　 “今儿，把那只公鸡汉子宰了吧！”父亲没头没脑地在妈面前说了句让我不解的话，这只公鸡，他曾经说留待过年的时候宰，现在却提前了，为什么？还有，公鸡本来就有性别，为什么还加个“汉子”，他难道是因为讨厌，才这样说？
　　 我家没有闹钟，不能惊醒每一个早晨；那挂座钟更是老态龙钟了，早已不能整点报时，只有“滴答滴答”的节奏声还算正常。宰了公鸡，拿什么司晨？
　　 1972年的秋末，我上高中十几天了，几乎与贪睡告别了。秋晨睡懒觉，偎被窝，是每个孩子的惯性，可我已经享受不到秋晨的好梦了，每天早晨要起来干农活，靠的是公鸡打鸣唤醒。把公鸡宰了也好，父亲是怕打扰我的好梦吧，我心中一喜，必须宰！
　　 “也好，用不着公鸡打鸣了。”母亲从来都是附和着父亲的意见，还要说出简单支持的理由。
　　 我想，也是。父亲每天早晨天不亮就坐起披衣，摸索着那竿被烟火烧得不成样子的旱烟袋，“吧嗒吧嗒”地抽旱烟，烟袋锅里的红火星太刺眼，呛人的烟草味会让人一个劲地咳，还要公鸡干什么！
　　 不知何时，公鸡被父亲宰了，猪圈外一堆黑色和褐红色混杂的鸡毛，没有进屋就闻到公鸡炖山蘑菇的奇香。
　　 “使劲吃，补补身子，上高中，累脑子，就得公鸡补开窍……”母亲的想法就是特别，吃鸡肉跟聪明有什么关系。她看着我夹鸡块吃，也不动筷子，就是毫无道理地唠叨，算是又添了一条公鸡该宰的理由，可眼睛里泛着泪花，有点不舍，毕竟是与她朝夕相处的家禽，宰了，她肯定心疼。
　　 其实，公鸡打鸣，我根本就听不见，甚至有时候公鸡不叫，我就被叔叔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他是生产队长，每日早晨四五点钟就敲门，敲响门环就像上课的铃声，再扯着嗓子喊着我的小名，招呼我起来干农活。我偷偷骂过他是“周扒皮”，只会“半夜鸡叫”，可见了他我就胆怯，不敢做出叛逆，乖乖地去叔叔家推独轮车，跟着整壮劳力推粪。
　　
　　 二
　　 我家还置办不起小独轮车，我尚在读书，独轮车似乎也派不上用场。可那天妈妈突然拿出一条“车攀”（两端挂在小车的推杆上，人用肩膀在中间搭着，便于用力推车，用几根细绳缝制在一起，外面用破布包裹着），我看了半天不说话，母亲眼里闪着泪花，也充满了期待。我那时个子不高，原来的车攀不合适，母亲量好了尺寸，偷偷做了一条。
　　 我成年了，那年我15岁。生活的艰难我并非不知，妈妈吩咐我搂草、打柴、割猪草，我从来不说一个“不”，心知那是为父母分忧。真正可以担负养家责任，是从母亲递给我的这条车攀开始的。
　　 我老屋门前是一块很大的粪场，周围各家的圈肥都集中在这里，到了种麦季，粪堆很高，站在门口也看不见对面七四叔院里的几棵杏树。把这些土肥运到地里，是壮劳力早晨要干的事儿。
　　 队长，我称“贵叔”。他总把小独轮车早早就放在了粪场，等我起来装车。开始几次，他提前将车装满土肥，我起来也不等那些壮劳力就驾车走了，队上规定，一个早晨往大砚山推粪两趟，就可以记两个工分。
　　 从粪场到大砚山大约4里地的路程，沿着村路出村，很平坦，到了大砚山根，就是推粪人血脉喷张的时候了。山不是很高，海拔约一百米，但陡峭，为了种地，开辟了一条路，呈“之”字形状，可到了坡度大的路段，还是难以直线上行。
　　 我们队的耕地，70%在大砚山，真正考验一个男人是不是能拿得起10个工分，就是看早晨能不能独自推粪到大砚山山顶。我曾经非常地痛恨大砚山，为何山顶是平的，如果就是一两块地也不让人犯愁，上面居然有百亩。男人就是推粪也不一定全挣满工分，个别人除外，队上的老岩哥不在其中，除了推粪一天拿10分，干别的活儿就挣8分，他很笨拙，凡地里的活，除拔草，别的几乎不会。队上规定，其他地块送粪的任务留待白天，并不限定推粪次数，差不多都是平坦的路，在送粪回来的路上，大家可以磨洋工，慢悠悠地走着，还有的故意停下，支起车子，检查车胎，看看车辐条，动动车骨架看看结实与否。贵叔看见了，眼睛气得都充血，可就是不作声。
　　 贵叔可能是做了提前安排，几天后的“晨推”，都由大胜哥陪着我，他刚刚结婚几个月，队上提拔他当了副队长。他力气大，沿着陡峭的山路可以一口气把土肥送到地块，一连三天都是这样，然后在路边看着我向山顶推粪。现在想，也许他是给我做榜样，或许就是给我无言的精神牵引。在最为陡峭的百米长坡上，他做了我的指挥员，要我反复走“之”字，说要耐心地走，让坡度在脚下变成平地，减少摩擦力，大约需要20多个“之”形路线，才可以到达山顶。
　　 我站在地里，真的不想再走下那条路，山后是一片槐树林，我曾经想，要不就躲进去，藏了小独轮车，等再推一趟的时间过去，然后装模作样推车下山。这个想法，也被大胜哥发现了，他没有指责我的私心，只是说，贵叔的粉笔不知是谁给的，从来也使用不完。我傻得马上要避开他对我的猜疑，涨红了脸说我可没有偷老师的粉笔豆。他笑了。我突然想明白了，贵叔也是心明眼亮的监工人，全队30多个整壮劳力，每天“晨推”，他一清二楚，我家老屋的西院墙上都被贵叔画满了符号，谁想耍赖偷懒，简直就是妄想。
　　
　　 三
　　 不用多想，偷懒的想法根本不能出笼，还有一道关口，一人把关，万夫莫开。每天傍晚，全队干活的四五十号人都齐聚在只有两间房子的记分室，屋内屋外都是人，贵叔就端坐在一条板凳上，嘴里叼着纸卷烟，呛得一只眼睛闭着，一眼眯缝着。负责记分的林强哥，听着出工人申报分数，有时候抬头看看贵叔，用眼睛在交流着，认证着。
　　 记工册上不能涂改，林强哥是高中毕业生，写字很好看，才有资格做记分员，而且贵叔还夸他数字写得很专业，想涂改也不可能。最主要的是，贵叔身边凳子上还放着印泥盒，一手拿着自己的图章，细长的那种，只刻了三个字，没有“印”字。每次记分完毕要他盖章，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和大胜哥结伴推粪也结下了情意，他也同情我上学还要干活挣工分，有时候起得早了，我们便坐在山根歇一下，他穿一双“乌鲁梆子鞋”，大约是这样几个字，舍不得穿袜子，这种鞋就合适光脚穿，就是剪一块生猪皮，四周用麻绳串联起来，在脚腰的位置用一根细绳系着，鞋里不透气，老臭，且脚在鞋里就像在稀泥塘里，很不舒服。他看着我崭新的军用鞋，说：“太可惜了，还不好好干活！”军用鞋是我新英姐的丈夫从部队捎来的，我也舍不得穿着推粪。
　　 “不好好干活”的评语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他是副队长，说话当然有分量。原来他是在提醒我有作弊行为。
　　 贵叔早起，总是把很实的土肥装在车里，太沉重，有几天，我起得比贵叔还早，铲那些用麦秸沤制的土肥装车，上面用实肥盖住。可能是贵叔告诉了大胜哥，一连几天，大胜也很起早，我根本没有作弊的可能了。
　　 让大胜哥更羡慕的是，我在推粪的间歇里还要回家喝一碗炒面糊。母亲算计着他推一趟的时间，早就用开水冲好一碗炒面糊，合适的温度正好入口。母亲也给大胜哥冲一碗，可他怎么说也不喝，路上告诉我，他不能贪这个便宜。我告诉他，我母亲很生气，他要我回家一定解释清楚，他这样表现，是期待年底村里推荐招工名额里能够有他的名字。后来，年底果然去了公社的“战山河突击队”，终于端上了令人眼馋的“铁饭碗”了，其实，还是没有脱离农业劳动。
　　 周日也不能睡懒觉，我也特别懂得家里生活的艰辛，“晨推”两趟之后，我去欣赏山下的水稻田，沉重的稻穗低着头，很想撸几串回家让母亲熥一碗大米干饭，可想想大胜哥的话，这样的想法马上就遁去了。
　　 沟壑两岸是浓密的杂草，秋收以后，这些杂草也还在沟边，想想放学以后还要去山上割猪草，我便弯腰拔草，并不费力。回家撂在院子里，父亲几乎是一根一根地捋顺了那些草，摆在石条上晾晒，干了后在门前堆一个草垛，原来是用来冬季粉碎喂猪。好像从那时，父亲的脸上总算堆了笑意，我也懂得了怎样为这个家去打算做点事情。
　　
　　 四
　　 “晨推”差不多伴随了我两年的高中生活，身体也因锻炼而强壮起来，也给母亲添上了一些忧愁。往日，我去上学，母亲起早煳一个玉米饼子，里面夹一块咸鱼，或者是“秋扣子”，刺儿很多，但便宜，三五分钱一斤。或者是好点的小“玻璃叶子鱼”，鱼身中间只一条骨刺，很好吃。后来母亲发觉我晚上回家狼吞虎咽，就多给我做一个饼子，可因此也给这个贫穷的家增添了负担。
　　 “晨推”之后，我必须跑步上学，家距离学校六里地，要经过那片茂密的槐树沟。每到五六月的时候，槐树花开了，老远就闻到了芳香，因花香吸引着，我却并不急于上学了，而是从家里弄来一根很长的竹竿，一端缚上铁钩子。冲进槐树林，挑选那些朵儿大的花嘟噜，竿起花落。槐树花若开得败了，就不好吃了，要选准时机。若等晚放学，一天最好的槐树花早就被人采走了。我采下一堆，跑很远找隐秘的地方藏住，连竿儿也藏在庄稼地，等傍晚放学后背着回家。
　　 这段时间，我上学拿的干粮就不是纯粹的玉米面饼子了，白白的槐花开在了饼子上，变得微黄，食欲也大增。母亲说，一个周上学能省下好几瓢玉米面了。
　　 到年底了，这是我父亲最犯愁的时候，乡亲们都很关心干了一年，刨除口粮钱，可以剩下多少年收入。这个时候，父亲总是把门关得紧紧的，临街的声音无论如何沸腾，他都闭门不出，仿佛是躲进了一个世外桃源。贵叔是父亲的亲弟弟，每到年终决算，他从老街的东头喊到西头，吆喝着人们去领崭新的票子。可走到我家门前，他马上闭声，悄悄走过，我父亲从门缝也看见了他，什么话也不说，只嘟囔一句：“几个臭钱！”
　　 父亲是羡慕生嫉妒啊，我心中这样想，可不敢言语，怕冲了他的肺管子，这个时候，也是他痛心疾首的时候，我也只能耷拉着脸，和父亲保持着感情上的一致性，很怕和父亲的目光接触，刺痛彼此的心。
　　
　　 五
　　 1972年的年终不一样了。父亲早就从队上会计那里得知年终决算分配的时间了，一大早就大开了街门，搬过一块石头放在门边，摆了一个暖瓶，放一只碗。寒冷的天，这样做，显然是背时的，父亲早就在心中盘算了，今年要有剩钱。
　　 前几天刚刚送走了一头320斤重的肥猪，还是特等的，赚钱不少，加上养猪积肥，口粮钱足够了。尤其是加上我每个早晨推粪挣工分，那简直就一笔值得期待的惊人收入了。
　　 “哥，”贵叔走到父亲跟前笑呵呵，“今年好，16块。”父亲并不言语，他在弟弟面前总是摆出老大的派头，他只“嗯”了一声。其实他心中也已经波澜澎湃了，尽管他早就从会计的嘴里得知了大概数目，零头他没有问，可报喜的声音还是让他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
　　 算来也是有14个年头了，他没有资格去听老街上吆喝年终分配的声音，只在这一年，他不顾寒冷，也要在街门口等待喜讯。
　　 父亲亲自去领取了分配的钱，回家，颤抖地交给了我母亲，我站在房门边，兴奋地看着，心中更期待父亲转身说说我在这笔钱里的分量。
　　 “小荣，”父亲很少唤母亲的乳名，“得30几把鸡蛋才换的来。”
　　 母亲眼里噙着泪花，一句话也不说，仿佛是一尊雕塑，始终紧紧地握住那笔钱。
　　 那些年，母亲逢市集都要踮着小脚跑六七里路去卖鸡蛋，一把鸡蛋是10个，那时，个大的，蛋壳呈褐色的鸡蛋才5分钱一个，一只鸡开张下蛋，至多可以下50左右，她喂养了八只鸡，那些年的油盐酱醋，全靠鸡蛋来换。
　　 父亲没有忘记我。他点燃了一锅子旱烟，并不看我，只看袅袅的烟圈，说：“去供销店，给孩子买一条好点的毛巾，做个好点的书包。”一条毛巾对折起来，两边缝好，出口那用一根绳子穿起来，就是漂亮的书包了，不敢奢望商店里卖的成品书包。
　　 我的眼泪根本控制不住，撂下了破门帘，偷偷拭去。
　　 “儿子大了，我们家就有了奔头。”父亲似乎是在做着年终总结，更是前景展望，“儿子‘晨推’就挣了178分。”
　　 每晨2分，这是89个早晨。
　　 农谚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我们家可是一年之计在于晨。两年半的高中生活里，我比别的同学多的是丰富的早晨。
　　 鸡鸣，是诗意的司晨，可我家的公鸡还是被父亲拿来给我做了长身体的补品，我心中装满了感激。蜿蜒陡峭的山路，洒下了我多少汗水，换来了我的难忘无悔的少年记忆；炊烟里那碗炒面糊的香气，在晨曦里氤氲弥漫；在半个月亮的婉影里，又在半个太阳的明媚中，薄雾打湿了我的眉毛，清晨的雾仿佛有着莫名的香气，弥漫在那条山路上，尽管很朦胧，可我仿佛穿透了迷雾，真正看见了生活的希望。
　　 晨啊，让我一生感到丰盈，现在听不见了贵叔清晨的吆喝了，只有风时来轻叩着窗户，只因那最有意义的“晨事”已经在我的心底沉淀，无论是秋风聒噪，还是朔风吼叫，总是想起，每个早晨都是那么美好，美好得让心中的希望可以长出灿烂的霞光……
　　
　　 ——2018年11月2日首发江山文学